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元至明中期嚴羽詩學接受的誤讀與還原

嚴羽詩學雖然借助《詩人玉屑》及元人詩法等的摘錄、轉引而獲得廣泛的傳播,但在宋元至明初較長的時間内都未能成爲詩學的主流,處於被肢解、被誤讀的窘境。明中期,以李東陽《麓堂詩話》的推介爲轉折,其詩學著作方始得以完整、準確的面貌呈現,並被奉爲詩歌理論指導的典範。由此一問題的文獻梳理,我們可以看到文學思想傳播過程中諸要素間所構成的緊張、互動關係以及文學典範之形成對於文學外部條件的依賴。     

“欲知唐詩者,觀此足矣”——王安石《唐百家詩選》新論

王安石《唐百家詩選》的編選,既利用了宋敏求家藏的唐人行卷、唐詩总集,也利用了數量衆多的唐詩别集。對其編選宗旨和傾向的探求,既不應忽略其文獻來源,也不能離開王安石文學思想觀念和是書本身。王安石主張爲文應"有補於世",故所選多關涉社會政治,雖詠史懷古、寫景詠物、抒發閒情逸志之作,亦着眼於其有益於世道人心的一面。是書的編選,因在王安石嘉祐四年上書仁宗而不報之後,心緒低抑,故又多選憂怨不平之作。作爲政治家,王安石重視詩歌的現實作用,强調文要得體;作爲文學家,王安石對曲盡人情物態的作品,往往情有獨鍾:這些也都成爲其選詩的重要標準和特點。《唐百家詩選》編成後,雖爭議不斷,但也産生了廣泛和深遠的影響。     

陶淵明“始家宜豐”說獻疑

陶淵明故里何在?史傳、地理著作、陶氏宗譜的說法皆不一致,江西九江、星子、宜豐人士亦至今爭論不休。沈約《宋書·隱逸傳》等稱陶淵明爲"尋陽柴桑人",而樂史《太平寰宇記》引《圖經》說:"淵明始家宜豐,後徙柴桑。"近二十多年來,江西宜豐人士多方論證淵明"始家宜豐"。然證以史傳、顏延之《陶徵士誄》,尤其是陶淵明詩文,此說矛盾之處很多,實不足取信。     

嚴嵩與明中葉上層文學秩序

生前享有很高文學聲望的詩人嚴嵩,身後因其姦臣的政治身份,在明代文學史中處於失聲的狀態。其實,嚴嵩的文學研究價值,並不在具體的詩歌造詣,而在他作爲正德文壇新秀和嘉靖文壇領袖,在整個明中葉上層文學秩序變動中的關鍵作用,及其對於重新認識姦臣與詩人這兩種身份的典型意義。他早年游離於茶陵派與"前七子"之間的文學經歷,爲他晚年持文柄及處理臺閣與"後七子"的關係,提供了有益的經驗。而他晚年對"文柄"與"史權"的態度,又迥異於徐階、王世貞等人的常規思維。但他對日漸勃興的公衆文學世界中庶民書寫之力量,未有足夠的重視,以致一些異見文人借戲曲、小説等俗文學的書寫,繞過傳統的史官之筆,完成了對嚴嵩姦臣形象的塑造。此爲文學媒介變革對古代上層文學秩序與權力的重大衝擊,嘉靖、萬曆年間正是關鍵之節點。     

從上古圖文獻看孔子詩學

孔子的知識和思想不僅來源於上古文書、典籍,也來源於上古圖文獻。上古圖文獻數量衆多,曾作爲儀式器具,用於分辨民族關係、溝通神靈、象徵天賦權利。從《山海經》、《齊諧》等物怪之書和現存上古圖文獻看,當時人對鳥獸草木的記録和描繪,其實是對儀式事項的記録和描繪。因此,從本來意義說,"興觀羣怨"、"事父事君"、"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等詩學命題,談的不是文學的審美功能,不是個人情感的抒發,也不是所謂"足以資多識"的博物之學,而是禮儀政教的技能,是對"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這個三段式的形象表述。本文主張結合上古文化史上從儀式中心到倫理中心的思想轉變,結合孔子學禮的過程,認識孔子的知識結構和詩學思想,也了解經典世界和前經典世界的深刻聯繫。     

論陶詩的力量

陶淵明詩歌以自然超妙爲宗,但古今詩人、學者卻不乏陶詩極富力量的各種議論。只是陶詩的力量究竟何在,其存現方式有哪些,卻一直缺少專門論述。其實陶詩同時具有承載包容和超拔絶俗這兩種力量,這源於其人格上曠達深静、疏淡樸拙與憂憤沉鬱、耿介峻潔二者的融合。表現在詩歌上,可以從三個方面觀察其力量的存現:其一是從風格上的"左思風力"來審視;其二是從"介"與"拙"的自我認同與自我描繪來看;最後則可以從較隱秘的字法、句法、章法上發現這種深厚廣大的力量。     

生成情境與詩學意涵——以沈德潛“溫柔敦厚”說爲核心的考察

沈德潛提倡"溫柔敦厚"詩學作爲其詩學的根本。在他之前與同時,有明清之際的詩人、清聖祖和清高宗三種不同的"溫柔敦厚"詩說。沈氏之說與這三者都有很大的不同。如果考察沈德潛詩學的"生成語境",可以發現,沈氏一生以詩人自命,其大半生的關注點只是集中在吳地詩壇與詩風,與政治詩學的關係並不緊密。因此他並非傳統認爲的希望恢復詩教,其本意是要借經的權威以尊詩,而非還詩於經、藉詩行教。在此基礎上分析沈德潛"溫柔敦厚"詩說,可以認爲它包含了總綱、題材、創作方法與詩歌風格四方面的內容。這既是對"溫柔敦厚"詩學集成式的總結,同時又不乏詩心獨運的新見。     

學術走向與創作選擇——姚鼐棄詞不作與乾嘉年間的詞學觀念

清代著名學者姚鼐號稱不寫詞,在清代乾隆以後,已經成爲一個話題,受到學界的關注。考察其原因,是由於乾嘉年間的詞體創作非常繁榮,乾嘉年間的詞學觀念更加成熟,從清初發展而來的詞學復興之勢進一步得到加强,詞作爲專門之學的意識更加深入人心。同時,乾嘉學人大多强調學有專精,不提倡面面俱到,而姚鼐受桐城家法的影響,在文學創作上也懂得有所不爲。從學術淵源看,姚鼐受王士禛等的影響,對詩詞辨體之説也有自己的認識。所以,他之不寫詞,主要原因並不是由於鄙視詞,而是由於對詞有了更進一步的認識。從這種認識中,某種程度也能看出清代詞學的發展。     

陶詩與對話

陶淵明所體現的"自然"是建立在人的"關係性"本質上,以田園爲場域,所開展出的"人境自然";"對話"則是陶淵明基於人境關係表陳存在體驗的自然傾向。他的"對話"反映了三個向度的多重主題:一是空間向度的社會與自然場域,二是時間向度的歷史與未來意識,三是深層向度的主體與精神的掘發。經由這三個向度的對話,不但使他成爲最善於透過藝術形式呈現深度哲思的詩人,也使他所塑立的人格典範與桃源理想受到讀者最爲廣大的迴應。     

略論鍾惺與南宗畫

明萬曆間,鍾惺與之所立竟陵派雖自初創即毁譽參半,然其入清後影響不降反升;竟陵餘響於清初詩壇,亦曾有震蕩。竟陵派的詩文主張、行年考訂,如今學界已有頗深入的研究,惟竟陵派與東南畫壇的聯繫,關注得還不夠。鍾氏於畫史留名,其文學主張亦多參東南文人畫之奧義;而明、清两代同情竟陵派者,多東南詩畫藝術界之士。本文擬從竟陵派與東南畫壇的關係,略論晚明詩畫審美趨近的一些表現。     

清代誠齋詩學與唐宋詩之爭

南宋詩人楊萬里的詩歌創作甚豐而風格別樹一幟,他受到同代人賞識,卻不見重於元明兩代,到清代更是屢受惡評。在當時詩學的唐宋詩之爭中,誠齋詩往往不容於雙方。直至清末,纔受到同光詩人的推尊。本文通過梳理清代誠齋詩在唐宋詩之爭中的各期發展,最後聚焦到同光詩人的誠齋詩觀,指出夏敬觀是清代第一個全面肯定誠齋詩的學者,楊萬里的詩史地位最終因同光派而得以確立。     

《全元詩》誤收詩人考

<正>楊鐮先生主編的《全元詩》(中華書局2013年版)出版問世,爲元代以前斷代詩歌全集的編纂畫上了圓滿的句號,居功至偉!這部巨編收録4987位詩人的13200首詩,爲我們展示了元代詩歌創作情况的全貌,同時對收録的詩作進行了精細的校勘和考訂,解决了大量以訛傳訛的文獻問題。但由於處理的文獻數量龐大,資料蕪雜,疏漏之處也所在難免,需要學術界共同努力,在後續研究中不斷加以修正。比如薛瑞兆先生已經指出書中誤收宋、金詩人36人,以     

《全宋詩》所收僧詩致誤原因探析

《全宋詩》中收入了大量的僧人及其詩歌作品,無論從詩僧人數還是詩歌數量上都超過了前代。它爲我們提供了豐富詳實的宋僧研究資料和線索,是了解宋代詩僧況,研究宋代詩僧、詩歌以及整個宋代文學,不可或缺的總集,具有較高的學術價值。但是由於種種原因,其中也存在着不少疏漏和失誤,如漏收、誤收、重出等。筆者在進行《全宋詩》僧詩補正工作中,就所發現的《全宋詩》所收僧詩的錯誤、疏漏之處進行了初步的歸納總結,大致分爲七類,探討其致誤的原因,以爲我們今後工作的借鑑。     

詩讖入史:正史所載南北朝帝王詩讖的文學文獻學意義

南齊文惠太子蕭長懋詩現僅存的兩首七言詩(殘句),都經歷了從"詩"到"讖"的被建構過程,這種現象在南北朝帝王詩歌中屢見不鮮,梁簡文帝、陳後主、周宣帝、隋文帝、隋煬帝等帝王之詩都有類似境遇。因製詩作讖的目的性與選擇性,這些帝王詩均以詩讖的形態保存於正史《五行志》和部分紀傳之中,且均爲殘篇,個別字句在建構過程中還被有意改動。這種詩歌存録方式,不僅保存了作爲詩和詩讖兩個面貌的帝王詩歌文本,也爲動態地考察每個文本的生成、傳播與接受提供了可能。這對於基本靠1録的先唐詩歌而言,在文學、文獻學方面別有意義。     

從“聖門”到“詩家”——“風人”意念的轉向與明代詩論

"風人"一辭主要指《詩經》"國風"一脈的詩人,首先包括"國風"詩篇的作者,次被引申爲繼承"國風"抒情傳統的理想詩人的範型。作爲一種批評策略,"風人"的詩學原則與漢儒所奠定的經典解詩傳統呈現出同源而異趣的發展轍迹,其重心逐漸從"聖門"的經典語境過渡向"詩家"語境,被開啓章法、修辭、言意關係等語言情意結構層面的理解和研究維度。此一詩學轉向大致在明代以"辨體"爲理論要素的文章學語境中達到高峯,以許學夷《詩源辯體》爲集大成之標誌,完成對多種資源的綜合。"風人"的完整內涵至此包括諸如風刺、考正、比興、寄贈、微婉、溫厚、言近旨遠、不落言筌等一系列倫理價值或美感特質。     

元明之際唐詩系譜建構的觀念及背景

宗唐復古是近世文學史上的重要思潮,代表了詩文領域重新體認傳統所建立的主流審美理想。本文以嚴羽詩論與楊士弘、高棅唐詩選本對盛唐的標舉,以及由此展開唐詩正變的區分、條理爲樣例,探究元明之際如何在地域文學與館閣文學的互動中,一步一步實現以音律與世次爲中心的唐詩系譜建構之歷程及其内在理路,進而顯現其引領明清詩學基本走向的文學史意義。     

俄藏No.6990a西夏書儀考

黑水城遺址出土的兩件西夏文書儀是宋遼夏金時期僅存的書儀原件,具有較爲重要的學術價值。本文對保存比較完整的Инв.No.6990a號書儀文書做出翻譯,進行初步詮釋。這是一件既綜合,又簡明,屬於表狀箋啓類書儀,爲西涼府簽判梁德殊所備用,受書對象包括皇帝、宰相、經略等,書儀事項有表奏、恩乘、星變、尊生、時遇、慶詩等。從此西夏書儀的尊稱、謙稱等形式和内容來看,與中原地區的書儀一脈相承。本文還論證了此西涼府簽判書儀不是發現在西涼府,而是發現在黑水城的原因,探討了西夏西涼府簽判一職,對西夏職官作了補充。書儀中使用了多種占星術、星命學的詞語,可知西夏接受中原星占術浸染,流行星命占卜。書儀最後部分的七言八句贊詩,從"頷聯"與"頸聯"對仗,雙句押韻,平仄格律方面確定爲比較典型的傳統七言律詩。這是所見西夏文文獻中第一次發現律詩,顯示出西夏詩歌文學的一個重要側面,可以看到中原傳統文學對西夏的影響至深。總之,此西夏文書儀反映了西夏晚期政治、文化、社會的某些特點,也爲中國書儀增加了綜合性簡明書儀的類别。     

唐初史臣文論的南朝批評及其對詩歌體式的要求

唐初史臣文論的南朝批評,以回應"南方的失敗"爲其初衷。雖然對"道德"的過度關注,影響了批評話語的理論深度,但其對於人性的理解、權力私化的反思以及文學觀念的構建努力,均展現出儒家文論批評自我體系化的特點。史臣文論批評確立了以不轉韻、尾押平聲之五古爲典範的詩歌體式,但理論的構想常錯位於文學史的實際。武德、貞觀文壇的創作既鮮少關涉南方話題,也在詩歌體式上,表現出對典範的背離。     

以内丹術爲功於天地——儒宗王船山與道士閔一得

儒家本以學做人爲教;學做人,必當治心。身心相連,心氣相使,惟心氣兼治,始能變化氣質,堂堂做人。宋、明儒有取於内丹家調息之術者,以此。内丹家旨在性命雙修,煉神還虛,即悟元子劉一明所謂"修天賦之性,以化氣質之性;修道氣之命,以轉天數之命"。若所欲化所欲轉之性與命,不限於一己之小我,而推擴及於人間世,乃至全宇宙,即王船山所謂相天,閔一得所謂醫世也。船山爲儒宗,一得乃道士,時間相距百餘年,而皆主以内丹術爲功於天地,其所祈嚮所經驗者,頗有類於基督教傳統中之冥契主義(mysticism)。然二人雖同有冥契經驗,其内容終究殊異。船山之終極關懷,不在一己之得救,而在人類全體之福祉,此其所以爲儒宗也。     

杜甫夔州詩作中的“山河”與“山水”

本文提出杜甫對夔州風物的書寫,已超越傳達個人美感的"山水"或"風景"等話語,須以漢語和杜詩中另一詞語"山河"來發顯其中"抒情史詩"之意味。然而,"山河"並非完全獨立於"山水"之外,而是與"山水"概念相互交織。詩人或自此地當下之"山水"而拓向千年萬里之"山河",或自廣袤的山河圖景起筆,而置峽中山水景物於其中。而被詩人賦予特殊性格的夔州秋峽,則更深地透顯"山水""山河"的相互交織。作爲中國詩歌一個肇始於東晉的傳統的傳承者,杜甫的夔州詩中亦不乏以輕靈柔潤之筆書寫的山水。本文以羈棲夔州的杜甫面臨其生命末期的一次危機和"啓蒙或創始事件"爲基點,探討詩人筆下具陰柔之美的山水如何在其危機中引導啓悟和超越。這一探討同時展示出中國文學中一個隱秘的譜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