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北京旗人舍地现象研究——根据碑刻进行的考察

本文依据碑刻拓片 ,对清代北京旗人将土地施舍给寺庙宫观的现象进行了研究 ,主要考察施舍地的来源、施主的身份 ,施舍地的对象、施舍地的影响 ,认为旗人舍地产生了两方面的后果 :促进了寺观大土地的发展 ,又造成旗地的流失。     

宋金关系中的崔与之——以嘉定年间为中心的考察

嘉定年间,宋金双方由和平走向战争是一个总趋势。崔与之在淮东和四川任职期间,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巩固边防,保障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从全局出发,严密部署,以期取得对金军事斗争的胜利。在崔与之的思想中,其所认可的和,是南宋占主导地位的情况下的平等议和,其所主张的战,是以守为战和待机而动的战。和与战的基础是守,只有在巩固根本和积蓄力量的基础上,和与战才能顺利地进行。这样的思想和行动,在当时的情况下,是一种务实的表现。嘉定年间,崔与之在抗金前线能够固守待时,对朝廷能够坚持己见,不愧是一代名臣。     

木铎劝农——清末、民国年间的农事推广

农业技术推广现在是农业机构的工作,不过历史上的农业技术推广除农业机构外也曾由社教机构肩负。清末有振木铎劝农,民国年间有农民教育馆、民众教育馆宣教农业技术推广。     

虎卧老人行书《遂闲堂十律诗》考——兼谈畿辅先哲张霖、张霔(上)

河北省博物馆藏有一件虎卧老人行书《遂闲堂十律诗》卷,前人定为史可法自书诗卷,后人定伪。文章探赜索隐,再现了其历史、艺术价值,并时作者及所涉的畿辅先哲张霖、张霔略作考迹。     

虎卧老人行书《遂闲堂十律诗》考——兼谈畿辅先哲张霖、张霪(下)

河北省博物馆藏有一件虎卧老人行书<遂闲堂十律诗>卷,前人定为史可法自书诗卷,后人定伪.文章探赜索隐,再现了其历史、艺术价值,并对作者及所涉的畿辅先哲张霖、张霪略作考迹.     

虎卧老人行书《遂闲堂十律诗》考——兼谈畿辅先哲张霖、张霔(下)

河北省博物馆藏有一件虎卧老人行书《遂闲堂十律诗》卷,前人定为史可法自书诗卷,后人定伪。文章探赜索隐,再现了其历史、艺术价值,并对作者及所涉的畿辅先哲张霖、张霞略作考迹。     

试析清代中期台湾新港社的土地交易——以《道卡斯新港社古文书》为例

土地所有权的归属及由此衍生的各种经济关系,在封建生产关系中居于重要的地位。清朝收复台湾之后,随着移民的增加和政权的稳固原在大陆实行的封建土地所有制,逐步移植到台湾,这种生产关系的移植和发展很大程度体现在台湾汉“番”或“番番”之间的土地交易中。相关土地交易的内容包括土地所有制的变迁,汉“番”或“番番”地权交易、租权交易等。在此期间从“番”人逐步确立土地所有制观念,到以契约方式表现土地所有权及其衍生权利     

南宋基层社会的法律人——以私名贴书、讼师为中心的考察

南宋州县私名贴书为编制外招募的狱吏,与所谓的正名吏人不同。由于任职的稳定性和狱讼业务知识的常年积累,这一群体逐渐趋于世袭化、专业化。他们在地方司法审判过程中常常起着重要的作用。"讼师"在中国历史上作为一个正式的职业称谓出现于南宋后期。他们因为民众司法诉讼的需求而存在,但又受到政府的无情打压,始终处于名不正、言不顺的尴尬地位。私名贴书和讼师具有同一性,很容易互换角色。他们游走于官民之间,既有坑害民众的一面,又有维持社会秩序的一面。这些法律人在南宋基层社会的法律秩序构建中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色,并对后世法律生活的走向产生了重要影响,成为明清时期刑名幕友和讼师最初的历史源头。     

江永——诗、书、画里的故事

<正> 江永是湖南西南部的一个边陲小城,处于粤湘桂三省的交界之地。在周边喧嚣城市的包围之下,江永以一颗宁静的心泰然处之,城市的浮躁对她来说似乎没有任何诱惑力。江永能够抗拒外界的诱惑,我却不能抗拒江永的诱惑。因为,如诗的上甘棠,如书的普美岛,如画的千家峒,总是有些让人迫不及待。临行之前,就有驴友告诉我,品味江永,既可以从自然生态的角度,去感受青山绿水带来的心旷神怡;也可以从文化生态的角度,去体味瑶族文化所表现的历史厚重;而实际上,每一个到过江永的人,都会不自觉的在两个角度之间不停的转换,结果是鱼和熊掌兼得之,当然是不亦乐乎了。     

清代中期北京内城旗人居住状况的考察与分析——基于乾隆《京城全图》的研究

合院是清代北京最主要的民居形式,合院向大杂院的转变被视为20世纪以来北京传统民居空间格局的最大变化.本文通过识读乾隆《京城全图》院落平面图像,统计房屋和院落数量,结合八旗丁口与住房分配政策,探讨清代北京内城普通旗人的合院居住状况.研究表明:各种规模住宅院落的占地比例与人口的阶层分布不均衡,宅地房屋兼并的严重,合院杂居现象随之产生;在大型院落比例过高的前提下,合院杂居是八旗住房制度的必然产物,底层杂居人口高达八旗总人口的90%.旗人日记《闲窗录梦》呈现的内城旗人居住实例进一步表明了杂居现象在清代中期旗人社会中下层中的普遍性.     

清代顺治年间徽州的土地清丈与鱼鳞图册攒造——以祁门县为中心

清顺治年间,徽州府的土地清丈活动是在全国清丈土地的大背景下进行的。文章以祁门县为中心,对清顺治三年开始的徽州府属六县土地清丈及鱼鳞图册攒造中的规条、民间清丈实态、佥业归户凭据名称,特别是土地清丈字号等进行了探讨。作者认为官方动员与民间实践相结合,使得顺治年间徽州各地土地清丈工作得以顺利展开。但不同县域,甚至同一县域,各都图(保)之间的丈量组织方式和丈量进度都存在时空差异,说明顺治朝的清丈工作是分阶段展开,呈现出连续性特征。尽管顺治清丈中存在一定问题和不足,但不能因此而否认这次清丈工作的成果和质量。     

近代广西城镇商业经济的地域特征——基于地方志书的考察

地方志书是区域经济史研究的重要依据。通过地方志书,可揭示出近代广西城镇商业经济浓厚的地域特征,诸如外来商人对广西城镇商业经济的垄断;以谷米贸易和圩镇贸易为主的地方贸易形式;商业经济发展的巨大地域失衡与波动等。这些特征的形成主要受到地方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和特点、地理交通条件及人文社会因素的制约,也由此导致了近代广西城镇商业经济缓慢发展的总体格局。     

秦汉帝国的神权统一——出土简帛与《封禅书》、《郊祀志》的对比考察

将新出简帛材料与《史记·封禅书》、《汉书·郊祀志》进行对比考察,有助于阐明秦汉帝国将分散的宗教信仰整合成统一神权的渐进过程。先秦时期各国皆有自己的山神、水神,秦汉帝国将秦、楚、晋、齐等几大祭祀圈的山川神祇整合成五岳四渎系统。国家制定统一的祭典,建立官祀系统,通过限制民间祭祀内容、禁止民间另立私社和控制祭祀频率等办法来打击淫祀。国家加强对巫觋和巫术的管理,固定其场所和时间,极力消解其地域性。汉初设立的梁巫、晋巫、秦巫、荆巫等巫官,不完全是对各地方巫术的移植或复制,而是根据刘氏的身世源流,对全国巫术系统的重新洗牌,人为划定其分属职掌。秦皇、汉武的封禅和巡游,也并非为了追求一己之福,而是为了寻求东方神祇的认同。经过秦始皇、汉高祖、汉武帝和汉成帝等数代皇帝的努力,整合全国神权的历程逐渐完成。     

崇祯年间张国维与南直江防——以《抚吴疏草》为中心的考察

崇祯初年,农民起义军攻陷中都凤阳,横行江北,江防形势发生根本性变化,抵御义军成为江防的主要内容.应天巡抚所辖安庆、芜采和浦六三地错综长江两岸,构成倒“品”字形三大防区,是巩固江防的重要屏障.时任应天巡抚张国维的核心策略即增兵,包括“招募主兵”与“抽调客兵”两项举措,并推行“以东御西”的方针政策,在兵力、财政方面仰仗江南四府的供给.张国维抚吴期间,义军未能成功渡江,确保了江南赋税重地的稳定,也为明王朝赢得了喘息之机.     

清乾隆至道光年间的聊城商业——以山陕会馆碑刻资料为中心的考察

聊城是清代中叶山东运河沿线的重要转运码头,经由该城转运的商品以绸缎、布匹、皮毛、纸张、茶叶等为大宗。绸缎、纸张、茶叶等南来商品的转销范围大致包括鲁北、冀南、豫东以及山西;棉布和皮毛制品则为东昌本地所产,主要销往西北和口外。依据会馆抽厘率折算,乾隆初年山陕商人在聊城的经营规模每年仅数十万两,嘉庆时增至一百数十万两,道光年间即便从低折算也达到210万两。全城合计,嘉庆年间聊城的商业规模已达每年200万两;道光年间以1‰的抽厘率折算为300万两,若以0.3‰的抽厘率折算则高达1000万两。     

一片冰心在玉壶——解读王彦善先生的诗、书、画

王彦善先生的诗、书、画在大陆省内外不少地方乃至一些外宾、港台颇有名气。说起诗、书、画,我想对王彦善先生的官品、人品首先解读。王彦善先生是一位朴实又有奋斗精神的宁阳人,泰山的灵气泰山之阳的沃土养育了这个农家子弟和宁阳小山村。我曾经不止一次地听到朋友们说,王彦善有读不完的诗、书、画人生。我觉得,并不是这     

海宁硖石镇由军事重镇向经济重镇的演变——基于地方志书的考察

浙江省海宁市硖石镇,宋以前为军事重镇。南宋定都临安后,受京城辐射的影响,逐渐向经济重镇转变。元至正年间（1341～1353年）,硖石首“设税务,隶巡检司”,开始课税。明时先后设硖石巡检司和管理水上交通的硖石河泊所,经济地位已经超越了军事地位,经济规模超越了时为县治的盐官镇。因硖石处于此地区水利交通枢纽地位,太平天国战乱后承接了东移的长安米市,从此步入发展高峰。清末民初,近代工业文明成果不断被引进硖石,硖石更加繁荣。     

圈地运动与土地确权——英国16世纪农业变革的实证考察

16世纪的英国圈地运动,是历史上第一次具有市场指向的土地确权运动,是把具有共同体性质的混合土地所有制界定为排他性的明晰产权,从而激励经济效率,颠覆中世纪的基础。经过数个世纪的物质积累、权利积累和观念积累,社会深层结构发生了相当深刻的变化,其中土地市场化和农民的社会化是基础性的变量参数,圈地即是这种变化的历史性总结。"大农-乡绅阶层"作为农业资本主义载体,是圈地运动最能动、最重要的推动力量。领主圈地的通常方式是契约圈地、法庭圈地以及协议圈地,以合法圈地为主。领主非法暴力圈地确实存在,是赤裸裸的掠夺,暴露了早期资本的失范与贪婪;领主暴力非法圈地受到佃农土地权利的抵抗,佃农的抵抗具有一定合法性和有效性;但这种"暴力圈地所占比例很小"。16世纪中叶以后协议圈地越来越多,土地确权从来没有抛弃法律而是越来越规范,18世纪发展为"议会圈地"则属水到渠成。从基本层面上讲,圈地不是践踏土地权利,恰恰是明晰和确定土地权利。圈地规模有限,圈地中心地区的圈地比例大概在20～25%左右。总之,圈地运动的影响至为深远,是个老话题也是基础性话题,有必要给予新的关注。     

清代国家政治对传统园林建设的影响——以康、乾时期避暑山庄等为例

<正>清康熙年间,一名曾在清宫做王室翻译和宫廷画师13年的意大利传教士马国贤(Metteo Ripa),受命铸造了刻画有"御制避暑山庄三十六景诗图"的铜版画,并带回欧洲向处于启蒙运动的西方世界展现了来自东方的园林文化独特内涵与艺术魅力~(1)。18-19世纪是我国传统园林建设的鼎盛期,避暑山庄等景观园林建设既是"康乾盛世"经济发展和社会安定     

中世纪早期西欧的慈善与补赎文化——基于悔罪规则书文本的案例考察

悔罪规则书是流行于中世纪早期,教会用以定罪与惩罚的指导手册,其中对各种罪以及对应的惩罚方式做了详细的规定。慈善作为贪婪之罪的一种补赎方式,以及其他罪的代赎方式,相比于其他补赎方式更具有社会性。这种社会性体现在对社会带来的双重影响上,其对社会产生的积极影响在于鼓励慈善行为和社会救济,其负面影响在于为教会的腐败提供了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