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庆皇太后八旬万寿图》的修复——兼及修复与研究保护的一体性

《崇庆皇太后八旬万寿图》,绢本,贴落,纵199.5厘米,横232.5厘米。该画描绘了乾隆为母亲崇庆皇太后祝寿的场景,画面人物众多,色彩丰富,使用了多种类矿物颜料。画幅送修时,折伤严重,折伤处画绢破损产生大量碎片。本文在探讨此类破损书画修复的同时,也从书画装裱的角度对该画的形制、名称等存疑问题提供了修复方向的研究论证,进而对修复与保护研究的一体性进行深入探讨,完成了一个典型的研究保护修复案例。     

清皇太后万寿庆典戏九九大庆的编演——以崇庆慈禧皇太后万寿庆典为例

自乾隆始,皇宫里每年按例上演万寿承应戏《九九大庆》,以饰演佛道等吉祥故事向帝后祝寿。倘若遇皇帝、皇太后六旬、七旬、八旬整寿则要举行更为盛大的万寿庆典活动。在清朝皇太后万寿节最隆重的当属乾隆十六年(1751年)崇庆皇太后六旬万寿和慈禧六旬万寿庆典。为了筹备万寿节上的《九九大庆》戏,不仅要重新编排戏本、培训演员、搭建戏台,还有专人绘图,如《崇庆皇太后万寿点景图》和《慈禧六旬庆典点景》,图中场面奢华,同时也保留了昆山、弋阳腔等的舞台形象。在万寿庆典中所上演的《九九大庆》戏的编撰,始于乾隆时期。清乾隆年间,社会的稳定…     

“骈庆”:崇庆皇太后《万寿图》第三卷卷名考析

崇庆皇太后《万寿图》,是乾隆皇帝为祝其母六旬大寿而命宫廷画家绘制的一套长卷巨帙,共四卷,每卷卷首有御题名。第一卷自万寿山东宫门外绘至长河麦庄桥以东,题"嵩呼介景";第二卷自长河畔万寿寺起,绘至高梁桥止,题"川至迎长";第三卷绘西直门至西安门沿途场景,题"康衢骈庆";第四卷绘自西安门至皇宫太后寝殿寿安宫,题"兰殿延禧"。四卷题名,第一、第二卷与第四卷的题名都好理解,意寓崇岭长川为太后祝福,紫禁宫中为太后庆寿。惟第三卷"康衢骈庆"有些费解。"骈庆"从字面意思看,应为"双庆"。不过,无论画面的内容,还是相关史料记述,此图均应为庆皇太后六旬万寿而绘,但乾隆皇帝为此卷题"骈庆",又绝非随意而为。种种迹象表明,乾隆皇帝刻意将他六巡江南的首次选在了与皇太后六旬万寿同年。年初的南巡与年尾的万寿庆典,自始至终彼此呼应,相映成辉。本文通过对画面卤簿仪仗的考辨,确认此图是以规模宠大、阵容豪华的大驾卤簿来体现对南巡礼成的庆贺,由此完成乾隆皇帝"骈庆"的心愿。     

崇庆寺本体环境营造和保护研究

本文主要通过对崇庆寺自然环境、历史环境以及中国传统风水学、宗教文化、造像艺术、审美取向等人文环境的分析研究,揭示崇庆寺整体环境之本体所在,并以此为基础,努力探索彩塑艺术的传承与崇庆寺本体环境的保护。     

慈禧皇太后时代的瓷器初探

慈禧皇太后是晚清时期对中国政治局势和社会发展走向最有影响力的人物,从咸丰十一年(1861年)垂帘听政开始,到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去世,在长达48年的时间内,慈禧皇太后一直是清帝国的最高决策人和实际最高统治者。尽管该时期内的官方纪年方式是用同治、光绪年号,但由于同治、光绪两朝的最高决策均出自慈禧皇太后,甚至连光绪皇帝和宣统皇帝的选立也是由慈禧皇太后决定,其政策连贯性不言而喻,所以为了对该时期的御用瓷器进行统一的阶段性描述,我们不妨借慈禧皇太后的时代和慈禧皇太后时代的瓷器这     

崇庆寺地藏殿古建修缮与泥塑的预防性保护方法

崇庆寺地藏殿建筑、泥塑均因年久失修而病害累累,急需进行现状整修。但是在古建修缮过程中,如何在整修墙体、屋面的同时不对殿内泥塑,尤其是附着在拟修缮墙壁上的悬塑造成破坏影响,一直是古建维修中的一个难点问题。本文结合山西崇庆寺地藏殿古建筑的修缮,介绍了一种兼顾泥塑文物本体临时保护和古建墙体修缮的方法：在泥塑及墙体结构稳定性调查的基础上,对泥塑实施预防护性保护及稳固措施,再对泥塑所在墙体进行托换,最终在确保泥塑安全的前提下完成古建墙体的修缮。     

崇庆寺宋代彩塑的病害调查与分析思考

为了科学保护山西省崇庆寺宋、明时期的彩塑文物,作者深入调查了该寺彩塑的现状与病害,分析检测了泥塑土的配比、成分与彩绘颜料,并对比分析了该寺不同时期彩塑的材质及工艺特点。结果表明,宋代彩塑的病害类型、严重程度等较其它时期的彩塑明显要少和轻。这一现象启示我们探讨这批彩塑的造型设计、制作技艺、材料选择等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摩羯、摩竭辨

摩羯与摩竭来自外域图像之译名,本各有所指,译语已有混用现象。辽代黄道十二宫图中以摩竭图像取代摩羯。近十余年来,文物、考古界又以摩羯一词取代摩竭,但从现已出土的图像来看实为摩竭而非摩羯。摩羯、摩竭虽古已混淆,但当今文物考古应视图像为准,定名要规范化。     

崇庆皇太后万寿庆典时期的五塔寺

北京西直门外的五塔寺(图一),创建于明永乐元年至二十二年间,明代称“真觉寺”、“大真觉寺”,后因避清帝胤禛名讳,改称“正觉寺”、“大正觉寺”,因寺中有五塔林立,故俗称五塔寺。寺中的金刚座宝塔,闻名遐迩。据历史文献记载,真觉寺是为一位西番僧人向明成祖朱棣献贡金刚宝座规式而建立的。明宪宗即位后,“念善果未完”,于成化二年(1466年)“命工督修殿宇,创金刚专座”,成化九年告成立石。自此,真觉寺已形成以金刚座宝塔为中心,前有牌楼、     

山西高平西李门二仙庙月台东侧线刻汉服伎乐图考

西李门二仙庙位于山西高平市河西镇西李门村,庙内现存的正殿及月台为金代建筑,其月台须弥座束腰部位有两幅线刻图,东侧的一幅内容是着汉人服饰的器乐队列表演,南侧的一幅内容是胡人军中舞蹈,图像清晰,内容较为完整,是国内不可多得的金代音乐文物。其中东侧线刻图原有"宋人队戏图""杂剧图"等定名,经多角度考证,认为应定名为"金代宫廷队舞图",与西侧"金人巾舞图"一样,是金代宫廷宴乐表演的场景再现。     

隆裕:中国最后一位皇太后

贵为皇后,她没有享受到爱情;贵为皇太后,又逢乱世,她手无实权,亦无可用之才。但为保全皇室,她曾亲手签下《退位诏书》,成为千古帝制的收场人;身后,她哀荣备至,被时任民国副总统黎元洪赞为"女中尧舜"……     

长子崇庆寺宋代彩塑艺术

崇庆寺位于山西省长子县南20公里的紫云山麓,坐北朝南、东、北、西三面环山,寺址规模并不很大,前置天王殿为卧佛殿。西垛殿奉地藏及十王,西南隅置孤长者殿,东北隅置关帝殿。     

后宫皇太后“红杏出墙”内幕

皇后皇太后也是人,是人就有人的基本需要。但因这些人的地位特殊,于是作为人的一些需要在她的身上发生,也就成了人们津津乐道的“内幕”了。     

《鸿山乐器五说》驳议——兼论南方音乐文物的定名

我国古代乐器的研究分为"乐名、乐悬、乐礼","乐名"即音乐文物的定名。我国古代乐器可分为中原系统和南方系统,越国乐器即南方系统的代表。无锡鸿山越国贵族墓出土了陶瓷音乐文物400余件,由于《鸿山乐器五说》用杜撰之辞对鸿山乐器进行更名,从而造成了南方乐器定名的混乱。本文遵循"名物学"的要旨,对《鸿山乐器五说》进行了驳议,并就南方音乐文物的定名进行了探讨。     

山西长予崇庆寺宋代泥塑彩绘颜料种类及贴金工艺分析

本文通过光学显微镜剖面分析法以及扫描电镜能谱、激光拉曼光谱分析法对山西崇庆寺宋代泥塑彩绘颜料及其贴金工艺进行研究,结果发现红色颜料是朱砂、铅丹,绿色颜料是人工制造的氯铜矿,金色为自然金,采用金箔贴金工艺。这些信息为解读崇庆寺宋代彩绘泥塑提供了;位确翔实的资料,并为其保护修复提供可靠的科学依据。     

山西长子崇庆寺宋代彩塑十八罗汉服饰衣纹艺术研究

长子崇庆寺三大士殿宋代彩塑是国内唯一有明确记载的宋代十八罗汉彩塑。现存彩塑在历史各个时期均有修补,虽然各个时代造型风格有所不同,但文化传统是一脉相承的。     

文物定名规范性翻译浅析——以陶器为例

文物定名应科学、规范、准确。本文以《第一次全国可移动文物普查工作手册》中规定的命名规则为出发点,依托所收集的数据,采用异化和归化相结合的翻译策略,对陶器文物定名的规范性翻译进行了粗浅的分析与研究,以期对博物馆其他馆藏文物定名的规范性翻译研究提供有益的借鉴和启示,进而提高我省文物定名规范性翻译的覆盖率。     

《杭州驻防瓜尔佳氏上皇太后书》作者考析

《杭州驻防瓜尔佳氏上皇太后书》是一篇以弹劾大学士荣禄为主旨的上书,被"康党"、新党的诸多报刊竞相转载,影响巨大。但对于该上书的作者,目前学界认识尚不一致。本文通过爬梳相关史料,考订该上书的真实作者,着重分析不同观点提出的缘由,进而窥探戊戌己亥年间清廷与"康党"、新党之间的矛盾关系。     

康熙《万寿盛典初集》中所见北京内城的寺观建筑

康熙《万寿盛典初集》是记录康熙五十二年(1713)康熙皇帝六旬万寿节庆典活动的一部专书,其中收录的《万寿图》是记录三月十八日庆典当天北京城内外官民迎接帝后御辇进宫时沿途街景的写实画作。书中刻《万寿图》,也是今存该图的最早版本。图的上卷绘制了自北京城西直门至紫禁城神武门御路沿途的庆典场面,包括道路两侧参与庆祝活动的多处寺院或道观类的建筑,是记录康熙末年北京城建筑情况的重要图像史料。本文试根据该刻本,比对略晚于《万寿盛典初集》的《乾隆京城全图》,简述图卷中祠寺、道观建筑的位置、布局和沿革,并加以初步分类,力求为认识清康熙至乾隆时期北京城的布局及清代万寿庆典的历史状况提供参考。     

故宫博物院藏清《康熙万寿图》非原本考

本文以史料记载为主要依据,结合相关传世实物,对故宫藏清《康熙万寿图》卷作了综合考证。指出此图并非《康熙万寿图》原本,也不是宫廷画家绘制,而是嘉庆二年以刻本为蓝本,由苏州织造奉旨承办的一件水平不高的应急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