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画像中蟾蜍与兔象征功能的重合与分化

汉画像中蟾蜍与兔子在两套象征系统中承载着不同的象征功能:一是在天界系统承载月亮象征功能,形成月中兔和月中蟾蜍的形象;二是在仙界系统中作为昆仑山神话的组成部分,形成捣药兔和捣药蟾蜍的形象,象征“长生”。汉画像中蟾蜍与兔象征功能存在重合现象,同时也体现分化趋势。随着时间的推移,蟾蜍的月亮象征越发凸显,兔的长生象征则渐趋稳固。汉画像中蟾兔象征功能的重合现象和分化趋势表明,汉代是蟾兔象征历史流变过程中的关键时期。     

希特勒的"卐"与佛教"卍"有什么区别

希特勒亲自设计的党旗为红底白圆心,中间嵌一个黑色"卐"字。他在《我的奋斗》一书中说:"红色象征我们这个运动的社会意义,白色象征民族主义思想。‘卐’字象征争取雅利安人胜利斗争的使命。"     

抽象与具体、隐秘与含蓄——帕特里克·怀特小说的象征手法探析

象征主义喜欢用具体的形象表现抽象的观念,用物质的可感性表现隐蔽的内心世界,着眼点不是描写客观的真实,而是追求主观的幻觉;喜欢用象征、联想、暗示、烘托等手法,重视雕塑美、音乐美和朦胧美。以帕特里克·怀特为代表的现代派文学是这个时期的主流。而象征手法的巧妙运用更是怀特小说的最显著的特点之一。怀特的大部分小说都深深地植根于象征之中,象征成了他思想的载体。他善于从平凡的世界里发掘出超凡的内涵,并赋予看似一般的生活一种深刻的寓意。他借助于象征手法,从多个侧面来反映小说的内在意义:或以人物为载体,或以题目为象征,或以题材取胜,而更多的是以小说主题和细节来揭示蕴含其中的象征意义。     

上海城墙的兴废:一个功能与象征的表达

城墙从古代的一种城防工具到统治权威的象征,在晚清以后被视为故步自封的标志,是中国城墙通常走过的道路。上海城墙经历了因“夷”而建,因“夷”而拆的兴废历史。它的功能和象征意义随着城市历史的演变而发生变化。在近代上海城墙日渐失去军事防卫功能的同时,对城市定位的改变、华洋之间矛盾和竞争的激化,使上海官绅对城墙的观念发生分歧,引起有关拆城的争论。最后它作为一个旧政权、旧时代的象征被拆除。但城墙作为现代性的对立面的象征意象却至今仍然留在人们的观念中。     

钫、锺及魂瓶的文化象征

汉魏墓葬中出土的壶形器包括钫和锺均象征着汉代的方仙世界,即所谓的东海三山;魏晋时期出现的魂瓶乃是归墟五山的象征。壶作为一种有形的物质象征,仅仅是用以表述汉代庞大的方仙思想体系的代表器物之一。汉魏时期的方仙世界是继承先前萨满教宇宙观而形成的,而壶所具有的方仙象征的形成,则标志着古代中国具有自身特征墓葬文化的形成。     

象征人类学视野下的小河墓地遗物分析

小河人对死者的处理方式、墓地随葬品以及墓地地表一系列遗迹等象征物,表现了他们对自然对社会的独特理解以及对人与自然、人与未知世界之间的特殊处理。本文用象征人类学,通过对小河墓地某些特殊符号的识别与解读,来分析这些符号的象征形态和功能,侧面展示小河人的信仰世界,对了解史前人类的象征符号体系也有一定意义。     

千万不能忘记（上）

贺兰山,宁夏的象征。英雄的象征。 每当举目远眺,巍巍贺兰山总是在晚霞中矗立,山峰迎着朝阳微笑,松涛伴着阵风歌唱。既使是浮尘袭来之际,仍隐隐可见她那雄伟的轮廓。这时,在人们的心头,会情不自禁地浮起许多联想,     

仪式与艺术的关系

仪式是人类学的一个重要范畴,也是人类精神生活中一种重要的活动,它具有象征特性、符号特性和场域特性,作为人类一套独特的话语,仪式是人类解决现实矛盾的一种超现实手段,仪式的这些特性与艺术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     

寻访夏尔巴人的服饰

“陈塘沟夏尔巴妇女的帽子是最有特色的服饰之一。帽角的顶端都插着孔雀羽毛和鲜花,象征茂密的森林里生活着各种各样的鸟类;边角上有红、黄、蓝三种颜色,象征着原始森林;上边的红色圆顶,象征着美丽的高原湖泊羊卓雍错;帽子两边白色的银丝条,象征珠穆朗玛峰;帽子一端用银币镶的链条,代表珍稀野生动物：帽边到帽顶拉着的一串串珍珠,代表滔滔不绝的雅鲁藏布江。”     

漫谈读图时代的插画视觉文化特色

提到插画,人们往往会想到这样的场景：书籍杂志中的图像、户外广告中的图像以及一些快速地绘制出的一个个夸张的符号,卡通人物、变形的各种象征符号等。透过这些表面现象,我们则可以发现插画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美学性产物,和诗歌、舞蹈等艺术形式一样,是反映人的内心情感的一种表现形式,是对于生活的个性化表白。     

论"夷"和"东夷"

“东夷”本是传世和出土文献对古史上某一时期东方居民的称谓。近年来,随着考古学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学者把黄淮下游海岱地区史前考古学文化的族属称为东夷。本文旨在根据传世和出土文献的相关记载,廓清“夷”和“东夷” 的产生、发展、流变和消失的历史过程。     

“素心”与“史德”

在中国古代史学理论发展史上，关于史家主体修养的探讨是一个重要问题。梁启超所谓“史家四长”说即是对这个探讨的总结和概括。在这一理论成就的形成过程中，唐代史家刘知几的“史才三长”说及清代史家章学诚的“史德”说是关键环节。当然，任何学术成果尤其是理论上的突破，都必须以一定的思想积累为前提与基础，这种积累首先必须是学者个人的，而从更为普遍的意义上讲，它更是社会的与时代的。因此，从孔子、孟子的时代起，我们     

“中国中心观”与“夷”“洋”之变

晚清之前,中国始终认为自己是世界的中心,将中国之外的其他一切民族都看作是未开化的“蛮夷”。特别是明代朝贡制度形成后,“夷”“夏”卑尊泾渭分明。晚清从鸦片战争到中日甲午战争近六十年间,实现了从“夷”到“洋”的艰难转变。本文从“中国中心观”的形成入手,对这一转变进行了分析。     

说"邛"与"工竹杖"

古代的"邛"究竟是族名还是地名,曾有一些不同看法.关于"邛竹杖",也历来看法不一.文中对此作了探讨,认为"邛都夷"人属古濮越系民族,"邛竹杖"则由于年代久远现已不甚明了,可能"邛人"所居地方所产之竹杖皆可谓之"邛竹杖".     

庄子“真人”思想考论

庄子《大宗师》集中出现了四则有关＂真人＂的论述。＂真人＂思想具有丰富的内涵。作为庄子自身理想人格的画像,＂真人＂等同于＂至人＂。真人一旦上升到＂道＂的层面,又等同于＂神人＂。真人思想的矛盾性源自《庄子》一书内容的复杂性。作为天道哲学的真人,其思想源自《道德经》、《山海经》等典籍;作为生命哲学的真人,源自《黄帝内经》、《周易》等。由后者形成一种＂葆真＂的生命哲学观,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博物馆学习”还是“场馆学习”:试论Museum Learning的中文表达

Museum learning的相关研究范式和成果主要集中在博物馆学观众研究和教育学教育技术研究领域中。国内这两门学科对museum learning的翻译存在分歧:博物馆学界将其译为"博物馆学习",而教育学领域则将其译为"场馆学习"。原因在于二者对museum learning的研究方法存在分歧,以及二者对"博物馆"一词本身范畴和概念存在认知差异。"博物馆学习"不仅保持了museum在跨语境研究中的一致性,更重要的是在概念上确保了自然科技类博物馆和历史艺术类博物馆在museum learning研究中的相同地位,这是"场馆学习"一词无法体现的。     

再论“部落联盟”还是“民族”

王三义先生认为,以国家起源的“民族模式”代替传统的“部落联盟模式”,易建平这种做法是不对的。本文认为,王三史先生的观点难以成立,原因在于,他混淆了“部落联盟”与“部落联盟模式”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并且,把希腊人和罗马人国家起源的例子当作了“特例”,而这摩尔根与恩格斯是当作典型例子的。     

都市平非"成都市平"商榷

本从都市平量器字入手,结合东汉相关的度量衡制度和两汉中遗存的刻铭陶、漆器字、以及东汉相关历史,考证都市平量器并非成都市平量器的简称。     

从“百工”与“百官”的语词变迁

本对于古籍献中“百工”一词的多义和歧义现象进行分析、考证,发现它与“百官”一词的关系错综复杂,于是从字形、声音及化历史的研究对比中取证,认为“百工”作为上古一官职名,后世直接对译成“百官”实际上存在混淆和误解,却也可从中看出它们意义上的联系与区别,对这一特殊语词的变化的历史考证将对训诂学有所补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