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两河流域早期王衔的沿革与国家形态的演变

古代两河流域的统治者一般都拥有许多头衔和名号,有些头衔反映了统治者与神灵的关系,有些头衔则反映了国王的权势。^④古代两河流域雄心勃勃的统治者都致力于开疆辟土和拓展势力范围,国王的权势往往体现在其控制的疆域面积上。国家版图的扩大往往会引起国家结构的变化,进而导致国家形态的演变,上述变化往往体现在彰显国王声威的头衔的发展演变上。因此,本文拟追溯早王朝时期(Early Dynastic Period,约公元前2900—前2350年)、城邦争霸阶段(The Period of Struggle for Hegemony,约公元前2600—前2350年)以及阿卡德王国(Akkadian Kingdom,约公元前2334—前2154年)与乌尔第三王朝(The Third Dynasty of Ur,简称Ur III,约公元前2112—前2004年)时期标志统治者权势的头衔的历史沿革,来考察古代两河流域早期国家形态的演变情况。     

两河流域乌尔第三王朝温马省神庙宝库记录初探

本文初步梳理了两河流域乌尔第三王朝时期(约公元前2112—前2004年)温马行省出土的神庙宝库记录。这些记录记载了温马社会的中上层成员向当地的多位神祇,尤其是温马的保护神沙腊,所进献的许愿物和还愿物,主要为宝石和贵金属制成的物品。研究结果显示,在神庙中设有专门宝库存储这些贵重物品,且有专人负责管理。本文还进一步推断,对这些奉献物享有支配权的是温马总督,而非乌尔第三王朝的国王。     

两河流域乌尔第三王朝白银的货币功能探析

关于两河流域历史上是否使用货币以及何时开始使用货币的问题,学术界历来存在争论。在古代货币问题的研究上,卡尔·波兰尼所区分的四种货币功能,即支付手段、价值标准、交易媒介和储存手段,已成为探讨这一问题的共识和出发点。利用两河流域乌尔第三王朝时期(约公元前2112—前2004年)温马省的经济管理文献,可以追踪白银在该省经济活动中的流通过程,进而论证白银的上述四种货币功能对温马经济的促进作用。在乌尔第三王朝高度集中的再分配经济中,白银所执行的货币功能为参与经济活动的各方(包括缴纳赋税的依附民、温马省政府和王室)都提供了一定的弹性和自由度,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     

奴隶劳动在两河流域家庭农业中的重要作用——以两件分家泥板文书为例

本文分析了乌尔第三王朝和古巴比伦时期的两件分家文书.文件表明在古代两河流域的家庭生产资料中,奴隶作为动产的主要部分在家庭的农业生产和生活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许多家庭在生产劳动中大量使用男女奴隶劳动力,说明古代两河流域文明是建立在奴隶制社会上的农业文明,古代两河流域社会是奴隶制社会.     

丝路贸易与中国古代白银货币

正一中国古代早期没有白银货币白银属贵金属,具有耀眼夺目的金属光泽,是人类较早认识和使用的金属之一。早在公元前三干纪,美索不达米亚乌鲁克第三王朝时期(约公元前3000年),银就已经出现,乌尔王陵出土了大量公元前2500年或更早的金银器~①;在古埃及,白银出现在前王朝时期(公元前3000年以前),约公元前2500年,银焊被用于焊接天篷的铜柱~②;在地中海周边其他地区,约公元前2000-1600年,克里特岛的米诺文化中期已出现白银~③。     

巴比伦天文学的黄道十二宫和中华天文学的十二辰之各自起源

早在亚述学建立初期,学者们通过对出土于两河流域遗址的星象学和天文学泥板文书的研究,发现了天文学最早起源于古巴比伦晚期(公元前1700年)而兴盛于中、新和后巴比伦时期(公元前1000年-前100年).从新巴比伦时期(公元前626-前539年)开始,两河流域出土文献中的天象占星术的泥板开始增多.被亚述学者称为<当天神和恩利勒神>(为该系列文献的首句)系列泥板是由七十多块泥板组成的一部重要的天象经典.这是一部记录天象预兆国家祸福的天人感应的占星术书.它最后编纂的经典本是由塞琉古王朝时的巴比伦尼亚天象书吏们完成的.     

税制与乌尔第三王朝的国家治理

乌尔第三王朝是古代两河流域的中央集权制国家。赋税制度是乌尔第三王朝统治者实现其国家治理、巩固中央集权制政权的重要措施和手段,从第二王舒尔吉时期税制的建立,到第三王阿马尔辛时期税制的微调,再到第四王舒辛时期税制的变革,乌尔第三王朝的赋税政策经历了由主动进取到被动冒进的演变。这三位国王统治时期的税制演变,不仅影响了乌尔第三王朝财政政策的执行与经济政策的制定,更加体现了乌尔第三王朝的国家治理模式与特征,为重新认识人类文明早期国家的构建提供了直接证据和重要的参考。     

古代撒马尔罕钱币的演变与多元文化的融合

正索格底亚那(Sogdiana,汉文史籍称之为"粟特")位于中亚阿姆河和锡尔河之间的泽拉夫善河流域。前波斯时期的索格底亚那被称为"加乌—苏格达"(Gava-Sughdha)~([1])。公元前550年,居鲁士二世(Cyrus Ⅱ,公元前590-前529年)征服了索格底亚那(Sug(u)da),并在锡尔河流域建立了居洛波利斯(Cyropolis),从此,将索格底亚那置于阿黑门尼德王朝的统治之下。之后,索格底亚那相继经历了亚历山大及其继承者、塞琉古王朝、希腊-巴克特里亚王国的统治。公元前2世纪中叶,希腊-巴克特里亚王朝的灭亡标志着希腊人     

阿卡德帝国研究中的新问题与新方法

<正>阿卡德帝国(Akkadian Empire)是指约公元前2316至公元前2173年,由萨尔贡(Sargon)建立,从萨尔贡到沙卡里沙(Sharkalisharri)四代共五位君主统治的两河流域统一王朝,有时候也称为萨尔贡帝国、阿卡德王朝或萨尔贡王朝。⁽(1))阿卡德帝国通常以人类历史上有文字记录的第一个“帝国”著称,萨尔贡、纳兰辛(Naram-Sin)更作为君主的正面或者负面典型在后世的两河流域传颂。⁽(2))     

乌尔第三王朝贡牲中心出土舒勒吉新提王后贡牲机构苏美尔语档案文献研究

乌尔第三王朝的宗教祭祀活动十分频繁。为了方便献祭,舒勒吉统治时期(公元前2092年—公元前2046年)建立了一个贡牲中心。本文根据伊拉克的德莱海姆村(Drehem)出土的贡牲中心的原始文献,对舒勒吉新提(Shulgi-simti)王后及其贡牲机构的八位收支官员的身份分别作了分析和研究,并对王后贡牲机构的收支形式、贡牲种类以及支出内容等进行了归纳总结,为深入探讨乌尔第三王朝时期王室经济和宗教事务提供了原始史料。     

塞琉西亚建城考:早期希腊化城市与帝国统治

底格里斯河畔的塞琉西亚是希腊化时代早期建立的最典型的希腊式殖民城市之一。塞琉古在公元前308年左右控制了巴比伦尼亚地区并发起东征,在东征过程中称王。公元前304—前302年,塞琉古结束东征,返回巴比伦尼亚地区并建立塞琉西亚城作为王国都城。塞琉西亚位于塞琉古王国东部核心区域巴比伦尼亚,有利于监控巴比伦城等原生民族地区,加之地处两河流域水陆要道交汇之地,具有天然防御和交通优势;所以成为新都的首选之地。尽管其后塞琉古王国在叙利亚另建都城,但是塞琉西亚作为东都的地位并没有下降,仍旧是帝国的核心城市之一。包括塞琉西亚在内一系列希腊化城市的建立,是希腊—马其顿人重要的殖民统治手段。塞琉西亚的建立及其历史作用,是塞琉古王国统治的缩影。     

乌尔第三王朝时期的尼普尔银贷业商人档案研究(下):档案重建

古代两河流域文明的银贷业十分发达。本文根据4本汇集了全部出土于宗教中心尼普尔城的乌尔第三王朝时期经济档案文件的原文集,以出土借据中的落款日期和商人的名字为序列,对7个主要商人的文件进行了档案重建,进而为理解古代两河经济领域中货币形式、银贷利率、商人职能等金融和商业规律提供第一手史料。     

两河流域钱币回眸——伊拉克钱币溯源

两河流域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为世界四大古文明发源地之一。巴比伦和亚述经济发展已很繁荣,但并没有出现法定的钱币。留存的文献记载中,贡赋、买卖、借贷和处罚都还限于金银、谷物、奴隶和动产等实物。著名的巴比伦《汉莫拉比法典》中没有钱币字样。亚述时代一头骆驼价为841克白银。阿舒尔·尼拉里(前1307—前1275)从中东掠得大量骆驼,竟狂跌到4·2克白银!可见当时商业还基于实物交换。公元前539年,两河流域沦为波斯人的一个行省。大流士一世(前521—前486)时,波斯统一发行大流克金币(图1)和西格罗斯银币(图2),在波斯帝国统治范围内统一使用。…     

古代两河流域文明史年代学研究的历史与现状

在两河流域出土了大批碑刻和泥板文书 ,同文献一道可以建立一个内在的相对年代体系。亚述地区的《名年官表》等文献是公元前一千纪年代学的主要依据 ,参照现代天文学提供的日蚀数据和文献材料 ,亚述名年官记录的日蚀日为公元前 763年 ;以此为基点 ,亚述历史年代可以直推至公元前 15世纪。天象预兆泥板提供了古巴比伦王朝第 10王的第 1— 8年的金星运行记录 ,参照现代天文学提供的金星运行史表 ,年代学者提出了“高年代体系” ,“中年代体系” ,“低年代体系” ,对其分析、推演表明中年代体系与历史文献提供的相对数值最为接近 ;古巴比伦王朝的公元年序得以建立。公元前三千纪上半时期定义为“早王朝” ,并分为三期。     

一部探求古代两河流域经济活动的拓荒之作——《古巴比伦时期不动产经济活动研究》述评

<正>古代两河流域文明是人类历史上最早产生的文明,在长达3000多年的历史进程中,两河流域人民创造了辉煌灿烂的文化,在楔形文字、法律制度、宗教、文学、数学、天文学、建筑等诸多方面取得了引人瞩目的成就,对周边地区的文明发展起了重要的启蒙作用,是现代文明的重要源头之一。公元前539年8月,波斯帝国的居鲁士王征服了新巴比伦帝国,两河流域文明走到历史尽头。今日古代两河流域文明的再现是建立在西亚考古学的基础之上     

统一视角下的古巴比伦国王汉穆腊比以法治国研究——以《汉穆腊比法典》、书信和铭文为依据

经过30余年的外交斡旋和军事征服，古巴比伦国王汉穆腊比于公元前1755年重建了两河流域的统一王权，结束了该地区200余年的政治分裂局面。而文化传统、习俗和法律的多样性，宗教信仰的复杂性，以及公民的身份认同等问题，对新兴的巴比伦帝国的治理提出了挑战。《汉穆腊比法典》、铭文和书信等出土文献表明，他承继了两河流域原有的国家治理传统，以“王权神授”的理念宣扬其统治的合法性，在建立社会公平与正义的法治精神的指导下，以法确立和维护巴比伦的社会秩序，保护其臣民的财产权利和生命安全。汉穆腊比以法治国的理念和举措，为考察古代两河流域国家的治理理念和传统提供了重要参考。     

《乌尔那穆地籍》译注

《乌尔那穆地籍》原文是用苏美尔语楔形文字写成,最早记于乌尔第三王朝建立者乌尔那穆统治时期,目前发现的2件比较完整的版本都是古巴比伦王国时期的泥板复本,以及约11件乌尔第三王朝时期的石碑碎片。该文献主要记录了乌尔那穆统治时期,乌尔第三王朝地方行省的区域边界划分情况,是我们研究乌尔第三王朝行政区划、地理分布与社会经济生活的主要文献资料,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介绍一枚埃兰王朝铜币

由于两次海湾战争,特别是2003年3月20日由美、英联军发动了倒萨(伊拉克萨达姆为首的政权)战争,萨达姆政权很快跨台,伊拉克和海湾地区成为人们熟知的热点地区。但这片地区在公元前后曾有一个人们不太了解的西亚古国：埃兰(ELAM)王朝。当时它占有波斯湾、巴比伦、叙利亚及附近大片土地,该王朝公元前一世纪末逐渐衰落,以后没有复兴,沦为安息王朝主要的附庸国。     

古巴比伦王朝西帕尔城奴隶买卖契约研究

作为古巴比伦王朝北部名城,西帕尔城的繁荣离不开奴隶阶层的参与和劳作。奴隶买卖楔形文书所记录的奴隶交易是西帕尔城重要的商业活动,王朝前期和后期的文书在奴隶来源、用途、价格和交易人身份等方面的差异体现出不同历史阶段西帕尔城奴隶交易的复合社会文化特色。为了保证交易的有效和可控性,规避商业风险,每份楔形文书从抽象仪式到文字规约都详细厘定交易双方的责任和义务。本文对奴隶交易模式及影响因素的探析,可以管窥西帕尔城乃至古代两河流域的经济商业活动及社会历史图景。     

本期寄语

本期古代地中海文明栏刊登两篇文章。刘昌玉、吴宇虹合作的《乌尔第三王朝温马地区法庭判案文件译注与简析》,将出土于温马地区的新苏美尔时期乌尔第三王朝的20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