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扬州城——1987～1998年考古发掘报告》简介

《扬州城——1987～1998年考古发掘报告》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南京博物院和扬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文物出版社2010年9月出版发行。本书为十六开精装本,有正文289页,文后有彩色图版195版,定价480元。     

第三届中国公共考古·首师论坛

<正>2015年10月25~26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首都师范大学联合主办的"第三届中国公共考古首师论坛"在首都师范大学国际文化大厦举行。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王巍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公共考古中心常务副主任刘国祥研究员,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党委书记梁占军教授,首都师范大学公众考古学中心主任袁广阔教授等出席开幕式并发     

江苏扬州蜀岗古代城址的考古勘探及初步认识

2011年10-12月和2013年3-4月,扬州唐城考古工作队先后在扬州蜀岗古代城址城圈内、城墙城壕开展了考古勘探调查,随后在初步分析勘探结果的基础上,制定了详细的考古发掘计划并逐步实施,为扬州蜀岗古代城址城壕的整治、城壕城墙保护规划方案的编制、扬州城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的建设等工作提供了科学而准确的基础资料。     

江苏扬州蜀岗古代城址的考古勘探及初步认识北大核心CSSCISSCI

2011年10-12月和2013年3-4月,扬州唐城考古工作队先后在扬州蜀岗古代城址城圈内、城墙城壕开展了考古勘探调查,随后在初步分析勘探结果的基础上,制定了详细的考古发掘计划并逐步实施,为扬州蜀岗古代城址城壕的整治、城壕城墙保护规划方案的编制、扬州城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的建设等工作提供了科学而准确的基础资料。     

试论“考古聚落学”——“聚落考古”专栏导读

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聚落考古中心主办的"2012年度中国聚落考古新进展"专家座谈会于2013年1月28日在北京举行。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中国国家博物馆田野考古研究中心、北京联合大学应用文理学院、南京大学历史系、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等十多个单位的30余名专家学者参加了座谈会。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陈星灿副所长主持了上午会议。首先,     

“镇江建城史学术研讨会”会议纪要

2016年1月24日,江苏省吴文化学会、镇江博物馆邀请来自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东大学、南京博物院及镇江本地的专家学者,在江苏省镇江市召开了"镇江建城史学术研讨会",共同探讨、研究镇江建城史等问题。专家们认为,考古调查发掘和文献记载表明,镇江地区在商周时期文化、经济、军事比较发达,"朱方"是镇江有文献可征的建城之始,目前可推算的年代为公元前545年,距今2560年。专家们还建议,当地政府应进一步加强对朱方城的考古调查、勘探和研究工作,加强镇江地区早期吴文化的探索。     

在反思中前行———为“夏商都邑暨偃师商城发现 30 年学术研讨会”而作(特约专稿)

1983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汉魏故城考古队在配合陇海路电气化工程中，在偃师塔庄附近发现一座商代城，保存很好，规模不小。这是一项重要的考古发现，消息发布后立即引起学界同仁的关注。     

北京琉璃河出土的西周卜甲与召公卜“成周”——召公曾来燕都考

一、琉璃河西周卜甲之发现 1996年春、秋两季,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系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组成琉璃河考古队,对北京琉璃河西周燕国都城遗址进行考古发掘,取得了丰硕的成果①。尤     

扬州唐城遗址1975年考古工作简报

唐代是我国封建社会的发展时期,扬州是唐代的经济中心之一。安史之乱(755—763年)江淮一带未受破坏。中原富商大贾大批迁往江淮,集中于扬州。政治是经济集中的表现,唐代在扬州设大都督府和淮南节度使,并常设淮南道采访使、盐铁转运使。解放以来,经过考古查勘,已大体弄清当时官衙云集的"子城"(又称"牙城",即"衙城",它是由内城、外城和附郭东城组合而成),即在今扬州之     

邗城遗址与邗沟流经区域文化遗存的发现

一、引言据历史文献记载:"邗城"是扬州历史上第一座古老的城池;"邗沟"是我国历史上最早由人工开凿的运河。邗城遗址的调查,邗沟流经区域文化遗存的发现,对于研究江苏古代的历史以及与此有关问题是不可缺少的。南京博物院和江苏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及扬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的文物与考古工作人员曾经分别于公元1956年8月、1961年5月、1963年6月、1969年5月和1972年的3月和4月,先后对邗城遗址和在扬州境内     

江苏扬州宋宝祐城西城门外瓮城墙和瓮城壕的发掘

在配合扬州蜀岗古代城址城壕整治的考古发掘工作中,为了明确西城门外(西)侧瓮城墙的时代、瓮城墙与瓮城壕的距离及其与瓮城壕、主城壕的关系等问题,在2013~2015年期间,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南京博物院、扬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组成的扬州唐城考古工作队,在扬州宋宝祐城西城门外侧瓮城墙上及瓮城墙北部东端各布设探沟1条,在瓮城墙外侧弧形低洼地带布设4条探沟进行了发掘,6条探沟合计发掘面积约300平方米,清理出了南宋晚期修建开挖的瓮城墙和瓮城壕,三期瓮城墙从早至晚分别厚约15.65、16.25、19.75米,瓮城壕宽约23.5米,瓮城墙外边缘距离瓮城壕内边线约26.8米。瓮城壕与主城壕不连通,瓮城墙和主城墙或互不连接。     

唐东都“武则天明堂”遗址质疑

<正> 据《考古》1988年第3期报道,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唐城工作队在唐东都洛阳宫城遗址范围内,发现了一座八边形建筑遗址。经初步发掘,发掘者根据“这一殿址的方位、形制、建筑特点,与有关文献记载的明堂颇相符合”,将其确认为     

近年扬州城址的考古收获与研究

扬州为历史文化名城.唐代“扬州富庶甲天下”,是我国南方最大城市,也是对外贸易及文化交流的重要港埠.其地位仅次于当时的东西二京,因此,扬州城址的考古工作是项重要科研课题.1986年中国社科院考古所、南京博物院和扬州市文化局商定,联合组成考古队,有计划地开展扬州城的考古勘测、发掘和研究,至今已届五年,取得了初步成果.本文在总结前期工作基础上,就扬州古城址的规模、变迁及城市特点等,加以论述,作为向南京博物院建院60周年的贺礼.     

在反思中前行——为“夏商都邑暨偃师商城发现30年学术研讨会”而作

<正>1983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汉魏故城考古队在配合陇海路电气化工程中,在偃师塔庄附近发现一座商代城,保存很好,规模不小。这是一项重要的考古发现,消息发布后立即引起学界同仁的关注。经过30年的发掘,在城垣规模、城门结构、内部布局等多个方面取得了可喜成绩,尤其在大城墙内发现还包裹一个小城,工作之仔细与认真给人留     

“多维视域下的当代考古学学术研讨会”在郑州大学召开

正2013年11月9~10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考古杂志社、郑州大学历史学院、郑州大学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研究中心联合主办的"多维视域下的当代考古学学术研讨会"在郑州大学召开,来自高校、科研院所、考古类期刊和出版社的50余名专家学者参加了会议。郑州大学党委副书记吴宏亮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白云翔研究员、文物出版社总编辑葛承雍教授在研讨会开幕式上先后致辞。白云翔先生指     

弘毅笃行 追求卓越——刘庆柱先生访谈录

刘庆柱,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著名考古学家。1943年生于天津,1967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1998—2006年,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现为中国考古学会秘书长、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学术委员会主任,兼任《考古学报》、《中国考古学》（英文版）和《中国考古学年鉴》主编。1998年被聘为德意志考古研究院通讯院士。     

王仁湘先生主讲良渚玉工微刻新解

<正>2017年11月9日,由南京大学历史学院主办,南京大学文化与自然遗产研究所、《大众考古》编辑部协办的第十二期"南京大学考古名家讲坛"有幸邀请到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中国考古学会公共考古专业指导委员会主任王仁湘先生,为南大师生带来了题为《良渚玉工微刻新解》的精彩讲座,讲座由南京大学文化与自然遗产研究所所长贺云翱教授主持。     

古代埃及的死亡观与丧葬

正2016年12月13日上午,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的埃及学家托马斯·施耐德教授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开始了其埃及系列考古讲座的第三讲,题目为"古代埃及的死亡与丧葬"。本讲座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陈星灿研究员主持。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北京师范大学、首都师范大学、中央美术学院单位的老师和学生们聆听了本次讲座。以下是本次讲座的主要内容。(陈星灿)     

古埃及的城邦与帝国

<正>2016年12月7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主办的埃及考古系列讲座又拉开序幕。担任本场讲座的嘉宾是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著名古埃及学家托马斯?施耐德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王巍研究员主持讲座。施耐德教授的第一场讲座题为《古埃及的城邦与帝国》。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东北师范大学、北京师     

南宋扬州蜀岗上城池建设新考

南宋扬州的堡寨城是孝宗淳熙二年郭棣据唐子城西部所筑。理宗宝祐年间贾似道加固堡寨城,并修缮唐子城东部城垣,两部分合称宝祐城。宋代堡寨城与宝祐城并非"名异实同",二者城池范围有别,后者或更接近唐子城的规模。平山堂城为理宗景定年间李庭芝所筑,与贾似道无涉。今人误信、误读明清地理志书中有关宋代扬州城池建设的记载,未能全面追溯宋元时期的官、私记录,故而对宋代扬州的历次城池建设缺乏系统、准确地认识,在解释相关考古发掘时,也未能将其与宋代史实很好地对应起来,不无疏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