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及吐鲁番出土唐写本《论语》注本研究概述

自清末以来,在敦煌及吐鲁番地区出土了唐写本《论语郑氏注》、《论语集解》、《论语义疏》、《论语音义》等《论语》注本,学者们通过对这些《论语》注本深入细致的研究,得出了许多新见解。     

卜天寿《论语郑氏注》写本和唐代的书法

在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发现了许多珍贵文物,1969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吐鲁番唐墓中出土的卜天寿手抄《论语郑氏注》,就是其中之一。去年《文物》第二期《唐写本〈论语郑氏注〉说明》一文,谈到这个手抄本的书法说:"书法虽不算很好,但出自一个十二岁的小学生,也可以看到唐代人书法水平的一个基点。十二岁写的已经能到这样程度,唐代书法艺术所以那么发达,正是由于这方面教养的效果,这又是艺术史上的价值"。从报刊上看了影印的这个抄本的部分书迹,又读了这段话,对我很有启发。义学生卜天寿,不过是个十二岁的孩子,手抄的《论语郑氏注》能达到这样的书法水平,绝非偶然,而是唐代书法发达的表现和     

敦煌文书中的第四件《论语郑氏注》

隋唐以前为《论语》作注释的有几十家之多,其中以东汉经学大师郑玄的注本为最有名,时称《论语郑氏注》。隋唐以后,各家注本绝大多数逐渐失传,《论语郑氏注》也不例外。为了弥补这一损失,清人马国翰等潜心悉力搜辑失传了的各家注文,把它们收在《玉函山房辑佚书》里,其中《论语郑氏注》分量很少,大概还不及原书百一,使经学研究者十分惋惜。清末敦煌文书出土以     

日藏敦煌写本《论语》校勘记

<正>2011年10月,笔者应邀访问日本国学院大学文学部,商讨双方合作事宜。期间参观大学图书馆,主人遂将馆藏古写本《论语》出示。当时发现其注释与刊本不同,颇疑其为轶失之《论语》古注,但旅途中无法与敦煌吐鲁番写本《论语》比对,无法确定我的猜测。于是将该写本全部抄录、拍照,留待回国研究。此后,一直忙于他事,所抄录、拍照的资料被束之高阁。近日有暇,持其与已知敦煌吐鲁番写本《论语》比对,知其确为前所未见之《论语》古注。     

敦煌唐写本《论语某氏注》残卷志疑

《史学集刊》1984年第3期载有陈邦怀先生所作《敦煌写本丛残跋语》一文。该文第三部分为《唐写本论语某氏注残卷跋》(以下简称《陈跋》)。据介绍得知:此“敦煌唐写本《论语某氏注》残卷”为一照片,作者得之于天津云山阁古玩店,押角有“德化李氏凡将阁珍藏”和“本斋真赏”印章二方。残卷仅存六行,“行十三字,字大如拇顶,草书极精,经、注连写,经文大字,注文字稍小”。两章之间以○为区别。     

评胡克家《文选考异》之是非得失——以敦煌唐《西京赋》残卷校勘为中心

以敦煌唐写本张平子《西京赋》残卷校勘清代胡克家刻本李善注《文选》所附《考异》,既可见考异者之真知灼见,亦可见其妄断谬说。于是,对《敦煌吐鲁番本文选》编者饶宗颐先生之喟叹———“今人眼福,回非前贤所可及也”,深有同感矣!     

唐写《论语郑氏注》对策残卷与唐代经义对策

1964年,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27号唐墓出土了一些与《论语郑氏注》(以下简称《郑注》)有关的对策残片。这些残片后经整理者拼接缀合,成为一件对策残卷。笔者曾对此进行过考索,认为它原是唐代前期西州地区流行的一件《郑注》对策范本;并认为,《郑注》对策范本的产生,是唐代经义对策重视《论语》经义及郑注诸经的必然结果。由于篇幅限制,对于有关唐代经义对策的问题很少涉及。其实,有关唐代经义对策的问题很重要。我们知道,《文苑英华》所辑唐代对策中,没有经义对策。对于有关唐代经义对策的问题,譬如唐代经义对策的     

唐《水部式》所载“二水口大斗门”考辨

唐《水部式》所载“二水口大斗门”考辨萧正洪唐《水部式》（敦煌所出残卷）：“泾渭二水大白渠,每年京兆少尹一人检校。其二水口大斗门,至浇田之时,须有开下（闭）”。“二水口大斗门”原文所指不甚明确。王永兴《敦煌写本唐开元水部武校释》（载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     

陈邦怀跋唐敦煌写本《论语》某氏注残卷

陈邦怀先生《敦煌写本丛残跋语》(1984年《史学集刊》第3期)丛残凡五种,其第三种为《论语》某氏注残页,仅存六行。有“德化李氏凡将阁珍藏”及“本斋珍赏”两印。保之先生称其字大如拇顶,草书极精。经、注连写,经文大字,注文稍小,与通常所见唐写本经籍其注文作双行者,迥不相同。每章之末空一字,以与下章区别之,与汉石经同。注文非郑     

敦煌石室《晋史》写本乃孙盛《晋阳秋》考

敦煌石室《晋史》写本记录东晋太兴二年二月至六月间事,属编年体,其文献归属迄今未有定论。先唐众家编年体晋史,“多用《左氏》以易旧闻”这一特点为孙盛《晋阳秋》所专有,敦煌石室《晋史》写本与其表现出惊人的一致。先唐编年体晋史记录东晋元帝朝事者有曹嘉之《晋纪》、邓粲《晋纪》、孙盛《晋阳秋》、刘谦之《晋纪》四家。敦煌石室《晋史》写本和孙盛《晋阳秋》为追求叙事的完整性而打破年月限制的特点完全契合。与此同时,敦煌石室《晋史》写本对王敦的评价和《晋阳秋》一致而与邓粲《晋纪》相左又为追寻写本的归属指明了方向。上述证据表明,敦煌石室《晋史》写本当钞录自孙盛《晋阳秋》。     

读俄藏敦煌文书ДX．02174号札记

敦煌藏经洞发现的大量儒家献是敦煌献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敦煌本《论语》占了相当大的比例,是敦煌古籍研究重点研究的对象之一。敦煌本《论语》有《论语白》、《论语注》、《论语集解》等几种不同的类型,前人均有所研究,但现在又发现了新的种类,从而大大丰富了我们的研究范围和内容。     

读俄藏敦煌文书ДΧ.02174号札记

敦煌藏经洞发现的大量儒家文献是敦煌文献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敦煌本《论语》占了相当大的比例,是敦煌古籍研究者重点研究的对象之一。敦煌本《论语》有《论语白文》、《论语注》、《论语集解》等几种不同的类型,前人均有所研究,但现在又发现了新的种类,从而大大丰富了我们的研究范围和内容。     

唐写本《论语皇疏》的性质及其相关问题

梁皇侃《论语疏》(以下简称《皇疏》)于南宋失传。此书的日本刻本,于清乾隆年间传入中国,曾引起中国学者的重视和争论。二十世纪初,在敦煌石窟发现了唐写本《皇疏》(伯3573号)残卷,引起了学者们的兴趣。敦煌学专家王重民先生把敦煌写本与知不足斋翻刻本作了比较,认为日本刻本是日本人的改编本,敦煌写本才是《皇疏》的原形。此说至今似成定论。王重民先生学问渊博精深,但自云:"惜客中事冗,恨不得详考。"笔者有幸参加敦煌文书《论语》部分的整理工作,对写     

《敦煌写本解梦书校录研究·下篇》校订

敦煌写本解梦书是一类占卜文书,对于研究中古语言文字和古代民俗文化有重要价值。郑炳林《敦煌写本解梦书校录研究》是目前敦煌解梦书研究、校录的集大成者,但仍存在一些语言文字上的问题,影响着敦煌解梦书的解读。本文综合运用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等知识对其中的部分疑难条目进行了重新校读,希望有助于敦煌文献的整理及古代民俗文化的研究。     

丝路出土《尚书》写本与中古《尚书》学

丝绸之路沿线的敦煌、吐鲁番及于阗出土有《尚书》写本60件,主要为南北朝至隋唐五代写本,是研究中古时期《尚书》文本的重要资料。文章从隶古定《尚书》文本的发现、《古文尚书》的版本与分卷、《尚书释文》原貌、《尚书》与唐代科举、中原文化西传的实证史料诸方面对这批《尚书》写本所反映出的中古时期尚书学作了阐述。     

唐写本《论语郑氏注》说明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期间,我国各省、市、自治区,继续进行考古发掘工作,这次文化大革命期间出土文物展览是其中的一部分。这卷唐代写本《论语郑氏注》,即是这些文物中的一件,出土地点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吐鲁番阿斯塔那地区。卷中有两处写着抄书人的名款,一是"景龙四年三月一日私学     

敦煌莫高窟学术编年（下）

敦煌莫高窟学术编年（下）傅振伦中华民国元年（１９１２年）刘师培据伯希和盗去的写本照相片,写《敦煌新出唐写本提要》一卷公布在《国粹学报》。邓实等辑《古学汇刊》第一集（目录类）,由上海国粹学报社排印,中有清季诩灼所撰《敦煌石室经卷中未入藏经论著述目录》一...     

俄藏Ф242敦煌写本《文选注》的避讳与年代

诸家对于俄藏敦煌Ф242《文选注》写卷注者、抄写年代多有论列,其论皆据避讳以为说,但结论分歧甚大。又此写本不避唐高宗李治讳,故诸家皆否认它产生于唐高宗李治时期。但结合其它唐写本的讳例及唐代避讳制度与习惯来分析,这个写本符合唐高宗时特殊的避讳实情。再结合写本内容来看,可论定这个写本必是产生于唐高宗时的李善注本,而前此诸家所断之年代皆不可从。     

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已出版著作简目

敦煌学研究文库(主编:郑炳林、樊锦诗) 公维章《涅槃、净土的殿堂——敦煌莫高窟第148窟研究》,北京:民族出版社,2004年11月 郑炳林、王晶波《敦煌写本相书校录研究》,北京:民族出版社,2004年12月 郑炳林《敦煌写本解梦书校录研究》,北京:民族出版社,2005年1月 李应存、史正刚《敦煌佛儒道相关医书释要》,北京:民族出版社,2006年12月 梁晓鹏《敦煌莫高窟千佛图像研究》,北京:民族出版社,2006年12月 金身佳《敦煌写本宅经葬书校注》,北京:民族出版社,2007年1月 陈于柱《敦煌写本宅经校录研究》,北京:民族出版社,2007年3月 茨默著,桂林、杨富学译《佛教与回鹘社会》,北京:民族出版社,2007年4月 唐晓军《甘肃古代石刻艺术》,北京:民族出版社,2007年4月 屈直敏《敦煌写本类书〈励忠节钞>研究》,北京:民族出版社,2007年8月     

新发现的线装本《张天师发病书》《发病全书》整理研究

新近搜集的《张天师发病书》《发病全书》是除敦煌吐鲁番文献外,为数不多保存至今的《发病书》资料。它们的发现促进了学界对中国古代《发病书》更为全面的了解,并与敦煌吐鲁番出土《发病书》写卷共同弥补了唐宋至明清以降《发病书》史料链条的缺失环节,有力证实了《发病书》确曾作为一类专门书籍在传统中国长期存在。敦煌吐鲁番出土《发病书》写卷并非西北某一地区所特有,而是该类文献在历史时期普遍流行背景下的区域缩影。为便于学界利用新发现的《发病书》资料,将经过整理的相关释文予以公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