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国工作忆事

1971年10月26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没过几天,出席第26届联大的中国代表团成立,11月9日出发赴纽约,我以一等秘书的身份随行.联大会议之后,中国留下了以黄华为首的常驻联合国代表团,点名要我参加.我这一留不要紧,一下子就是10年,还加1天,直到1981年11月10日才正式奉调回国内工作.在这10年,我相继担任一秘、政务参赞、大使衔副代表,自始至终负责安理会事务和大会的政治事务.     

十年西行记

第一次出发到川西北是在1934年的春天.我离开家乡上海,乘浅水船西上,溯长江进巫峡至四川,在成都开始了边地旅行生活的每一页.     

路遥墓地祭路遥

2012年的端午节,我利用假期,去了一趟延安. 延安令人心驰神往、魂牵梦绕的去处太多了,好在大多数地方旅行社的日程里已有安排.但有两个地方我决计要独自去拜谒:一个是延安"四·八"烈士陵园,—个是延安大学路遥墓地. 旅行社通知早上6点半集合,而我要走完这两个地方,在6点半前赶回来,最迟也要凌晨4点出发.于是,我夜里3点半起床,4点钟便出了门. 原以为陕北的天亮得比兰州早,谁知道延安凌晨4点时天还没有亮.不要说出租车了,街上连一个行人都没有.     

环球摩旅 寻找另一个“我”

我曾经骑自行车从成都出发,经过2200公里的艰苦跋涉后到达拉萨。此次挎斗摩托车骑行可以说是一次升级版的骑行之旅,先后经过7个国家,全程历时两年半。我带着一个明确的目的出发:寻找跟我同一天出生的年轻人,由此邂逅了这个世界上多姿多彩的"另一个我"。     

民主改革日记（二）

今天,政治部确定让我去北京参加共青团三届四中全会。虽然在1957年部队大精简时,青年部和组织部合并了,我已两年多不做青年工作了,但因为我是共青团三届中央委会委员,所以,不得不去。我准备好出发的东西。     

中国改造史上的壮举

1956年,站立起来的中国人民独立地审讯日本战争犯罪分子,举世瞩目;1984年,日本“中归联”(全称为“日本中国归还者联络会”)邀请中国管教人员访日,“师生”相聚,热泪言欢,震惊全球.忆当年,我被分配到山西日本战争犯罪分子罪行调查办公室任管教组长,说实在的,我真不想去.原因很简单,我叔父遭日本兵杀害,战友们一个个倒在他们炮火下的惨景历历在目,因此,我一看到日本兵就从心眼里恨,我真想亲手杀他几个才解恨,现在竟让我象老师对待学生那样去说服教育和改造他们,我真不情愿.是毛主席、周总理的教导,使我明确了对日本战争犯罪分子实施管理教育的深远意义,思想逐步开阔了.作为革命者,不能只局限在个人恩仇怨恨上,应该站得高,看得远.一切从革命的利益出发,用自己辛勤的努力,坚决完成这一光荣而艰巨的任务.为了给战争犯罪分子创造一个好的改造环境,将原省公安厅看守所粉刷一新,床铺进行了修整,新辟了图书室、医务室、澡堂、运动场.     

到延安去

西安事变后,我党的威望空前提高,各地革命青年,进步人士纷纷奔赴延安。我和我的战友也先后两次相约北上。一次是一九三七年春天,我和丁伯夫(即邓伯明,一九二八年加入共青团,一九三三年由团转党,是古蔺县地下党组织的创建人)自古蔺出发,到达陕西沔县,由于国民党军队的阻拦,被迫折回。一次是一九三八年春,我和丁伯夫、熊正阳、熊少阳、熊麟轩、张德伟、李家齐等八人,仍由古蔺出发,取道成都、西安。这次由于准备较为充分,并得到中共四川省委罗世文、车耀先等同志的支持,走了六十七天,历尽艰辛,终于冲破阻拦,到达革命圣地延安,实现了我们的宿愿。至今忆起这段经历,仍使我心情激动不已。     

邓小平在中央苏区(上)

邓小平于1931年8月从上海到达中央苏区瑞金,1934年10月随中央红军出发长征,共在中央苏区生活和工作了三年多一点时间.邓小平的这段经历,根据他在1968年6月20日至7月5日写的<我的自述>中的叙述,可以划分为四个小阶段,即: 1.1931年8月至1932年5月,被推任中共瑞金县委书记,约10个月.     

陈宗器与斯文、赫定的友谊

提起我的父亲陈宗器与瑞典著名探险家斯文·赫定的友谊,凡熟知赫定博士中亚探险故事的人都一定熟悉. 1929年10月,时值中央研究院助理员的陈宗器作为西北科学考察团第二批戈壁组成员,来到内蒙百灵庙做出发前的准备,他是五名科考团员中唯一的中国人.11月2日傍晚,斯文·赫定从北京出发来到百灵庙为戈壁组送行,这是他们第一次相识,短暂的9天里,斯文·赫定给这位对他十分崇拜的年轻人讲了自己20世纪初发现楼兰的探险经历,还送他英文版的《我的探险生涯》和瑞典文的记叙西北考察团第一次考察的书.     

西藏新疆万里行

我是一个旅游爱好者,从1941年到1991年,我几乎游历了除西藏以外的全国所有地区。到西藏去,以实现旅游全国的愿望是我近三年来念念不忘的事。《旅游》杂志在1992年第8期上发表了“如何去西藏旅游”一文,为我去西藏提供了具体、实用的指导。 1994年5月5日我终于从北京出发了。5月6日到达兰州,在兰州停留一天,游览了五泉山公园和白塔山公园。 之后乘车前往西宁,参观了西宁市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清真大     

走向居延海

2000年10月我约了几位朋友徒步考察黑河下游,直至居延海边。我们从高台县罗城乡天城村出发。     

程潜对联讽刺湖南都督

1916年5月3日,护国军湖南总司令程潜,从护国军根据地靖县出发,经过绥宁、城步、武冈,于5月22日到达邵阳城.进城后,他请友人岳森出任县长.岳森欣然答应的同时,对程潜说:“我在长沙听说,汤芗铭封了刀子,不杀人了,还有人说他也想宣布独立了.” 汤芗铭是袁世凯的死党,拥袁称帝的始作俑者.1913年3月20日,宋教仁在上海车站被刺杀后,湖南局势动荡不安,袁世凯便派汤芗铭进驻长沙,出任湖南都督.     

百年潮汕,你的美丽展现在味蕾

在上一年暑假的时候蹭着先生的音乐展览会去汕头和潮州,一直念念不忘,所以回来以最浅见的方式来撰写这篇游记,以表达我的喜爱之情.这里没有很复杂的语言,只描述我看到,吃到的个人感受.这次之行属于自驾,从广州出发汕头几乎是一直到了汕头才觅食,整个旅程基本都以吃和音乐为主.从读书开始到工作生活,认识的潮汕人都非常多,家的附近也有超多的潮汕美食,对喜爱吃潮汕美食的我来说,也加深了对潮汕的爱.     

吃人脑

1943年8月,太行作战告一段落,我们侵华日军撤回到日防驻地.日军第五十九师团独立步兵第一一九大队和独立步兵第八十六大队组成了伊藤混合讨伐大队,在山西省陵川县夺火镇驻扎了约一个月.在这期间,我参加了对抗日军队第二次集团军“扫荡”.就在我从赵城县出发之前,因同朝鲜女人鬼混染上了急性淋毒性尿道炎,疼痛难忍,所以自暴自弃起来.后来得知这一情况的中岛知六男少尉,他告诉我:“在大队本部刚处死了两名俘虏,用人脑烧烤后做成焦粉状食物,那是一种特效药呀!怎么样?”     

威尼斯——广州“海上丝绸之路”考察简记

我受中国社会科学院外事局和国家教委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国委员会委派,参加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起的海上丝绸之路考察。1990年10月20日从北京出发,10月23日从意大利威尼斯启航,1991年2月9日从广州入境,又转赴福建泉州参加考察活动和学术会议,历时4个月,访问了13个国家,航程21000余公里.这项意义深远的考察,引起了     

忆阎锡山在大连

1928年,我从太原北方军官学校第一期炮兵科毕业后,在阎锡山直接领导下,历任阎行营军事组上尉组员及参谋等职.1930年,蒋阎混战,阎锡山失败后逃往大连,太原绥靖公署改成结束办事处,我又调到第三十四军军部任少校参谋.1931年春,阎锡山旧部张万顺到大连看望阎锡山,回太原后转达阎锡山意,命我秘密到大连服务.于是我于1931年5月20日由太原出发,先经石家庄到北平.为避免大津至大连间日本特务们的纠缠,乃绕道藩阳转南满,直达大连驻黑石礁公馆.阎锡山由太原逃大连经过1930年,蒋阎冯混战,阎冯在陇海津浦两线失败,张学良接着进关.冯玉祥主力西撒入陕.阎锡山所部及一些亲派部队,如孙殿英、张人杰等部队,逐渐撤入山西.阎锡山本人回到五台县河边原籍,以观时局推移转变,是初阎锡山     

去年在波兰

通过一个国际性学生组织,我获得了在波兰港口城市什切青实习一年的机会。 从北京出发,经过10多个小时的飞行,抵达华沙机场。第二天,我搭上火车,顺利来到什切青。调整好时差之后,我便到实习公司报到。     

尤金·阿杰的巴黎

1920年,尤金·阿杰（Eugène Atget,1857—1927）将自己的2600张底片捐赠给法国文物保护部门,他在信中写道：＂在将近20年里,我从我的个人兴趣出发在巴黎的旧街道拍摄,这些照片收录了16—19世纪美丽的城市建筑,今天这项档案工程已经结束了,我可以负责任地讲,我已经保存了整个旧巴黎。＂     

决死队俘获的第一个日本兵

1938年的春节刚过不几天,日本侵略军就对我晋东南抗日根据地发动大规模进攻,由南同蒲、平汉、道清等铁路线出动,分九路向我晋东南腹心地区推进,其中一路由南同蒲线上的山西临汾县城出发,经安泽县城进驻到沁源县城内.敌人沿途肆意烧杀抢掠,安泽县三给村120多户农民的住房全部被烧光,就连村外的大庙和庙院中的一棵大槐树也被烧毁了.当地农民盼我抗日部队把敌人彻底消灭,为他们报仇雪恨.我们决死一纵队民运工作队第四分队的活动地区,就是从安泽县城往北到唐城镇,恰好首当其冲,20多个村庄全部是敌人     

江岸清真寺重建记

我1944年出生在湖北房县的一个回族家庭,童年的我在懵懵懂懂中迎来了新中国的诞生.在党和政府的关心和培养下,我长大成人,在大学得到深造,又在部队接受了锻炼. 1972年,我分配到武昌造船厂工作,先后任工人、统计员、经济分析员、调研员、副科长、副总经济师.1988年,我被调到华中重型机械集团任常务副总经理.我原以为我的后半生都会这样在工业战线度过.没想到1989年,由于党的民族宗教工作需要,我被调到武汉市民族事务委员会任副主任兼宗教局副局长,从此走上了党的民族宗教工作岗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