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夏商西周文化和冀西北、京津唐地区北方青铜文化的关系

夏商西周文化对冀西北、京津唐地区北方青铜文化格局的变迁具有重要影响.夏文化与这个地区的北方青铜文化存在间接的联系;商文化向北的扩张与收缩极大地冲击了这个地区原有的文化格局;西周文化对这个地区的文化渗透最终使得这个地区纳入了中原青铜文化区.     

京、津、保地区夏时期考古学文化研究的讨论与思考

本文回顾了学界对京、津、保地区夏时期考古学文化的研究与讨论。在总结以往考古发现的基础上,找到了一些新的线索,进一步证实了雪山二期文化不是燕山以南地区夏时期考古学文化遗存的源头,京、津地区考古学文化的主体是北方的夏家店下层文化,保定地区则为先商文化,该地区作为南北方文化的重要交流孔道和文化交流的前沿地带,在南、北、西方考古学文化的共同作用下形成了多元的文化结构。     

从“三岔口“到“Y“形文化带——重温苏秉琦先生关于中华文化与文明起源的一段论述

“三岔口”和“Y”形文化带,是苏秉琦先生对中原与北方这南北两大文化区从史前到商周时期古文化发展及其间相互关系的形象比喻,也是苏先生在论述从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到中国文化起源和文明起源的一个重点所在。一“三岔口”指的是河北省西北部张家口地区在北方地区商以前古文化发展中的位置和作用:“所谓‘三岔口’,指的是它东北方的辽西地区,红山文化—夏家店下层文化为一方;它西南方的‘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夏商文化’为一方;它西方的‘河套地区新石器文化一青铜文化’为另一方”。①三方的文化因素在张家口地区“碰头”。这一概念是1…     

考古学视域下商代汉水流域文化交流的廊道功能研究

汉水纵贯我国南北,连接黄河与长江两大母亲河,在考古学文化的传播与交流方面起着非常重要的廊道作用。通过对汉水流域已有的商代考古资料的梳理和文化因素对比分析,结合文献,探讨了商时期汉水在考古学文化南北交流、东西交流方面所起的重要的历史作用,以及汉水流域商代考古学文化交流的具体路线问题。作为文化交流的廊道,汉水流域商代考古学文化交流的路线主要有三条。第一条,商代前期文化在河南境内沿今天的京广线南下,由豫东南越过桐柏山到达鄂东北,经澴水、滠水及其附近进入盘龙城,继而南下到长江中游。第二条,以豫西、晋南为中心的二里冈文化沿渭河、洛河向西传播到渭河平原、陕东南地区,然后越过秦岭山间孔道,沿丹江、汉水向东南传播到鄂西北,至此开始出现两条分支路线,一条溯汉水南下到长江中游,另一条则逆汉水而上向西至汉水谷地。第三条,中原商文化在河南境内向南传播,很可能直接经由南阳盆地进入鄂西北地区,再沿丹江、汉水南下至长江中游。文化的传播和交流从来都是双向互动的,通过以上三条路线,反方向的文化交流同样存在。     

小南山遗址与东北地区史前玉器的相关问题

本文将小南山遗址出土遗存划分为小南山文化和新开流文化两种文化遗存,对二者的年代作了初步探讨。通过对查海遗址的分析,建立起兴隆洼文化及该文化玉器发展的年代标尺,为相关考古学文化年代的判定树立了参照系。继而讨论了塔布敖包遗址、哈克遗址第一期遗存及北山洞遗址第三期遗存的年代,明确了三者的年代晚于小南山文化,而与兴隆洼文化共时。梳理了公元前5000年以前东北地区相关考古学文化之间的联系,探讨了这一时期东北地区玉文化发展的基本格局。     

《长江文化研究》专栏发刊辞

上古的中国文化是一元的?还是二元的?或者多元的?上古的中国,地域辽阔,族类纷繁,考古学文化灿若繁星,无法用传播、扩散、辐射来涵盖一切,说一元无疑是荒谬的.从整体即中国文化来看,应该说是多元复合的.但从主体即华夏文化来看,却应该说是二元耦合的.所谓二元,就是长江文化与黄河文化,或者叫做南方文化与北方文化.天有偏覆,地有偏载,上古文明的摇篮不出北半球的中热带到暖温带,大致在北纬15度至45度之间.中国从岭南的珠江三角洲到关东的松辽平原,有幸都在这个纬度带之内.长江、黄河两大流域得天地之独厚,自然条件异常优越.尤其是长江中下游与黄河中下游,钟灵毓秀,在地形图上是浑然一块巨大的绿斑.它们都是平均海拔不高的冲积平原,来自太平洋的温润季风可以长驱直入.新石器时代的考古学文化,几乎布满了这块世上罕见的绿斑.据已知的考古资料,长江流域有年代最早的新石器文化——即彭头山文化,距今8000年上下,与黄河流域磁山——裴李岗文化出现的年代不相上下.新石器时代南北文化二元耦合的格局,大致可以说是:南稻北粟,南釜北鬲,南丝北皮,南“巢”北“穴’,南舟北车,…….玉器文化是中国新石器文化的一绝,其中心在南方的良渚文化.     

燕山—长城南北地区史前文化的适应变迁

目次一生态交错带适应的一般模式二史前文化适应方式的转换三环境格局的变化与适应变迁四结语燕山-长城南北地区是考古学研究上有特殊意义的地区。其地处蒙古高原到华北平原、东北平原的过渡地带,海河流域北部、滦河下游为其南区域,滦河上游、大小凌河、辽河上游地区为其北区域。我国400毫米降水分界线即位于此,也是北方干旱区与半干旱-半湿润区的过渡地带。     

浅谈顺山集二、三期文化之变

顺山集文化分布在淮河中游的东部地区,顺山集、韩井和雪南遗址为三处具有代表性的遗址。顺山集遗址的遗存可以分成三期,其中第三期文化遗存较前两期发生了明显的改变,有研究者提出应该属于两种不同的考古学文化。这种情况也出现于韩井遗址和雪南遗址,本文通过梳理了这三处遗址的材料,从聚落格局、生业经济、陶器、生产工具等方面的比较,总结出各遗址体现出的在二期和三期发生的具体的变化,并结合环境考古相关的证据,试图探讨这些变化发生的性质和原因。     

近年国外滇文化研究新趋势

近年,学界提倡跨学科进行史前文化研究,应用不同的学科如社会考古学、人类学、统计学,性别理论等。在器物的研究中,主要进行文化交流方面的探索,如从铜鼓看滇文化与东南亚文化的关系;从铜牌饰看其与北方草原文化的关系;从铜剑、戈、矛等看与其中原文化的关系等。另外,科学技术、新理论、社会考古学等也被应用到滇文化的研究中。     

略论东周时期北方地区金属器上羊形纹样的来源

羊形纹样是东周时期北方地区金属器上的一种重要装饰题材,有圆雕式、浮雕式和透雕式三类。圆雕和浮雕羊形纹样来源于南西伯利亚地区早期游牧文化,而透雕羊形纹样因形式多样,其分别来源于天山七河地区的萨卡文化及北方地区的诸胡文化。不同类型羊形纹样在北方地区的分布,反映了东周时期中国北方游牧人群与南西伯利亚地区、天山七河地区游牧人群之间的交流。     

商时期中原文化在江汉地区的影响历程

本文以大洪山、汉水为界,分东、西两个区域,探讨了商时期中原文化对江汉地区的影响历程。其中在江汉地区东部,中原文化的影响从二里冈下层一期开始,二里冈下层二期至二里冈上层一期达到顶峰;而至洹北花园庄阶段,中原文化的影响逐步弱化,并于殷墟一、二期向北消退。在江汉地区西部,中原文化的影响大致始于同一阶段,并持续到二里冈上层一、二期;但至殷墟一期前后,中原文化的影响也逐步消失。以此为基础,本文进一步比较了两区域相异的文化发展格局,以及背后可能暗含的社会图景。     

4300年前后玉器在北方地区各文化间的互动

距今4300年前后是我国史前阶段的重要节点,北方地区陆续发展出多个制玉、用玉的考古学文化中心。本文通过对这一阶段北方地区各玉文化的梳理分析,认为这些玉文化间共性逐步增多,体现出趋同的趋势。玉器作为文明演进的重要指征,作为更高一级文化载体在文化互动与传承中有着独特地位与作用,此时通过传播、整合、交流等途径频繁互动,所体现出的是这一阶段北方各人群间文化融合,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当时各种文化因素的快速汇聚与认同,也正好符合在文明进程中,古国时代向王国时代演进中北方地区在文化上的整合。     

客都、客家民系与文化渊源

一、世界客都的由来 客家民系是在中国长期历史中形成的汉民族内一个特别民系。客家人的根在中原,客家文化是中原古文化的延伸和扩展。中国自秦汉以后一千多年间,由于北方的游牧民族入侵或天灾战祸等原因,中原汉人多次向南迁徙,数量超百万之众。南下汉人形成若干支系,其中进入赣南、闽西、粤东北山区的中原汉人,与古越族后裔畲、瑶等土著居民杂处,互相交流,取长补短,创造出与中原文化相通、又兼具南方特色的文化,称为“客家文化”。这些南迁汉人,操一种浓厚中原古音,并杂夹江淮官话的语言,称为“客家话”,讲这种话者称“客家人”。     

青铜的对话 黄河与长江流域商代青铜文明展

正黄河与长江,两条对中华文明产生重大而深远影响的河流,在漫长的流淌中孕育出各自不同的文化传统。公元前16世纪,雄踞黄河中下游的商王朝强势南下,直达长江中游今武汉地区。这是一次值得铭记的历史事件,它影响了此后数千年间中国社会的基本格局。出土文物,见证了这一事件。商人南下早在史前时期,黄河与长江流域就分别发展出了具有本土文化特色的地域文化,以两大流域为代表的南、北方文化,     

徐楚青铜文化比较研究论纲

本世纪30年代,郭沫若先生在《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序》中,将中国古代青铜器划分为南北二系,提出“江淮流域诸国南系也,黄河流域北系也”,并认为“徐楚乃南系之中心”。这个论点曾为学术界所广泛接受,至今仍然流行。 然而,1949年以来,在长江中下游地区取得了一系列重大考古研究成果,这些成果向人们提出了一系列的问题,如:在长江中下游地区的青铜文化发展史上,徐楚能否相提并论,是否都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南系青铜器风格的形成决定于楚抑或决定于徐,徐楚关系如何等等。本文试图对徐楚青铜文化的发展水平、发展机制,以及青铜器的风格等方面进行比较研     

巴蜀文化墓葬出土铜刀文化因素分析——兼及巴蜀文化发展进程管窥

巴蜀文化墓葬出土铜刀包含了中原文化和北方文化两类外来因素,两者融合之后产生了许多新的器型,其中一部分新器型实现了土著化,成为蜀文化铜刀的主要形制。据不同文化属性铜刀数量的历时性变化,可将铜刀划分成舶来、土著、变革三个发展阶段,并以铜刀发展及相关历史背景为基础,管窥出巴蜀文化亦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其特征从早到晚分别为守商周、倾荆楚、染秦化。     

契丹"盐池宴"、"诸弟之乱"与夷离堇任期问题

中原史料关于契丹"盐池宴"的记载,始终是学界产生困惑的疑端;但经过南、北史料系统(即《辽史》等代表的北方史料和《新五代史》等代表的中原史料)的分析与研究,可以清晰地辨别出"盐池宴"与"诸弟之乱"存在的史料类同关系,还可发现大夷离堇职务与部落首领世选与任期问题存在的疑端,从而解决辽初史料整理中的一些基本问题。     

发现的快乐 发现的意义——发现着，快乐着

南方考古一直是相对于北方考古的中国考古学的重要组成部分。20世纪80年代以来,南方考古的迅速进步一度让人们震惊：四川三星堆、江西大洋洲与中原殷墟可以并驾齐驱的青铜器和玉器等遗存的发现使学术界目瞪口呆;江浙沪地区对良渚文化尤其是余杭良渚遗址群及其包含的大型祭坛、大型墓葬、莫角山大型台城遗址等的新发现,长江中游地区的石家河文化及其大型城址的发现,四川盆地宝墩文化及其史前城址群的发现,等等,使长江流域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呈现出全新的时空格局,也使学术界开始重新考虑中国早期文明的源头和框架问题,其中严文明先生的中国文明起源的两河流域说已经开始产生广泛的影响。     

岭南文化 蔚为国光

<正>常言,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然进而言之,一方人造就了一方文化。也就是说,某一地域文化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地理环境决定的。这虽有"地理环境决定论"之嫌疑,但它的巨大作用却不容否定。岭南北有五岭之隔,限制了它与中原北方联系,使之具有封闭性的一面,但其南面临浩瀚的南海,海上交通十分方便,具有极大的开放性,这个区位特点,对岭南文化的形成和风格的影响甚巨。特别是十五世纪地理大发现以后,世界进入海洋时代,给岭南带来了无限的发展机遇和     

《禹贡》五服的考古学观察

《禹贡》五服制度实质是指以王城所在地为中心、从内到外可以划分为三个大圈:内圈是甸服,是王畿之地;中圈包括侯服和绥服,是大小诸侯所在地;外圈在最外边,包括要服和荒服。五服制度的实质是以理想化的图式描绘出一幅中央与地方及四邻的相互关系的网络图。这三大圈恰好与龙山时代考古学文化分布格局基本吻合。可见,《禹贡》五服制度不会是古人的臆说,而是曲折地反映着龙山时代中原与四邻的相互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