卜辞所见商代宗教哲学中的“命”

殷墟卜辞中有“帝于令”,“令”指“天命”。卜辞中又有“受命”,即文献中所说的“正命”,或“考终命”。卜辞中有“不既赢”,“赢”读为“盈”,指乾阳之气,如同文献中所说的“休命”。《甲骨文合集》6928是一版武丁时代的龟腹甲,上有“帝命”,反映了古代天人相应的观念。     

从甲骨文“俎”说到“义”观念的起源

<正>目次一"俎(宜)"字考释二"■"释义三卜辞中"俎(宜)"用如适宜字四从"宜"到"义":义观念的出现在我国传统观念里,"义"占有十分重要的位置。关于"义",专家对于这一观念基本完备以后的情况进行过深入研究,但对于其起源的情况则少有关注。事实上,从甲骨卜辞入手可以将"义"观念的起源追溯得更远。我们的讨论从甲骨文"俎"字开始。     

殷商的上帝信仰与“帝”字字形新解

甲骨文中的"帝"不仅涉及商代神灵信仰,而且涉及天命上帝等哲学命题,一直是学界十分感兴趣的问题。关于"帝"字的考释也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从天文学方面解释商周时期的信仰,是近年来西方学者常用到的方法,如艾兰等即曾经从天文星象解释"帝"字,郭静云的文章则更加形象地为甲骨文"帝"字提出了新解。郭静云《殷商的上帝信仰与"帝"字字形新解》一文认为商周时期"帝"是指自然界中,居于极高天位的崇拜对象,位居天中。如果从当前的天象看,自然界的天中必然相当于北辰。殷商时,北极天中没有可见的星星,离北极最近的一颗星即"帝"星。在帝星两侧,约相等距离的位置上有太子星(左)和庶子星(右),在北极另一侧有北斗柄上的天权、玉衡、开阳三星。如果从帝星到玉衡星、太子与天权、庶子与开阳之间也各画一条直线,则三条线的交会处,恰好正落在北极点上。在北极的左右有两颗较小的星星:右枢星和少尉星,将这两颗星连线,则与上述星星的连线构成帝字形状。在殷商时期如果要正确标示出北极的位置,可用骨、竹、树枝等简单的材料,制作一种"帝"字形的仪器,用以观察北极的仪器,这是一种既容易又不失准确的基本方法。由此推论,甲骨文中的"帝"字即由此而来。就这种天相形状看,由此释"帝"字有相当的可信性,但同其他用天象解释甲骨文的考证文章一样,缺陷都在于缺乏其他资料的支持,导致可信性难以确定。甲骨文字是一种成熟的文字,文字的形成和演变已经经历了很长时间。帝是最重要的神灵,"帝"字的出现应当也很早,即甲骨文中的"帝"字已经经过长期的擅变,已经距离其原义较远。文献称"帝立子生商"(《诗经·商颂·长发》),甲骨卜辞中帝则是命令和控制诸神的至上神,帝已经完全是一种人格化的神灵,而非某种具体的事物,即"帝"已经远离帝字的本义。所以,由甲骨文出发探求造字的本义,已经很难。虽然,"帝"字内涵已经超越了其本源,但探求"帝"字的本义,对于认识需要解决"帝"的人格化问题以及商周时期的宗教信仰,乃至正确认识中国古代的天命观念等都具有重要意义。     

从卜辞“之日”“之夕”说甲申夕月食

甲骨卜辞中"之日""之夕"的"之"字,所指代的是紧接其前一日的干支日,而不是占卜日。武丁卜辞:"翌甲申易日,之夕月有食"的"之夕",是指甲申夕,此次月食应是发生在甲申夕的一次月食,而非是发生在占卜日的癸未日,这次月食应称为"甲申月食"而不应称为"癸未月食"。     

说商代的“天”和“帝”

商代的"天"观念,在甲骨卜辞里是由"帝"来表现的。甲骨文的"帝"能够表示"天"的大部分意蕴,但无有"处所"之意。《尚书·商书》部分所载的"天"观念,与甲骨卜辞基本一致,但杂有周人述古之语,有一些是周人的观念。所以应当予以缕析和区分。从甲骨卜辞和相关文献的记载里,可以较为清楚地认识商代的"天"、"帝"观念,这对于研究我国上古时代思想文化的起源有比较重要的意义。     

殷墟卜辞中的“归”

殷墟出土卜辞中有"归"字,根据文献记载,巴东有归故城,归国的灭亡大约是春秋时期。本文便结合出土资料与文献记载,对卜辞"归"字作了考证与解释。     

“乞丐”宋代才乞讨

"乞丐"在我国上古文字中,最早是以单音词出现的。"乞"在金文字中的意思是乞求、求讨,同时又可用为反义,指给予。"丐"又作"句"(gai丐)。在甲骨卜辞中多作祭祀用词,指向神灵乞求,如"崇雨,句于河",即雨大成灾,     

释殷墟花东卜辞的“颠”

殷墟花东卜辞有字作■(花东273),学界尚无准确隶释。本文首先梳理了与该形有关的■、■字,认为■字当依唐兰说读为"颠";其所从之倒人形,在甲骨文中亦单独成字,乃"颠陨"之"颠"的表意初文;■形有异体作■,系加注"丁"声的"颠"字。在此基础上,主张花东■字所从之■与■、■构形之意相类,表颠陨之意;"日"旁为加注声符,■也是"颠"字异体。卜辞"颠"字可表颠陨,或读为"沴"、"疹"。     

试论花东卜辞中的“妇”及其相关问题

花东卜辞中的"■"字当隶作■(fu),而不是"帚"(fu),从王表示其王妇的身份。此外,"■"字的隶释也有助于我们进一步思考花东卜辞的时代、卜辞中"子"的身份等问题。     

商周时期“■”的性质及其演变

正殷墟卜辞中并无"师"字,学者们普遍认为甲骨文中的"■"即是"师",故将含"■"的卜辞视作研究商代军事制度的重要资料。武乙文丁时期的卜辞中有:"丁酉,贞王作三■,右、中、左。"(《合集》33006)由于此前武丁时期的卜辞中出现过"中■"(《合集》05807),故杨升南推测当时肯定还存在"左■"和"右■","王作三■"则说明在武乙文丁时又增加了三个师,且每师万人。如此,商在其统治后期就已拥有六万人的常备军(杨升南:《略论商代军队》,胡厚宣主编:《甲骨探史录》,     

甲骨文中“徙”字及徙田问题研究

本文通过字形和出土文献的比较研究,对甲骨文中"(尸少)"字释为"徙"进行了论证,并试探性地揭示了"徙"字的演变过程。在文字考释基础上,通过对甲骨卜辞和传世文献的解析,简单考察和论证了殷商时期的徙田制度,进而揭示了徙田制度在殷商乃至西周所占的重要地位。     

殷墟甲骨文“■”、“攺”两字用法再探

殷墟甲骨文中的"■"、"攺"两字,究竟应该释读作什么字,学界长期以来众说纷纭。或把前者读为"已",后者读为"改",从而把两者都看作实词。裘锡圭先生主张两者都是意义较虚的词。从花东卜辞中的情况来看,裘先生的说法是可信的。用为虚词的"巳"或"攺"字见于花东子组、历类、历无名间类、无名类、何组和黄类中,尤其是后三类中。不过,甲骨文中确实也有少数"巳"应读为祭祀的"祀"字,这类"巳"主要出现在■肥笔类、■历间类、宾组与何组卜辞中。     

卜辞所见“殷人尚右”观念考

古文献中有所谓“殷人尚右”一说,证之以殷墟甲骨卜辞,洵非虚语。卜辞中,军事武装编制往往以“右、中、左”为序,或先“右”后“左”而言;卜辞中“左”“右”二字并列的辞例,往往作“右左”而非“左右”,这与西周金文和文献中只称“左右”的情况迥异;卜辞反映的商代占卜制度,也多有以“右卜”为重为用的倾向;卜辞中有“右宗”一词,为隆重祭祀早期先公而祈求降雨的特殊宗庙,在商代宗庙体系中占有重要位置;体现在商代官制中,卜辞隆重祭祀“右相”伊尹,其地位明显高于“左相”仲虺,“右尹”、“右保”、“右史”等官职屡见而左官杳然;卜辞中有“大学”、“右学”而不见“小学”与“左学”,也可证文献中大学称“右学”、小学称“左学”的贵右贱左观念等等。     

说“至”

《殷契粹编》一五九○片辞云:"贞(?)三(?)"。(?)字郭沫若同志隶定为(?),无释。今得三证知是至字的倒书。一、《殷虚文字甲编》一七九○片"贞至□(?),吉"。此片至字的箭头向下,下一横略残,字作(?),是"至"字的正书,内容与《粹编》一五九○片完全相同。二、卜辞习见"雉((?))众"或作"雄((?))     

殷墟甲骨文“■”、“攺”两字用法再探北大核心CSSCI

殷墟甲骨文中的"■"、"攺"两字,究竟应该释读作什么字,学界长期以来众说纷纭。或把前者读为"已",后者读为"改",从而把两者都看作实词。裘锡圭先生主张两者都是意义较虚的词。从花东卜辞中的情况来看,裘先生的说法是可信的。用为虚词的"巳"或"攺"字见于花东子组、历类、历无名间类、无名类、何组和黄类中,尤其是后三类中。不过,甲骨文中确实也有少数"巳"应读为祭祀的"祀"字,这类"巳"主要出现在■肥笔类、■历间类、宾组与何组卜辞中。     

殷卜辞所见“未(沬)”地考

牧野之战是商周之际的政权变迁的转捩点,牧野之地历为世人关注。文献所载的"沬"与牧野实即一地。若能在甲骨卜辞里找出"沬"地,就可以确定牧野的位置。花东卜辞为此提供了一个契机。花东卜辞第36片两次出现的作为地名的"■"字,即甲骨文字的另一类"未"字。此片卜辞表示了此地与"淇""河""商"等地的地望关系,分析其方位,可知它就是文献所载的"沬"地。花东氏族长在"未"地的活动,花东卜辞记载的有狩猎、祭祀等,还曾在此地住宿。早在武丁时期,"未"地就有宫室类的建筑,故有"未京"之称。殷纣王在此地的离宫别馆,只是延续以前的建筑进行扩大而已。古本《纪年》说纣时"稍大其邑",是正确的。     

卜辞“■”地与“黎之蒐”

商纣时期的"黎之蒐",是殷末商人针对东夷族群进行的军事行动。举行大蒐之"黎"地位于殷都以东,是商王朝经营东土的据点和策源地之一,与今长治境内的黎国无涉。殷墟卜辞中的田猎地"■",坐落于古济水下游沿线的今济南境内,常为殷末商王巡行、蒐狩所至。文字学、典籍异文与考古学证据表明,卜辞"■"字当释作"楷",可读为"黎"。通过对地理位置和地貌特征的考察可知,"大蒐于黎"的地点其实正是卜辞中的商王田猎地"■",亦即《春秋》经传中的齐邑"犂丘"。"黎之蒐"地望问题的正本清源,有助于我们深化对殷末东方政治地理形势的认识。     

中国儒家文化概述

中国文化的主流是儒家文化。天命观是儒家思想里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天命就是"创造",这里的"创造"是指创造万物自身,而不是物之现象。中国的哲学从天命出发,从天命开端而后涉及人、物。我们的文化以天道,天命,天理开端,然后引向人间。人之所以为万物之灵长,就因其具有创造性,也只有人才具有创造性,与天一样的"创造性"。孔子以践仁来彰显天道,孟子继而提出"人性善",强调道德性。践仁,实现道德之善,都是由内向外,所谓"内圣外王"。这种天理之流行转为人性善,正是儒家文化的精神所在,也是我们这个民族的精神所在。     

从卜辞“亚”字的一种特殊用法看商代政治地理——兼谈“殷”的地域性问题

关于商代王畿、"四土"与"内外服"问题,已有相当多的学者做过探讨,所得成果亦很可观。本文对殷墟YH127坑出土的一组特殊卜年卜辞进行对比,发现存在"亚"与四土在地域性质上相对的现象,由之配合传世文献、文字学以及考古材料的观照,进一步对此问题做意义上的梳理,指出在传统的内外服观念外,商代可能还存在一种对大邑商边缘的特定政治地理认识。此外,本文同时针对卜辞中的"殷"字进行探讨,对其地域性用法做出较为清楚的剖析。     

殷的“上帝”与周的“天”

在殷墟出土的甲骨卜辞中,有不少与“帝”或“上帝”有关。帝字有多种字形。这个帝或上帝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被称为“至上神”。对此,著名甲骨学家胡厚宣先生已在《殷卜辞中的上帝和王帝》长篇宏文中作了详细的论述。由于殷代卜辞的帝,有的又作为祭名即为禘,意为祭祀;而且还有个别殷王亡后又被后代尊为“帝”以配至上神,或有时王称号“帝乙”、“帝辛”者,所以在研究中为避免混乱,便以“上帝”代表“至上神”的“帝”,而将陟降上帝左右的先王所称的“帝”则在前冠以“王”字称为“王帝”。本文亦将采取这个比较适宜的称呼。在殷代卜辞中还同时存在“天”字。天的字形,也有几种。这个天字,在殷卜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