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人北京風土筆記隨録

小序风土笔记为方志之支流,记一地物产民风、遗闻琐事,既可资掌故谈助之掇拾;又可备地方志料之采择。远之如《荆楚岁时记》,近之则明清以来名作迭出。有清一代,此体愈益发展,作者繁兴,各地多有风土笔记之作。《闽小纪》之记福建、《扬州画舫录》之记扬州、《清嘉录》之记苏州、《杭俗遗风》之记杭州、《白下琐言》之记南京。类此者举不胜举。而有关京师之作,当为人所瞩目。爱就研余检读所及,写为随录。虽未获全,冀博一正。至竭泽而渔,容俟异日。     

讀一九五四年第九期“文參”筆記

今年出版的第九期「文物參考資料」,發表了許多專家學者的文章,其中都是結合此次「全國基本建設工程中出土文物展覽」而寫的。我們讀了以後,有很大的收穫。因為工作關係,對展覽的文物接觸機會較多,在閱讀本期的文章時,     

天一阁藏和刻本述要

文章调查统计天一阁藏和刻本的数量,分经史子集四部叙录要籍,考证一些和刻本的版本来源,揭示天一阁馆藏稀见文献。     

评述几部和刻本类书

一书籍是文化的重要载体,据记载,早在公元六世纪,中国的汉文古籍就已传到日本,对日本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各领域的发展颇有影响。由于传入日本的中国古籍在数量上不能满足各方面的需要,于是他们依据中国古籍进行翻刻。这种在日本翻刻的中国古籍通常被称为“和刻本”,较著名者如约刻于八世纪的怫经《陀罗尼经》,约刻于十三世纪的《论语集注》等等。一千多年间,和刻本汉籍种类丰富,数量巨大。据日本著名书志学家长泽规矩也教授统计,仅江户时期的二百五十多年间,日本所刊印的汉籍就达四千余种“。当这些著作逐渐在中国失传之后,却…     

几部稀见的和刻本类书简介

古代日本为了学习中国文化,一方面直接从中国引进大量典籍文献,另一方面也对其进行模仿刊刻,以供本国之需。这些在日本仿刻的中国典籍就是“和刻本”。本文作者在日本讲学时接触到一些和刻本类书．其中有些已为中国国内所罕见,故而略作探讨评介．以飨同好云尔。     

過渡時期的革命性質問題——學習黨在過渡時期總路線的筆記

一黨在過渡時期的總路線是照耀着我們一切工作的燈塔,只有掌握了總路綫的精神實質,才能在執行具體工作和具體政策時不犯錯誤,才能自覺的、勝利的完成每一件工作J真地學習總路綫,體會其精神實質,並把這種精神實質貫徹到我們的思想和實際工作中去,這是在一个很長的時期內任何工作幹部的頭等重要的政治任務。在對總路綫的學習中,有一個極其重要的問題,必須徹底解决,這就是渦渡時期的革命性質问題,就是毛主席怎樣運用馬克思列甯主義关於革命轉變的學說結合中國社會的實際,將中国革命提到更高一个階段的問題。     

朝鮮時代儒者丁若鏞《詩經講義》譾論

<正>一引言朝鮮時代儒者丁若鏽(1762—1836),字美庸,號茶山,京畿道廣州郡人,朝鲜时代後期著名的文學家、思想家。正祖七年(1783),進士及第,官至兵曹參議、刑曹參議。丁若鏽為官清廉,獲得正祖的信任與庇護,在正祖朝度過了九年平靜的仕宦生活。在正祖逝世的第二年(純祖元年,1801),丁若鏽受到天主     

甲骨補記

本刊第五期刊載了我的「解放後甲骨的新資料和整理研究」並其它兩文,曾得到許多反应。上海羅伯昭先生因看到該文,立刻將他所藏的甲骨四百餘枚捐獻給政府。也有告訴我們收藏甲骨的處所的,也有請鉴别甲骨真伪的,也有请考釋所藏甲骨文字的。這些對於我們的工作有着很多的幫助。但是,該期本刊的封面里頁所載的一個完甲,其釋文是有錯誤的。甲的正面「戊寅卜」,釋者筆誤為「戊午卜」。這個錯誤,曾經幾位讀者來信,羅伯昭先生就是其中之一。北京周綱仁老先生為此特别寫了一篇很長的「實證說明」,     

本局記事

我局建議設立之"中央書庫"正作進一步研究我局前建議出版總署設立"中央書庫"事,經文委通知出版總署研究後,於本月八日由該署與我局召開座談會,對呈缴制度,集中編目等問題交換意見,並推定孫伏園、朱澤甫、傅彬然、章錫琛、王重民、彭道真、孫家晉等七人作進一步的研究。中央自然博物館進行籌備中央自然博物舘籌備處的籌建工作,已與衞生部     

本局記事

鄭局長公畢由滬返京我局鄭振鐸局長前因公赴滬,並视察華東各地区文物保管情况,已於六月十三日返京。携回在滬蒐购的大批重要文献典籍,將分配給各有關單位收藏,以備參考。     

本局記事

邀請專家座談敦煌文物展覽籌備問題敦煌文物展覽,將於三月間在國立北京歷史博物舘開幕,本局特於一月二十六日,邀集考古、美術專家向達、徐悲鸿、吳作人、王遜等二十餘人,歷史博物舘負責人及敦煌文物研究所所長常書鸿座談有關籌備問题。     

本局記事

王冶秋副局長報告蘇聯圕(宀博)事業情況王副局長回國後連日分別在故宮博物院、北京圖書舘、革命博物舘籌備處、出版總署、科學普及局北京大學圕(宀博)專修科作關於蘇聯圖書舘、博物舘事業,以及工廠集體農場概況的報告。西南文物調查簡報我局派往參加西南工作團的宋伯胤同志,於五○年十月底隨怒江工作組出發,爬過碧羅雪山,在福貢、碧江二縣工作半月後離開怒江,步行一三○○里,十二月五日抵保山,沿途搜集革命史料,調查文物古蹟,並搜集了不少倮倮族的文物,特別着重在倮倮族的生產工具與日常用品方面,如鋤頭、鐮刀、酒壺、飯盒、煙袋等,還爲他們拍攝許多生活照片。並將繼續在保山一帶作調查工作。本局一九五○年收集文物統計本局一年來計收文物一四、七七八件,圖書三七、一七七冊、二六七函、九一部。建議出版總署成立中央書庫我局爲了更好的發展全國圖書舘事業,會致出版總署建議書一件,主要內容:(一)建議成立中央書庫,訂定免費呈繳與備價呈繳的制度。(二)編製新書目錄卡片。(三)編製全國期刊、日報目錄及索引。     

本局記事

鄭局長因事赴滬並至甬视察天一阁我局鄭振鐸局長於四月中旬因事赴滬,並往寧波湖西天一閣視察,見该閣樓舍亟待整修,當即與該市文化界人士举行座談,對修建樓舍,充實設備,加强保管問题進行研討。按天一閣藏書樓建於明朝嘉靖年间,迄今四百餘年,為國內歷史最久的一個圖書舘,原有圖書七萬多部,歷經帝國主義者與     

夜讀偶記

"唐景教流行中国碑,记西教入中国之始,故西人屡欲盗去。前年有某国人欲盗此碑,已刻膺者谋易原石。适吾友方君以告。予乃亟白之学部尚书荣协揆,电陕抚令迅移至碑林,并着地方加意看护,此碑乃得无恙。某国人不获已,乃运膺刻之石以去。" 见罗振玉著,客庚校《俑庐日札》。此稿最初编成于光赭戊申(即光绪三十四年,公元1908年),后发表于《国粹学报》,"民国二十三年"容氏校订重     

記王石经治印

在故宫博物院历代艺术馆第三室内,"继续发展篆刻艺术"部分,展出清代诸名家的治印,其中杨(氵解)(龙石)、翁大年(叔均)、王石经(西泉)三家的作品,皆是给我曾祖(名介祺、字寿卿、号簠斋)刻的。杨、翁两人交游甚广,在艺林中名亦较著,王石经则以僻处乡里,知者较少,但其在金石篆刻方面的成就,或亦不在杨、翁之下,故有介绍出来的必要。并且我从幼年的时候,便晋接这位老人,承他指授我书法,在一个时期内,几     

河西考古雜記

前言一九四四年春,我參加西北科學考察團歷史考古組,到河西區,調查、發掘敦煌、民勤、張掖、武威各地的遺址和墓葬。敦煌附近六朝、唐墓葬的發掘,我已寫出簡報,刊印在‘國學季刊’七卷一期內。關於玉門關發掘新獲的漢簡,武威發掘吐谷渾慕容氏墓誌的考釋,已由夏作銘先生在前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出版的集刊中先後發表。其他調查發掘的地方還有許多,都沒寫出。今天各地的基本建設工程迅速展開,文物發現日漸加多,清理和保護工作十分重要,過去的工作情况和經驗或許也有值得參考的地方。今特將河西考古日記,作初步整理,寫成雜記,另一方面也作為河西考古的初步報導。     

宋代体育与宋代社会

体育活动作为一种特定形式的文化现象,是社会环境的产物。有宋一代,是中国历史上文化璀灿的时代。在两宋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并举、传统文化与时代思潮共存、商品经济迅猛发展的特定社会环境下,使最能反映时代精神风貌的体育文化呈现出特异色彩,在中国古代体育史上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对后世体育的发展产生了很大影响。     

記安源革命遺址

安源矿区,屬江西省萍乡市,她由于在我国早期工人运动史上有着光辉的地位而著名。一九二二年九月,在这里爆发了一万三千多名路矿工人的大罢工,这是在党和毛泽东、刘少奇同志的直接領导下取得胜利的;这是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我国工人运动第一次高潮中的重大事件之一。解放以后,安源矿区为了对广大工人群众特别是青年工人进行革命傳統教育与阶级斗争教育,对大罢工前后的有关遗址进行了詳細的調查,拟訂了保护計划。目前这一組革命遗址已經公布为省級文物保护单位,得到了妥善的保护,同时也已經对外开放。     

唐代墓誌校史札記

<正>利用唐人碑刻校正新、舊《唐書》,歐陽脩早已爲之。近代以來,地不愛寶,唐代墓誌,層見迭出,爲校正史書提供了不少新的材料。筆者據唐代墓誌校正《新唐書》八則~①,兹按其卷次順序羅列如下,以就教於方家。1.久之,出爲常州刺史。屬宣州賊鐘大眼亂,百姓潰震,登嚴勒守備,闔境賴安。(卷一一二《薛登傳》,第4171頁)按:《舊唐書》卷一○一《薛登傳》載:"屬宣州狂寇朱大目作亂,百姓奔走,     

魯迅故居實測記

天津大學士建系建築設計教研室在今年暑期率領房屋建築學專業一年級同學到北京參觀中國古代建築並作實測的實習。這次實習測繪了北海的庭園建築和西四牌樓宮門口西三條胡同二十一號的魯迅先生故居。參加測繪魯迅先生故居的同學有六十三人,教師有盧繩、童鶴齡、鄭謙、張佐時等四人。進行測繪工作計兩天,攝影二十餘幀,繪製實測圖樣十餘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