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唐宋石窟寺与汉地木构佛寺建筑群体对比研究

本文以陕西唐宋时期的石窟寺建筑为主要研究对象,从典型石窟寺建筑实例入手,与汉地木构佛寺建筑群体进行对比、分析,主要从以下几点进行研究：一、对比分析陕西唐宋石窟寺与汉地木构佛寺建筑的营建背景：二、进行陕西省内唐宋时期石窟寺与汉地木构佛寺在建筑群外环境的对比研究;三、进行陕西省内唐宋时期石窟寺与汉地木构佛寺在建筑群形态发展方面的对比研究。通过上述的研究方法,探讨出：陕西唐宋石窟寺在营建背景、建筑选址、建筑构成、建筑布局方面的发展规律及特点。     

南京明代外承恩寺与外永宁寺考略

南京佛寺历史悠久。孙吴赤乌十年（247）孙权为康僧会建造建初寺,江南佛法始得弘传,至南朝时期都下佛寺达500余所,臻于至盛。其后历隋、唐、宋、元,兵火所及,名迹沉灭,圮毁无几。     

浅议云冈石窟中期洞窟形制反映的北魏佛寺

佛教在南北朝时期达到了发展的高潮,各地纷纷建寺立塔,开凿石窟寺也已成为社会的主要建筑活动之一,著名的敦煌、云冈和龙门等石窟的开凿肇始于这一时期。然云冈石窟在某种程度上集中了当时建筑艺术的最高成就,中原模式的阁楼、庭院便反映在洞窟的形制中,并且是对当时北魏佛寺的真实反映。在我国古代佛寺历史的研究中,北魏时期所存实物禾有,文献记载远远不能反映当时佛寺的概貌和布局,而现从云冈石窟中期洞窟的形制中可窥见北魏时期的佛寺。     

游仙寺石碑中的高平李家

山西高平游仙寺内的"大朝甲辰年"石碑,记载了金代名臣李晏的孙辈向该寺捐施宗族墓田之事,表明游仙寺曾是李氏一族的坟寺。根据现场调查、搜考相关史籍,可初步梳理李氏家族概况、金元时期游仙寺与李氏之关系以及清代游仙寺周边李氏古迹分布等相关问题。该石碑不仅是研究该寺寺史、营建历程之史料,而且为探究金元时期北方宗族变迁、宗族与佛寺关系提供了生动的案例和线索。     

建初寺与长干寺:不得不厘清的史实

正2015年12月16日,南京大报恩寺遗址公园终于建成并对外开放,这无疑可视作南京人文史上又一里程碑式盛事。不过,随着大报恩寺遗址公园的建成,一向被誉为"江东佛寺之祖"的建初寺,竟也同时被"修复"在遗址公园的东南侧,这倒有点让人莫名其妙。难道说,原本座落在长干寺(大报恩寺)西北面相距数里的建初寺也迁至此地?但遗憾的是,遗址公园门前的《碑记》,却已言之凿凿地告诉世人,将建初寺修复于此,乃是名正言顺地"原址复建":     

北朝佛寺木塔的比较研究

塔作为一种建筑形式,起源于印度的"窣堵坡",是佛教高僧埋藏舍利、遗骨、遗物的建筑。中国古代和东亚地区的佛塔与佛教的传入有关,是印度"窣堵坡"与中国木构重楼结合的产物。由于年代久远,早期的楼阁或木塔已没有实物保存,人们仅能在考古出土的汉代明器陶楼与墓室和石刻壁画资料中对其面貌有所了解,此外是对考古发掘的佛塔遗址的复原研究。本文通过对5-6世纪北魏平城思远寺、龙城思燕寺、洛阳城永宁寺和东魏北齐邺城赵彭城佛寺塔基的比较研究,探讨了这个时期佛寺木塔建筑形制结构的异同特点和发展变化,为研究这个时期佛教建筑的发展演变提供了极为重要的实物资料。     

普鲁克墩小佛寺

古人云:"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在新疆和田邂逅考察了"达玛沟小佛寺遗址",面对千年艺术如同朝圣,感沐古人创造的文明和今天在构筑的多元化和谐,不由感叹:"佛不在远,有缘则近;寺不在大,有奇则神"。     

回眸东晋名刹瓦官寺(上)

<正>自东汉黄龙元年(229)孙权定都建业(今南京)后,方兴未艾的佛教便在江东这方沃土上留下深深的印迹。南北朝时期,随着历代帝王的举国崇奉,伽蓝梵刹更如雨后春笋,一时蔚为大观,遂使后人生发出"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的感叹。今天,经历一千多年的风雨沧桑后,那些曾在中华文明史上熠熠生辉     

南京北门桥唱经楼的相关问题

正南京自六朝始便佛法昌隆,《事实类苑》记载:"杜牧江南绝句云:南朝四百八十寺。六朝帝州之地,何足为多也!"[1]可见六朝鼎盛之时,城内佛寺众多。历宋至明,香火不衰,常见佛教建筑除了寺院、塔、经幢、石窟外,还有楼。南京的唱经楼与今山西太原唱经楼不同,山西太原唱经楼,具备科举性质,是"唱五经魁首"之所。而南京的唱经楼属佛教建筑,按《金陵梵刹志》所载,南京唱经楼有多座,且分属于不同寺庙。其中北门桥唱经楼遗址位于今南京市鱼市街与东西唱经楼(街)交汇处,民国时期尚存,今楼已不存,本文择之以研究。     

南京六处六朝佛寺遗址考

<正> 南京的佛教寺院始于孙吴,初兴于东晋,大盛于南朝的宋、齐、梁、陈四代。关于当时佛寺的盛况,因唐人杜牧诗中有“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之语,所以一般文章中常用“四百八十寺”之数,而根据正史及佛教典籍所载,南朝首都建康的     

中国古代佛寺的借贷与“便物历”

便源起于古代便物利民的济施赈贷,原本无息,当佛教寺院无尽藏进入此领域后,便的内容开始多元化,有赈济、无息便贷,也有计息借贷。便物历是出便粮者自留的底帐,可以作为追还欠债的依据,但不是借贷契约,便物历的功能和作用远超出借贷契,它与借贷契约相辅共生而存。便物历最早产生于6世纪初北魏佛寺推行僧祇粟时期,敦煌佛寺的便物制与寺户制,是对北魏僧祇户制与佛图户制的承袭。敦煌便物历中的计息便粮,月息在5%～6%左右,不属高利贷。佛寺僧团在春荒时,给小生产者们小额低息贷便种子粮食,有助于贫苦农民渡过春荒,及时春播,有利于农业生产的延续,应充分加以肯定。     

广州光孝寺

广州市的光孝寺,是一座历史悠久的古老佛寺。它的兴建年代最早可以追溯到西汉初期。南越王赵佗第三代孙赵建德(前112—前111年在位)的故宅就建在这里。三国时,吴国贵族虞翻在这里讲学,种了很多诃子树(亦称苛子树),称为"诃林"。他死后,家人施宅作为庙宇,名为"制止寺",     

福州怡山西禅寺佛教与岭南天然函昰系(一)

<正>福州怡山西禅寺是闽中著名的千年古刹,最初名"信首寺",创于梁陈间而毁于隋。唐咸通年间,大安禅师从湖湘回闽来怡山重兴佛寺,"大化闽城",法侣云集,促使南禅宗在福建的兴盛,怡山成为当时福建南禅宗最有影响的道场之一。此后,怡山名僧代不乏人,但到了明末,佛寺衰败,沦为民宅,岭南曹洞宗禅师宗宝道独随缘受请住持,怡山得以中兴。宗宝道独的嗣法弟子天然函昰的法脉绵延久长且影响广大,道独之后,其在怡山曹洞宗     

金陵梵刹志

书名:《金陵梵刹志》出版社:南京出版社推荐理由:《金陵梵刹志》分为上、中、下册。不仅详细记载了明代南京各佛寺的历史沿革、殿堂分布、房田公产、山水古迹、名僧事迹、寺租赋税、僧规制度等,卷首     

关于炳灵寺名称之争的学术史钩沉

炳灵寺石窟的开窟年代最早可上溯到《法苑珠林》所记载的"晋泰始年"(265),西秦—北魏时期炳灵寺的名称为"唐述谷仙寺",到唐代时称作灵岩寺或龙兴寺。据专家考证,"炳灵寺"一名出现唐宝应二年(763)以后,这时候正是吐蕃开始控制炳灵寺所在的河州地区,"炳灵"源于吐蕃(藏)语"仙巴本郎"的音译,意为十万弥勒洲。但是一个时期以来,学术界掀起了一场关于炳灵寺名称来源的争论,"炳灵"在"十万佛"与"非十万佛"之间争论不休,徘徊不定,这应该是一场十分有意义的争论,此文就这一问题作以阐述,以求教方家。     

河北邺城遗址赵彭城北朝佛寺遗迹揭开面纱

<正>作为2002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河北邺城遗址赵彭城北朝佛寺遗迹被专家认定为当时发现的中国古代最高级别的佛寺遗址之一,但佛寺究竟是何身世一直是个谜。2017年6月16日,邺城考古队专家向外界揭开了它的神秘面纱,原来它是近1 500年前北齐武成帝高湛建造的邺城首寺——大总持寺遗址。2002年,邺城考古队对位于河北临漳县赵彭城村西南的一处巨大土丘进行抢救性发掘。发掘发现,这里乃是一座规模宏大的寺院。地层关系和出     

《金陵佛寺大观》丛览

六朝南京始有佛寺,隋唐宋元时期步^衰落,至明代步入新的“黄金时期”,其佛教化在全国居举足轻重之地位。     

《洛阳伽蓝记》所见一王二宅

据《魏书．释老志》记载,孝文帝定鼎洛阳时,“故都城制云,城内惟拟一永宁寺地,郭内惟拟尼寺一所,余悉城郭之外”。由此可知在孝文帝时期的洛阳城市规划中,城郭之内本没有为私人营造佛寺留下位置。     

三川张家寺遗址

土族人信仰佛教,因此民和回族土族自治县三川土族地区历史上建起了很多有名的寺庙,至今存留的有朱家寺、文家寺、梧释沟寺、王家寺、赵木川寺、华尖寺、卧佛寺,附近还有藏东名寺卡的卡哇寺.这些寺院大都建于明清时期,有着数百年的历史.在三川地区众多寺院中,还有一座寺,鲜为人知,这就是"张家寺",当地人称之"张家孜格尔" (孜格尔,土语即寺院之意).     

《后魏孝文帝故希玄寺之碑》及造像的社会背景研究

巩县石窟是北魏宣武帝时期（483—515年）开凿的皇家石窟,此前的孝文帝时期此地已营建有希玄寺。北齐天保二年（551年）至武平二年（571年）的20年间,是巩县石窟寺民间造像的第一次高峰。唐高宗显庆五年（660年）至永隆二年（681年）的21年,是巩县石窟寺民间造像的第二次高峰,该时期僧人和本县官吏积极参加造像,一批稳定的本地平民信众成为持续造像的主力,龙朔二年（662年）《后魏孝文帝故希玄寺之碑》及其造像是平民信众造像的杰出代表。《后魏孝文帝故希玄寺之碑》追记的北魏孝文帝希玄寺初唐时期已不再运行,香火没有延续下来。净土寺是初唐时期巩县石窟区域内保有香火的佛寺,北宋后期成为皇家寺院,与希玄寺没有直接传承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