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明代海防遗迹

浙江的海防文物以明代为主。本文就明代海防遗存及相关海防制度,包括卫、所制度,以及关、寨、台(了望台)、烽堠、巡检司等的设置问题,作一初步探索。     

明代海防政策演变的内因初探

我国明代的海防主要是因为防御倭寇而形成的。倭寇对中国的侵扰,出现于南宋,元末趋于严重,到明代更为猖獗。在前后200余年里,倭寇曾剽掠我国辽东、山东、江苏、福建、浙江、广东沿海数千里的土地约七、爪百次之多。“杀人、劫财、强盗为武士习性”^①,他们“来若奔狼,去若惊鸟”^②,倏忽千里,少者几十人,多者以万计,烧杀抢掠,侮辱妇女,杀人喝血,无恶     

明代广东海防防御性军事聚落空间布局研究

明代在广东地区建立了较为完备的海防体系完备,针对战事路线调整沿海布防,利用自然地理条件,布置高效的军事层级,基本适应了当时海防作战的需要。以洪武二十七年(1394年)为时间点,在此前后广东沿海卫所大量增置,城池得到修造加固,自东往西形成以八个沿海卫城为中心的防御格局。从聚落分布的地点来看,聚落在空间分布上与自然地理因素紧密相关。卫所大多设于沿海水陆交通要隘、海口、湾澳,半岛、海岬对峙之处。根据陆地形势,形成线状、环状结构,并有明确的分巡信地。广东海防军事聚落按照一定的组织方法,占据重要节点,分段控制沿海防线,节点之间设置各级军事聚落。网状的联动防御整体、完备的军事信息传递系统和三路分守的高效防御划分,体现了明代军事聚落的普遍防御性特征。     

明代海防卫所聚落空间分布规律研究

明代海防卫所聚落是明朝为应对严峻的海防形势而建,北起辽东,南至广东,规模宏大。以大规模实地调研为基础,结合海防史料,对明代海防卫所聚落空间分布情况进行了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的分析。在对明代海防卫所聚落的分布数量、沿海分布线密度、区域面密度和卫所间距做了详细的计算、分析的基础上提出,海防卫所聚落的分布情况与防区的地理位置、经济水平、区域环境和微观环境等多个因素相关,地理位置越重要、经济水平越发达、区域环境越易于被侵犯、微观环境越易攻难守,卫所聚落分布就越密集。分析表明,浙江防区是明代海防的最核心区域,南直隶、福建、广东防区是重点区域,山东是北方海防的重点地区,辽东其次,北直隶防区由于深入内海而处于更为次要的地位。     

《筹海图编》与明代海防

明代中叶以后,东南地区商品经济发展,加以朝贡贸易以及东南沿海地区私人海上贸易飚兴,促使中国人海洋疆域意识强化。当时以《筹海图编》为代表的著述,将钓鱼岛、黄尾屿、赤尾屿标志为中国东南海疆版图之内,归入防倭抗倭之海防区域,这表明明代海洋疆域的观念与岛屿的历史主权已经紧密相联。     

《明代北部海防体制研究》评介

正中国地处亚欧大陆东部,濒临太平洋,是一个拥有18000多千米大陆海岸线的海洋大国。中国人很早就开始认识、开发海洋,并不断发展海上力量。所以海防问题非常重要。赵树国著《明代北部海防体制研究》(山东人民出版社,2014年)一书,详细梳理了明代北部海防体制的发展历程,是明代海防史研究的一部力作。全书由正文七章及附录构成,总共70余万字。第一章,介绍明代北部沿海的地理形势及行政、军事建置;在二至     

倭寇、被虏人与明代的海防军

１５世纪初的明永乐年间,日本海盗集团（倭寇）入侵中国,大肆进行掠夺。沿海军民或被杀戮,或被俘获并转卖至日本。针对倭祸的蔓延,明朝政府极力筹划海防,组织御倭。在此背景下,辽东总兵官刘江于永乐十七年（１４１９年）奉命出击,大破倭寇于望海（今辽宁金县东北）,使倭祸稍息。在被掳的军民中,有的后来随着中日关系的改善被送归,有的还被安排在被俘前所供职的沿海卫所,继续为海防而效命。     

《苍梧总督军门志》与明代广东海防研究

《苍梧总督军门志》是我国流传至今较早的一部体例完备的军事志书,书成于明代。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两广总督应槚初修,次年成书24卷,名曰《苍梧军门志》。万历七年(1579年)刘尧诲任两广总督,在原书基础上重加增补,再成其书,得34卷,九年(1581)由广东布政使司刻印。因两广之地方有“苍梧”之称,故名之曰《苍梧总督军门志》。该书虽两     

泉州地方史志所记“明代海防”辨析三题

乾隆《泉州府志》及道光《晋江县志》关于“明代海防”的记载有几处值得商榷：一为崇武、福全、金门、中左、高浦五千户所的隶属;二是关于汤和于洪武二十一年,行视闽粤濒海地之事;三是永宁卫建置时间问题。查阅明朝时期相关史料可知,崇武、福全、金门、中左、高浦五千户所为永宁卫统管更接近史实;而有关汤和于洪武二十一年行视闽粤濒海地,筑城增兵,置永宁指挥使及崇武、福全、金门、高浦千户所之事确是史误;洪武二十七年为永宁卫建置的时间是错误的。     

明代海防与长城军事聚落时空演变比较研究——以南直隶海防与宣府镇长城为例

明代沿海防御体系和长城防御体系在军事聚落的时空演变方面具有相似性与差异性。南直隶海防和宣府镇长城是海防和长城防御体系中两个具有代表性的防区。南直隶海防防御沿海倭寇,护卫南京城;宣府镇防御北部势力入侵,护卫北京城。二者均为明朝防御体系中的军事重地,防御等级相近,具有可比性。通过对其军事聚落的数据梳理、分析与对比,探讨其在防御体系建置、空间布局、规模方面的时空演变过程,并结合历史因素分析各自的形成演化原因,由此得出两防区虽在统一的防御思想和军事制度指挥下,又形成各自的特点:海防军事聚落布局开放、规模灵活多变,长城军事聚落设防严密、等级分明。研究可为揭示海防和长城两套防御体系的内在特征提供参照。     

从《贤博编》看明代文人叶权的海防思想

嘉靖、万历之际,由于倭寇、海盗在东南沿海一带活动猖獗,海防遂成为明朝中央、地方军政官员和学者普遍关心的大事,一时间涉及海防问题的著述大量涌现。除了海防类专书、综合性兵书以外,一些明人笔记保存了不少颇有价值的明代海防史料,民间学者叶权的《贤博编》即为重要代表作之一。文章研究了叶权的籍贯和晚年的移居问题、《贤博编》的成书过程以及叶权对嘉靖以来东南沿海一带倭寇猖獗原因的分析,并对叶权关于东南沿海的海防问题所提出的相关建议进行了客观评价。     

北方传统聚落形态演进探析——以明代山东海防聚落为例

山东半岛地区的明代海防聚落是北方传统聚落的典型形式之一,其演进路径虽有自身的特色,但在聚落形态等方面却有较为广泛的代表性。本文通过分析明代山东半岛海防聚落的形态演进过程和现状,选取靖海卫、成山卫和雄崖所三座典型卫所,比较了其在区位、形态、规模、现状及发展进程等方面的异同。选择青岛市即墨区境内鳌山卫1990-2020年间的土地利用数据和地理空间数据云的数字高程模型数据,利用ArcGIS工具,将二级用地类型归并为七类,得到鳌山卫聚落形态演进进程。研究表明,在聚落形态的演进过程中,区位、地形、地质、景观等条件是基础,政府战略和政策是主导因素,交通条件的改善是助力,用地性质的改变是直接原因,人居环境的改善和人民收入的提升以及新产业带来的经济转型升级是目的和结果。因此,聚落形态的演变虽然受到多重因素的影响,但经济发展是其内在驱动力。     

南宋海防初探

南宋偏安东南所形成的海疆形势和立国态势使得海防在南宋的国防格局中具有事关全局的地位。为了应对来自海上的军事威胁,南宋政府加强了对海防的统一领导,设立了沿海制置司。在防御上,实行了以海上防御为主的海防战略,在沿海建立了多支水军,并建立了相应的警戒和通信系统,同时又依靠巡检、县尉等其他政府武装以及民间武装,在千里海岸建立起了严密的防御体系。南宋在海防上采取的措施和战略保证了东南沿海地区长期的安全。     

沈葆桢与闽台海防

沈葆桢,字幼丹,福建侯官人。生于清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进士,洋务派主要人物。同治六年(1867年)到光绪元年(1875年),沈葆桢任福建船政大臣。任内8年,他主持马尾船政局创建、投产,历尽艰辛,完成了第一期造船计划。他重视培养海防人才,设立船政局前、后学堂,为中国近代海防建设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和专业骨干。同治十三年(1874年)日本侵入台湾时,奉命入台巡视,以钦差大臣衔办理台湾等处海防,积极调兵遣将部署海防战备,以实力挫败日本侵略野心。他致力于台湾开发建设,     

王韬的海防思想

本文将王韬海防思想的形成与发展划分为三个时期,即６０年代中期,７０年代中期,７０年代中后期至８０年代中期。具体、清楚地说明了王韬海防思想在这三个时期的演变,分析了这个演变与中外关系格局变化之间的联系,强调指出了王韬海防思想中“以战为守”的观点     

李鸿章和北洋海防

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李鸿章受命督办北洋海防长达20余年之久。北洋海防建设不仅是李鸿章后半生最重要的活动,也是清末中国海防建设的缩影。探析李鸿章同北洋海防建设的关系,总结其中的成败得失和经验教训,无论是对李鸿章的研究,还是对近代中国军事历史的研究,都有重要的意义。     

谭纶海防思想研究

明朝抗倭名将谭纶抗倭功绩,并未得到很多人的重视。但大量的史实证明,他参加了东南抗倭斗争,亲自参加和指挥了数十场的抗倭战争,创造并总结出抗倭战略战术,为平息东南倭乱有着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谭纶不仅是一位抗倭英雄,更是一位军事理论家。本文对其抗倭总结出来的海防思想进行概略的评述分析。     

梁廷枏与地方海防通史《广东海防汇览》

清中叶岭南爱国史学家梁廷枏编撰的《广东海防汇览》是一部广东海防通史与专史。该书是一部具有个人著述性质的官修之书,它在资料收集上搜罗古今、综合公私,在学术视野上着眼广东而筹划全局。它既是一部经世致用的应时之作,也适应了清中叶我国边疆史地研究的学术新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