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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体智善斋旧藏"元年师兑簋"两件,《殷周金文集成》编号分别是4274、4275。通过比对字形,知4274之盖铭当为伪作。"三年师兑簋"本只有一件,归丁麟年,丁氏在未除锈前对器铭施拓,除锈后再施拓。罗振玉误以未除锈时之拓属另一器,《集成》将此之作为另一件三年师兑簋的拓片,编号4319。此二拓均有问题,权威金文著录书籍如《殷周金文集成》等当予存疑。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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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汉嵩山三阙铭嵩山三阙系汉太室石阙、少室石阙和开母石阙的合称。此册嵩山三阙铭乃清人吴广霈旧藏本,签题"汉开母庙三阙刻石全文精拓本",署名"剑叟珍藏"。此册高53、宽35厘米,乃藏者以原拓粘于乾隆高丽纸上毛装而成。开本阔大,墨色黝古,朱印斑斓,题跋累累,展卷即觉古气袭人。卷端有吴氏自跋云:"此拓以余旧藏刘燕庭先生卷子本细校之,虽觉神采稍减,而以视别得沈均初家藏旧拓及姚伯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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朴君述鼎国别、年代及其相关问题 总被引:1,自引:0,他引:1
巴纳(N、Benard)与张光裕先生合编之《中日欧美澳纽所见所拓所摹金文彙编》356号为朴君述鼎铭文拓本,器、盖同铭,皆钤有“书道博物馆”印,据其下附记“巴纳(1954)拓本,未见著录”,收藏处仅记为“Shoda?”,即日文“书道”拼写,然后附?号亦未见实物,仅拓本二纸得自“书道”,书道博物馆原以中村不折氏所藏物为基础,中村氏久在中国各地奔走,搜去中国铜器与古物甚多,此鼎拓本既皆钤有该馆印,当为中村氏自中国搜去铜器之一,惜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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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明永历帝遗玺拓本》基本情况云南省文物总店书画库旧存一件特殊的拓片(图一),拓片名为《明永历帝遗玺拓本》,拓片上的明永历帝遗玺(图二)则收藏于云南省博物馆。拓片主要内容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为居于画面主要部分的印章,印文为"敕命之宝"(图三),分别用朱色(正拓)和墨色(反拓)各拓一次,在黑、红色印文的中间以墨色拓印龙首纽图案作为间隔,三个图形以"I"字形排列居于画中;第二部分是位于作品上端赵藩的一段长跋文和下面印文图形侧边竖排文字共同组成的文字。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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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出《殷周金文集成》第四、五两册所收皆为鼎,其中有几件战国铜鼎,旧未著录,铭文拓本皆第一次刊布,对研究战国文字、职官制度、地名等颇关重要,作者留意战国铜器分国有年,兹就其中国别可以考定者,论证如下。第一器已有同志论及,但所释地名与平阴国别均属不确,特再论之。又第五册有享陵鼎,国别属魏,我已专文讨论,已在《文物》1988年11期发表,故不再赘。一、(寻)(阝)平阴鼎盖此鼎盖现藏浙江博物馆,1952年由浙江文管会征集,未见著录,出土时、地皆不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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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清人题西岳华山庙碑及其历史背景 总被引:1,自引:0,他引:1
西岳华山,自古建庙禋祀,碑碣树立其间。宋人据拓本著录,汉碑曾有五通,然碑石存佚无考。岁序迁流,累经尘劫。明万历年间,关中金石家赵崡撰《石墨镌华》,挟纸墨四处访拓,华岳汉碑皆亡,连碑拓也难求索,唯一幸见者——东肇商所藏旧拓华山庙碑一册。此碑立于东汉延熹八年(165年),是当时的郡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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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怀仁集王羲之书圣教序》是一部工程巨大的集字碑,它在我国书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关于此碑的艺术价值、内容及怀仁为此碑所付出的巨大劳动,前人、今人都有许多评介,这里不再赘述,只谈谈流传下来的它的拓本之一"墨皇本"圣教序(见图)。 "墨皇本"圣教序近年曾屡见文章提及。张彦生同志在《文物》1963年3期《怀仁集王书圣教序拓本概述》一文中列举了许多拓本,"墨皇本"亦在其内,并称:"崇恩旧藏,称墨皇本,白麻纸,拓工精,用墨重,字肥润,可惜经过重装,字口破伤,多出现纸毛"。又,章归在《文物》1979年1期《集王羲之书圣教序宋拓整幅的发现兼谈此碑的一些问题》一文中,称"现在流传的最早的宋拓本,要推清代崇恩旧藏的‘墨皇’本。……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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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物鉴定与鉴赏》2014,(4)
<正>碑刻墓志是传统金石学的主要研究内容之一,乾嘉以至民国形成研究热潮。碑帖刻石造假亦泛滥于清末民初与当今社会,陆增祥《八琼室金石补正》专附"祛伪"一卷"以谂来者",叶昌炽《语石》卷十"摹本""赝本"二条则对石刻作伪的情形进行了具体分析与类列。金石碑帖学家王壮弘在谈到碑帖伪刻及相关问题时说到:"原刻焚佚后再刻的谓之重刻,重刻有三:分别为依原迹重刻、依旧拓重刻及摹写重刻。原石尚在,以拓本再刻谓之翻刻,翻刻之因有三:一、古时名碑因路途遥远椎拓困难,为取用便易而以旧拓翻刻之;二、原刻损泐过多,以旧拓刻之;三、原石尚在,然椎拓不便。或原石已佚,碑贾翻刻充作原拓、旧拓,鱼目混珠牟利者。伪刻有二:一、原石久佚,但见著录不知原刻是何面目,而以史传写刻者;二、毫无根据杜撰妄写者。"[1]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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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图书馆最近收集一本"唐柳公权书神策军碑",即世所称宋拓孤本。此碑为崔铉撰文,记唐会昌三年李炎(武宗)"巡幸"左神策军事。因碑立于皇宫禁地,不能随便捶拓,当时就流传很少,自明代以来传世只此一本,至"来朝上京嘉其诚"的诚字止,为碑文的前半,(图一——五),以下全缺。宋欧阳修《集古录跋尾》未见著录,盖此碑在北宋时即已不存,而此拓本,很可能为宋以前——五代所拓。宋赵明诚《金石录》分此碑拓本为"第一千八百六十三唐巡幸左神策军碑上"(又以小字注其下"崔铉撰柳公权正书会昌三年");"第一千八百六十四唐巡幸左神策军下"。现存上册无年款,会昌三年年款可能在下册,更可见此碑宋代就已分装两册。这一本是否即是赵明诚所藏,固不能知,但它分册装裱之旧,仍是宋代库装,却是非常明显的。此碑字大4.5厘米,有些字微有剥落,但完整的字,非常精彩。清安岐说:"锋铓棱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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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鱼鼎匕》铭文有关器名性质新释 总被引:1,自引:0,他引:1
《鱼鼎匕》为罗振玉旧藏,曾著录于罗氏《三代吉金文存》卷十八第30页(为罗氏摹刻本),现收录于《殷周金文集成》第三册第223、224页,内容包括考古所拓本、罗氏摹本和罗氏摹刻本三种。《集成》定《鱼鼎匕》为战国器。此器传出山西浑源,现藏于辽宁省博物馆。《集成》所录考古所拓本正面文字几乎看不见,但有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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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年主父戈与王何立事戈考 总被引:1,自引:0,他引:1
《殷周金文集成》(以下简称“《集成》”)第17册11364号著录一件战国赵“二年戈” ,原器曾为清末陈介祺(斋)旧藏 ,今不知下落。笔者见过该戈的两件全形原拓本(图一)[1],内部刻铭可释为 :“二年 ,(主)父攻(工)正明(?)我□ ,左工师邬许 ,马重丹所为。”胡部铸铭可释为 :“□奔。”(图二)从拓本看 ,戈阑侧加宽加厚 ,这种特征见于战国中晚期。铭文“我”字之上一字不能确释 ,其下一字仅余残画 ,铭末“所”下之字也有残损 ,但还可以看出应是“为”字。赵国题铭常在铭末有“所为”二字[2],这是此戈国别当属赵国的证据之一。戈胡部的铭文可能是…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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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大夫长画"戈曾为潍县陈介祺收藏,解放后陈氏后裔将所藏文物包括此戈捐献潍坊市博物馆,现由该馆孙敬明同志予以介绍、考释。此戈虽早见于《奇觚》《周金》《小校》《三代》各书著录,但戈铭第一字未拓出,第二字亦模糊不清,旧未识出,故铭意不明。孙同志现将原戈铭文重拓完全,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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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文利用进行多年的《两周金文大系续编》断代基础,与已搜集的大量器形类比,做出结论:(1)单叔鬲9件以"(?)"为"器",与逨器不同代。(2)天盂断为西周晚期,为逨母家助丧之器;(3)单五父壶与叔五父匜祭祀时配用,与幽王三年史颂匜、颂壶和周末邿国墓葬M方壶最近,应断为西周末,壶铭称"作皇考尊壶"就是逨死后其子所作。二.本文利用苏钟研究结果解决逨鼎不合历,认为:(1)宣王纪年必须后退一年,四十三年鼎合天合历全同苏钟;(2)四十二年鼎不合历,和四十三年日次干支相差10天,乙卯干支必误。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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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对重庆三峡博物馆旧藏的三件有铭青铜器进行了分析考证,认为:斝的年代为商代晚期至西周早期,作器者""属于""族,该族自商代晚期一直延续至西周中期;顾龙纹鼎、夔纹鼎的年代均为西周早期,二器铭文从字形、内容等来判断应属于后刻伪铭,均有所本,分别仿自西周晚期的虢姜鼎铭、昜叔铭。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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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对《故宫博物院藏殷墟甲骨文·马衡卷》中一版甲骨的新旧拓本进行校证(其旧拓著录于《合集》4986),新识出"■(孽)"字,并根据该条卜辞中的"余孽",系联《合集》20613中的"余■(孽)朕老工延我艰",对"朕老工""延我艰"做进一步释读,认为"朕老工"指王室旧臣,"延我艰"指"延续商人的灾祸",最后探讨了《尚书·大诰》"惟大艰人诞邻胥伐于厥室"的文法和意义,认为"诞"应读作"延"。 相似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