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分的果实:土改前后晋西南的果树分配与乡村经济

传统乡村经济结构类型多样,既有以农、林、牧、副、渔等其中某项为主的单一化经营,也有农林、农牧等多元型经营,粮食、经济作物种植业所占的土地比例有多有少,对乡村经济的影响千差万别。通过解读山西西南部永济县一些村庄的《阶级成份登记表》发现,果树收益对乡村经济影响重大,果树分配和家庭经济状况存在密切关联。土改时期,重新分配土地对于改变村庄土地占有的不平等显然具有重要的意义,但是,这些村庄的家庭经济收入并不完全取决于土地面积的多少,同时还要受到果树经营种类、规模的影响。根据《土地改革法》,各个阶级家户的果树受到保护,没有被重新分配,从而影响了土改后至高级社时家庭经济的发展和演变。这不仅有助于重新认识土改的意义,而且有益于理解土改后乡村的社会分化问题。     

华北农民家庭人口生存条件分析——对20世纪30—40年代冀南农村的考察

在土地私有制社会中 ,农民家庭人口的生存水平与家庭占有土地状况和生产条件有很大关系。 2 0世纪 3 0— 40年代 ,冀南农村自耕农以上家庭在调查村庄约占 13 ,多数家庭有生存条件不足之虞。尽管土地缺乏者可以通过做农业佣工或从事非农活动维持自身和家庭成员的生存 ,但若没有一定数量的土地或比较完善的生产条件 ,很难摆脱生存窘境。贫穷使无地少地和生产条件欠缺的家庭成员的婚姻、抚养子女的能力以及家庭规模都受到影响 ,制约了农民家庭人口乃至区域人口的增长     

近代地权研究的资料、工具与方法——再论“关中模式”

“关中模式”在资料匹配性、土地买卖频率、分析工具、区域社会特征认识等方面尚有待进一步商榷。研究表明，有的地册只记载了村庄的某一田块，不能反映村庄整体的地权状况。另外，民国年问同地、同条件下的常田地权分配不均，和“关中模式”的特征不符。地册资料记载的土地买卖信息数量不全面，确定交易时间的上下限较困难，据此计算的土地买卖频率并不准确。利用吉尼系数进行地权分配研究存在局限性，吉尼系数高低并不能反映土地占有的具体状况。山、陕黄河沿岸区域社会特征的形成主要是自然环境的外部压力所致，并不完全是由于村庄共同体束缚的内部压力。     

云南藏区土地改革的特点分析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云南藏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进行了废除"政教合一"的封建土地制度的土地改革,给藏区社会带来了巨大影响。本论文简要介绍了云南藏区土地改革的进程,着重分析了云南藏区土地改革与全国汉族地区、少数民族地区、云南省内其他地区土地改革的不同之处。     

论明王朝治理安多藏区的策略及成效

安多在明朝经营整个藏区中具有特殊作用。明王朝把安多看作是经营整个藏区的示范区和桥头堡。明王朝对藏区的治理沿袭元制,并有所突破和创新治理安多藏区的原则是羁縻与怀柔并举,主要措施有“土流参治”、“僧官制度”及官办“茶马互市”等。总体而言,明王朝在安多藏区的治理是成功的,值得肯定的。     

清代家庭结构与基本功能

以自给自足小农经济、家国网络、大一统为显著标志的中国封建社会结构,表现为一个惊人庞大的家庭堆积。一个一个的家庭,是它元素形式。中国“国”、“家”不可分;“以孝治天下”;“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的传统,使得我们在研究中国封建社会结构,具体到清代社会结构时,须从对家庭的分拆开始。一、清代家庭结构家庭,是以特定的婚姻形态为纽带,以血缘关系（包括收养关系）为基础结合起来的社会组织形式。近代社会学家通常将家庭分为“核心家庭”、“扩大家庭”、“复合家庭”、“异常家庭”四种类型。当然,还有从其他角度,…     

济南:旧村改造谋私利

旧村改造原本是节约集约利用土地、盘活存量土地的一条有效途径,如今在山东省却被一些不法村委会和开发商“念”得变了形,成了“违法占用村庄集体用地谋取私立”的代名词。城市规划区内的旧村改     

试论藏区部落习惯法的文化成因及其改革

文化,是与人类共生的现象,“是一种最富有弹性的社会要素系统”①,就宏观而论,它可以大到与人类文明等量齐观;就微观而言,它可以小到一条规范、一种礼仪。我们所要讨论的藏区部落习惯法,其实也是一种文化,只不过它是大文化中的一个子系统。藏区部落习惯法的形成和发展,是与藏区部落整个社会大文化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它是在这种大文化圈内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具有鲜明特质,对人格转型产生无形影响的潜性文化的一种。因此,我们研究藏区部落习惯法,就应该把它放在整个藏区社会大文化圈内进行剖析和审视。一、藏区部落社会的基本特…     

浅谈对“9＋3藏区学生”的评价方式

四川省委、省政府一贯高度重视藏区民生工作,为进一步促进藏区经济社会发展,提升藏区人口素质,改善藏区群众生活质量,促进藏区长治久安,从2009年开始,结合“民族地区教育十年行动计划”,大力实施了藏区“9＋3”免费教育计划。该项计划教育改革的主要目标是为了全面提高藏区学生素质,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以适应藏区对人才的需要。因此,探讨更符合藏区学生特点和藏区经济社会发展的教育评价方式,以培养更多适应藏区旅游业发展的专门性人才就显得尤为重要了。     

甘南藏区的服饰

甘肃藏区地处甘青川交界的“卫藏通道”的腹地。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生活在这一方土地的藏族人民,在语言、服饰、婚姻等方面,在不同的地区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习俗,它在人们的观念形态的这个文化层面上反映了各地的历史传统、心理素质、审美意识等各不相同。但甘肃藏区由于地理、气候、生产条件的不同,历史传统习     

以家庭和谐促进社会和谐

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传统的家庭功能和结构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已不再是一个“家庭本位”的社会。但是,家庭在社会结构中的功能却仍然相当重要,家庭和谐仍然是社会和谐的基础,因而以家庭和谐促进社会和谐是我国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有效途径之一。建设和谐家庭,要在批判地吸收我国传统文化家庭和谐思想的基础上,通过内心修养,把家庭责任感内化为人们的情感追求。同时,既要提倡家庭成员基本的伦理关系,又要尊重与理解家庭成员自主的价值追求,提倡家庭成员之间的平等。     

家庭策略视角下的农民分家方式探讨——基于闽南北山村的考察

在传统的人类学研究中,有关分家方式的观点诸多,尤其是在关于分家原因上存在诸多不同意见。基于对闽南地区一个传统汉人村庄的考察,通过引入家庭策略研究的视角和方法,将分家看成是一个既受社会结构制约又内含行动者主体能动性和实践性的过程,突出家庭成员在这一过程中的社会主体性和能动性。     

大好哟——土乡“纳顿“

三川五大堡,这是一片美丽而古老的土地。巍巍凤凰山亘古以来用雄伟的翅膀护翼着这方土地,滔滔黄河千百年来用甘甜的乳汁哺育着这方土地,世世代代在这儿繁衍生息的土族人民,用勤劳和智慧赋予了这块土地极其厚重的民族文化内涵。这儿的每一块土地都蕴藉着一段动人的传说,每一个村庄都悠扬着“道拉”悦耳的曲调,每一缕空气都飘逸着酩馏酒的醉人芳香。而号称“世界第一狂欢节”的土族“纳顿”,便是在这块大     

浅析我国农村土地保障的困难处境

土地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是人类一切生产生活赖以生存的根基。对于现代的农村家庭来说,虽然不少家庭都发展除种植业以外的第三产业,但是对于大多数家庭来说还是以耕地为生活的主要来源与保障,以土地为家庭最基本的生产生活资料。“劳动是财富之父,土地是财富之母”,土地作为我国农民的“衣食之源、生存之本”为广大劳动人民提供着重要的保障功能。但是近年来,由于我国农村土地政策的改革以及土地本身的因素,导致了土地对于家庭生产生活资料保障方面已经逐步减弱。为此,笔者查阅相关土地的文献资料以及走访调查,进一步研究了致使土地保障制度减弱的原因,希望从中找到问题所在,并为我国土地资源保障提供合理化的建议。     

川边藏区交通“乌拉”及其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

本文主要记述了川边藏区交通“乌拉”的形成和发展,重点阐述了清季赵尔丰和民国时期刘文辉对“乌拉”的整顿和改革。在此基础上,论述了交通“乌拉”对川边藏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希望通过交通“乌拉”这段历史研究,能对今天“治藏安康”有所借鉴与启示。     

青海东部农村的土地流转制度创新

实行家庭承包责任制25年来,青海东部农村的土地流转出现了转包、“反租倒包”、入股以及使用权由集体支配等新的形式。本在对以上土地流转的新形式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提出应逐步建立所有权巩固、承包权稳定、使用权灵活的土地产权制度,并就促进农村社会深层改革提出了建议。     

试论中国古代土地私有权的产生

公田和私田是中国上古土地权利开始分化的起点。在村社共同体瓦解，土地从公有向私有的转化过程中，私人（以家庭为单位）需要面对发展壮大的国家。国家不但僭越了社会共同体所享有的“公田”收入并将其转化为征税权，而且不断的将征税权扩展到所有的土地。对于国家而言，土地制度的核心不是土地的归属，而是土地的经营与赋税征收，这使得中国古代，土地私有权发展的空间极其有限。     

新型城镇化下中部流出地村庄的人口转型特征与微观成因——以湖南岳阳市为例

新型城镇化驱动下,乡村人口转型呈现就近非农化不断增强等新特征。本文以岳阳市为例,首先揭示人口转型的总体格局,选定城关型、偏远山区型、传统农业型三个典型村庄,全面透视其外出、常住人口的转型特征,揭示自然本底、地域经济、社会服务的影响。发现：中部地区人口以流向省外为主,但回流增强,主要流向镇街;城关型村庄人口以就近（地）非农化为主;偏远山区村庄异地城镇化为主、就近非农化为辅;传统农业村庄人口外流、就近城镇化与非农化并存;村庄资源禀赋及利用程度、地域经济水平、生活服务配套等对人口外出程度和距离、择居（业）、年龄和家庭结构、村庄兴衰有不同影响,城镇化应因况施策。     

藏东村庄村长访谈录——西藏农村的政治、法律与公共服务（之一）

自2000年开始,中国社会科学院藏区发展课题组,一直在西藏农村做调查研究活动。2005年7—8月,课题组又沿着川藏公路在四川省甘孜州和西藏自治区昌都地区进行了学术调研。根据课题组的业务分工,我负责对藏区村庄的政治,法律及公共服务等问题的调研。在广泛的调研活动中．我从各村庄的政治领袖们如村长（包括自然村的村长或称为组长）、党支部书记等那里获得了大量真实,生动而又发人深省的田野素材。笔在此将其中的部分访谈记录奉献给广大读。通过这些字,我们可以窥见西藏农村的发展现状及面临的问题。     

从秦汉家庭论及家庭结构的动态变化

商鞅的“分异令”规定成年兄弟必须分家,并非只能形成核心家庭。“五口之家”以“父母妻子”组成的简单主干家庭为其标准形态。不能把汉代家庭锁定为“核心家庭”。汉代还有相当数量的一般实行“亲死分家”的成年兄弟同居家庭。研究家庭结构应该注意不同阶层不同地区的差别,注意它的发展变化。主干家庭、核心家庭、联合家庭是相互依存、相互转化的。按家庭结构的动态变化,可区分为“分异”型和“同居”型,历史上不同时代家庭结构呈现的不同面貌,主要是这两类动态家庭结构的消长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