国民革命军占领京津与蒋介石的谋略

攻克京津,占据北洋中枢的所在地,彻底剥夺北洋军阀的全国统治权,是国民革命军再次北伐的既定战略目标。自“济南惨案”严重地遏制了北伐的军事攻势后,以蒋介石为首的北伐军将     

直奉战争之后的北京政治——段祺瑞临时执政府对北洋体系的整合

第二次直奉战争之后,韬光养晦的段祺瑞应时而出.担任"临时执政"之初,段企图通过召开善后会议,联络各方实力派,推进"和平统一",并利用军阀之间形成的暂时均势,从内部对北洋体系作一番整合.其间经历了不同政治体制的艰难选择,以及各派政治势力之间"务求燕雀均衡"的权力分配.然而,由于段政府缺乏军政实力,没能形成为南北新旧各方认同并拥戴的权势中心,其整合北洋的努力未著成效.这一政治结局,使中国丧失了和平统一的最后机会,预示着中国政治问题的根本解决将转而经由北洋体制之外的途径,同时也预示了北洋体系最终崩殂的历史命运.     

蒋介石1928年统一前后政治运筹评议

1928年统一前后,是民国政治转折的重要关头,中国的统一面临来自帝国主义势力和军阔主义势力两个方面的挑战。身处其间的关键人物蒋介石在外交上采取措施,尽量减少北伐统一中帝国主义势力的掣肘,避开并侧面对抗日本对中国统一的阻挠,成功并且策略地抵制了日本的侵略。在二次北伐中、蒋介石消灭北洋政权,促成东北易帜,打击了军阀势力,推进了国家统一的进程;但在军事善后的过程中,蒋介石以裁兵削夺异己势力,使国民党派系矛盾再次激化,引发新的内战,统一局面得而复失,构成严重政治败笔。事实表明,1928年统一的成效是有限的。     

陈宣帝太建北伐述论

陈氏太建北伐,系东晋南朝北伐史上的绝响之作。陈宣帝太建北伐的政治策略,是联周击齐;战争进程是先取江淮,而后强争黄淮交战于周。就南北对峙军事要地与江左国土安全关系论,太建北伐是内含战略防御与战略进攻的双重底蕴的。但陈氏起于南朝末造,经济武备均不及北朝,陈宣帝不能审此而失之烛远,穷兵远略将不可避免最终的失败。太建北伐始胜于周齐交争之隙,终败于北周统一北方之际,要在“合纵图齐”政略选择的失误;太建北伐最终归于失败,要在不仅折兵阃外再失淮泗,而影响亦及于南北统一的历史进程。     

北伐大变局中的梁士诒与交通银行

梁士诒是北京政府老臣,是众人熟谙的北洋"财神"。在其亦官亦商的政商道路上,交通银行是最重要的驿站之一。在北伐前后的南北大变局中,梁士诒作为交行的灵魂人物,其在南北间的运筹,虽然难以排除政治投机的成分,但更多还是呈现了一位银行家在政权更迭中的现实顾虑及复杂应对。梁士诒和交通银行或为此一时期银行家、银行及政治间交缠纠葛的一个典型例证。     

北洋时期的政治分立与司法统一

在北洋时期的多数年份里,全国绝大部分省区与北京政府都保持着司法统一.南北政治分立使南方各省与北京政府之间的司法关系发生了不同程度的断裂.南方各省之间的政治状态以及司法行政与审级管辖的差异导致各地司法关系断裂的不同步.促使司法关系中断的最主要因素,是南方各省建立了最高审判机关.     

论刘裕北伐南燕之战

公元409年,东晋刘裕北伐南燕,最终灭掉了南燕政权。这次北伐取得胜利,除了刘裕战略布署得当、指挥有方及慕容超狂妄自大、腐败无能以外,主要原因是此次北伐,负有收复中原、统一南北的使命,得到了中原汉族人士的响应和支持。刘裕北伐南燕,也是东晋历次北伐影响深远的一次。     

北伐时期奉张与宁蒋议和再研究

北伐期间,奉系与蒋介石曾有过三次和谈.第一次,奉蒋达成消灭吴佩孚、孙传芳的共识;第二次,在阎锡山斡旋下,蒋介石要求奉系改名易帜,为奉张所拒绝;第三次,蒋受津浦路军事失败与宁汉分裂的影响,同意奉系先军事后政治的方案,并意图形成奉晋宁三角同盟的局面.然而,在即将达成协议时,三角同盟因蒋介石下野和张宗昌搅局而夭折.透过谈判过程中的诸多史实,不仅再现了北伐时期奉蒋双方对南北妥协问题的考量与策略,亦可窥见这一时期南北军政实体互动过程中的复杂面相.     

《百战归田录》的历史价值

在20世纪的历史长河中,武汉经历了一场大战事。即1926年秋北伐革命军与北洋直系军阀军队对武汉三镇的攻防战。前者简称“南军”,后者简     

论蒋介石的“训政”思想

蒋介石(1887—1975),名中正,原名瑞元,学名志清,字介石,浙江奉化人。蒋介石在北伐告成后,藉口实现孙中山的“建国大纲”,提出了“实施训政”的口号,至1948年“行宪国大”的召开,“训政”达二十年之久。笔者不揣疏浅,仅就蒋介石的“训政”思想作一论述。1928年6月,蒋介石北伐讨奉胜利,中国南北实现形式上的“统一”。8月8日,国民党二届五中全会在南京召开,会议     

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的指南--学习江泽民同志"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

江泽民同志关于“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是我们党团结和带领全国人民实现跨世纪发展宏伟目标的行动指南，它要求我们必须适应时代发展的新需要，必须回答实践提出的新课题，从思想观念、工作内容、工作方法、工作机制上不断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努力建设一支适应“三个代表”要求的高素质的思想政治工作队伍。     

诸葛亮的人生悲剧

诸葛亮悲剧是《三国演义》中最突出最动人心魄的悲剧,其悲剧根源颇值得探究。公元234年,诸葛亮最后一次北伐,终因积劳成疾,在距长安只有百多里的五丈原,诸葛亮怀着"悠悠苍天、曷此其极"的无限哀叹病死在军中,未能实现北伐曹魏、统一全国的夙愿。这种深沉的悲剧情怀曾经激起后代多少人同声一哭。难怪唐代大诗人杜甫也发出了"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这样的千古感叹!     

抗战时期迁黔续办的11所国民革命军军校(上)

如果说在1928年张学良东北易帜、国内统一之前,中国的军校培养将士的目的是用于军阀混战或国内统一战争的话,那么在北伐统一之后所创办的国民革命军军校军则多了一条主要目标——抗日救亡。翻开中国近现代史,无论是在飘摇动荡的清末时代影响了一个王朝兴亡的保定军校,或是在风云诡谲的民初军阀时代高歌着"怒潮澎湃,党旗飞舞",一路北伐进而统     

另一个段祺瑞

段祺瑞是北洋时期皖系的头目。北洋时期应该算近代史最黑暗的时期：军阀割据,相互征战残杀,压榨盘剥百姓,独裁,腐败,阻碍全国统一。段祺瑞更是“三一八”惨案的制造者,鲁迅先生记念刘和珍一文早就把他鞭挞得体无完肤。     

新世界观的形成：东、西、南、北洋的概念流变

东洋、西洋、南洋、北洋,是自古以来中国人对外域地理的指向统称,此等概念不乏演变,反映出中国人视野在不断望远,留痕了中国人全球观的历史进路。明清时代的中国人对新世界的看法既是接引域外之学的结果,也是国人与时俱进开放意识的标示。中国传统的“西洋”被解构,原来的“西洋”变成了“南洋”,新的“西洋”重构为更远方的“泰西”;“东洋”“北洋”部分超脱原有地理指称的意涵,而多了些政治文化的内容。凡此种种名同实异,在新陈代谢中国人东西南北洋概念的同时,也形塑着中国人放眼全球的新世界观。从长时段来看,中国从来就不是封闭的国度,愈益开放是中华民族文明史的主基调。     

民国初年的陆军军界团体

民国初年,由于政治斗争的需要,各种党派社团,如雨后春笋,纷纷脱颖而出。仅就南北陆军军界而言,举其要者,北方有傅良佐等发起组织的“南北军界统一联合会”、姜桂题等发起组织的“北方军界联合团体”及“全国将校团”等;南方有黄兴等发起组织的“南北军人联合会”、“陆军将校联合会”及南京军界发起组织的“同胞社”等;稍     

贯彻落实“十七大”精神 开创地方志工作新局面

党的“十七大”是在我国改革发展关键阶段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大会。报告中从历史和时代高度出发,对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做出了全面部署,深刻阐明了党在新世纪的奋斗目标等重大问题,是党团结和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在新世纪新阶段继续前进的政治宣言和行动纲领。贯彻落实好“十七大”精神,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首要政治任务。地方志工作者要深刻领会“十七大”精神,用“十七大”精神引领地方志工作,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推动地方志工作稳定健康发展,努力为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服务。     

孙中山的讨陈方略与北伐开局

平定陈炯明叛乱、改组国民党、北伐统一全国,是孙中山晚年面对的重大问题。三者既密切关联,又轻重有别。孙中山以东西两路联军并举战略,讨伐"西和东拒"之陈炯明。东路军以闽省为后方吸引陈军主力,在桂省以滇军为主的西路军击破陈炯明"西和"策略而据有西南中心广州。与马林偏重将平叛与改组两个主题对立理解不同,鲍罗廷妥善处理穗、沪之政治地位关系,说服孙中山推动改组,使原来以军事为主的广州,成为涵括军事、政治、外交多方内容的国民革命基地,以此辐射上海、西北、北京,从广东走向全国,北伐开局战略得以继续推进。     

论社会心态对北洋历史进程的影响

社会心态是人类群体、民族、团体及个人受一定社会环境影响,在意识行为上的反映和表现。其表现形式较政治、经济难以把握,也容易为人们忽略,实际上社会心态却对历史进程起着重要的影响。北洋时期的社会心态主要有“接受”、“回归”和“再选择”三种主流表现,这三种心态在北洋时期建立民国、复辟倒退和维护革命成果三大主题中,与政治、经济、化等因素一起构成推动历史运动的合力,共同影响着北洋历史的进程。这表明北洋历史运动的发展不是简单地由政治和经济两项因素所决定,而是由更多的因素包括社会心态在内共同作用的结果。     

略论北伐前夕国民军与奉直军阀联盟的战争

北伐前夕的1926年春,国民军与奉直军阀联盟在华北、中原广大地区进行了一场激烈的战争。这场战争对奠定北伐出师时全国政治军事形势的格局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本文试就这场战争的背景、经过及其影响作初步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