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地方官员学堂教育述论——以课吏馆和法政学堂为中心

清末“开民智”以外,还有“开官智”。学堂教育是开官智的重要形式之一。清末地方官员接受教育的学堂是各省课吏馆及由课吏馆改设而来的法政学堂。清末地方官员的学堂教育注重西学课吏,并与实践相结合,对新政的推行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由于清政府认识不到官智不开的根源,对政局真正有影响的督抚大吏并不接受教育,且学堂课程繁重,盲目追求速成,致使地方官员学堂教育未能取得令人满意的效果。     

制度变革与身份转型——清末新式司法官群体的组合、结构及问题

光绪三十二年清政府设立大理院,中国新式司法官由此产生。宣统年间,司法官选任逐渐步入规范化的考选之途;经宣统二年全国规模的司法官考试,大批法政人员加入司法官队伍中。由于清末新政、立宪等制度变革,使很多传统人员实现了现代转型,从"旧人"变成"新人",新式司法官多半由传统的刑官,候选、候补等官员转变而来。新旧之别确存于清末司法官群体中,但实际上更多的是"新人不新"、"旧人不旧"。在民心思变、各方势力分化组合日益剧烈的清末时期,原本以化解社会纠纷、维护现存秩序为职责的司法官群体,很多未能安心其职,不少人成为革命者。从这一角度讲,清末司法官群体未免"貌合神离",仅具其"形"。通过分析该群体结构及问题,不难发现中国从传统到现代转变过程中人员是如何承续、转化的,变与不变是如何共生的。     

邓之诚与《滇语》

正邓之诚(1887—1960)的青年时代是在云南度过的,原籍江苏江宁,生于四川成都。他与李根源为同学,二人都毕业于云南两级师范学堂。云南两级师范学堂是清末边疆省份开办较早的高等学校之一,其中走出过众多杰出人才。邓之诚从该校"选科"毕业后,就未闻再进过任何学校(按,该校前身为云南高等学堂,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二月创办。后改两级师范学堂,学堂分为"优级师范选科",学制3年,等同大专;"初级师范简易科",学制1-2年,等同中专。参见《云南优级师范选     

铁肩担道义:当好御史不容易

正在行政监督机制上,清朝沿袭明制并稍有改革,逐渐把明朝设立的六科给事中并入都察院,与当时划分的十五道监察御史合并,以六科给事中"稽查六部百司之事",以十五道监察御史"纠察内外百司之官",合称"科道"。给事中与御史的职责是监督中央与地方官员,纠劾违法行为,整肃官场风纪。     

清末近代学堂和学生数量

清末兴办学堂是近代中国历史上的一件大事。但目前史学界对这一问题的研究还十分薄弱。特别是由于资料缺乏而零散,对历年学堂设立和学生增长情况了解甚少。笔者由于研究清末新政的教育改革,曾追寻一些资料,发现清末实际上作过三次大规模的学务统计,即1907年、1908年和1909年。每一次都由清学部总务司文书科编订有数百页的资料,这即是《第一次教育统计图表》(下简称《第一次统计》)、《第二次教育统计图表》(下简称《第二次统计》)     

清末士大夫留学日本热透视——论法政大学中国留学生速成科

清末的留日热潮使一批有传统功名的士大夫亦卷入其中。1904—1908年日本法政大学专为中国学生开办的“法政速成科”,即曾吸纳了相当一部分留日的清朝士大夫。五年之间,该大学开办了五期速成班。先后进入该校的中国留学生合计达1885人,毕业1215人,仅次于宏文学院、经纬学堂,是当时吸纳中国留日学生最多的学校之一。而且,因进入该校速成科的学生,不少是具有较高地位的士大夫,因而他们毕业回国后,对清末民初的政治与社会     

晚清的课吏馆

因为培训、考核留省或分发到省的试用、候补人员,晚清地方省份有设立课吏馆(仕学馆)之举.就其性质而言,课吏馆是一个集培训学习、考核和甄别为一体的官方非编制内机构,一般由两司总理,督抚直接督促.设立课吏馆,最初只是个别地方官员的个别行为."新政"时期,作为改革的一部分,课吏馆1902年在全国遍设.但是,新政后期,多数课吏馆被法政学堂所取代.虽然仍然招收少量候补人员,但其性质已经异化,培训、考核候补官员的主要任务边缘化.本文拟对课吏馆的起源、遍设、职能与变更作一些描述,并对课吏馆的性质和作用做出评价.     

湖北存古学堂的兴衰

清末,湖广总督张之洞于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在武昌三道街经心书院旧址创设湖北存古学堂,为全国此类学堂之首创,举国瞩目,深得朝廷尝识。后,各省拟相效行,旋因辛亥革命爆发,清廷覆亡,未及普遍实施。虽此,湖北存古学堂以其“保存国粹”的特色,在近代教育史上仍占有一定位置。这里仅就张之洞与湖北存古学堂的有关问题,作一简叙。     

没有专业学历的数学教授陈寿轩

正陈寿轩(1891-1969),名应禧,字寿轩,亦作瘦轩、寿萱,贵州贵阳人。1905年,他就读于萧协臣、杨伯坚创办的贵阳私立正谊小学,1911年毕业后考入贵州矿业学堂。1912年5月矿业学堂停办,陈寿轩辍学。但是,由于一直坚持自修和钻研数学并修习下了深厚基础,他的自修成果使得正谊小学校长萧协臣对其非常赞赏,破格聘任他为数学教员。1917年,陈寿轩接任正谊小学校长。1919年"五四运动",     

清末“开蒙智”探微——以代表性蒙旗为中心

清末"开蒙智"是在清廷、主管边疆地区事务官员、各部王公共同主导下的一项重要新政,有着共同的取向。最低目标在开通风气、改善蒙古等传统藩部部众生活艰难局面,借此抵制外部势力的侵渗;最高目标为提高边疆地区部众文化水平、思想觉悟,化除畛域,加强近代国家主权之认同。在这两大目标推动下,各界又提出了诸多"开蒙智"建议,并在实践中加以尝试,形成了清廷上层、主管边疆地区行政官员、藩部王公"开蒙智"的三种不同方式。在这三种模式中,尤以藩部王公"开边智"最具特色,且取得了较好成绩。清末时人"开蒙智"等活动,客观上虽发挥了一定积极作用,但因受诸多不利因素影响,最终未能成功实现以上两大目标。     

陈炯明杀人禁赌

从秀才到大都督陈炯明(1878-1933年)是大家熟悉的近代历史人物,其原籍为广东惠州府海丰县人,前清秀才。清末,清政府在广州开办了一所法政学堂,陈炯明从家乡赴广州应考,被该校录取。当时该校监督(校长)夏同和,是位开明     

袁世凯的部分丧葬费靠募捐

由于袁世凯死的时候仍旧是在职的总统,因此黎元洪在继任总统后还以在职国家元首的规格给他治丧。当时中央政府除了拨款五十万公款用于丧葬费用外,还通令文武机关下半旗,停止宴乐27天,民间娱乐也停7天;文武官员和驻京部队一律佩戴黑纱;设立"恭办丧礼处",以曹汝霖、王揖唐、周自齐三人承     

清代与民国时期贵州教育的师资来源

清代光绪二十八年(公元1902),由于新学兴起,黔省师资需求骤增。贵阳创办了公立师范学堂,自此师范教育在黔省逐渐兴起,师范教育培养的师资也逐渐成为贵州教育师资的主要来源。但在师范学堂创办之初,还没有毕业生及后只有少量毕业生时,贵州各中等实业学堂、普通中学堂、小学堂及师范学堂和法政专门学堂等,师资来源。主要有五个部分: 1、聘请外国籍教员任教。清光绪二十六年(公元1900),贵州武备学堂为培养具有现代军事知识的军队人才,聘请日本人     

扬州和大银行及其发行的钞票

我国在清末到抗日战争的近半个世纪时间里,各类银行及其发行的钞票种类极多,有国家银行的,也有各省地方银行等,还有八大商业银行及各地设立的地方性商业银行。各省设立的地方性商业银行较多,这种银行有三大特点,一、大都开业时间不长,二、多数没有历史资料记载,三、遗留下来的钞票实物很少。因此对这类银行的研究较为困难。今试谈一家地方性商业银行的鼻祖,并附该行极为珍罕的钞票实物,以飨读者。扬州地方性商业银行"扬州和大银行",成立于宣统元年（1909年）四月,该行有发行钞票的特权,笔者收集到该行的银元票与铜元票,分述于…     

民国时期的音乐教育

清代中国音乐教育的发展,远不及其他的学科。全国的中小学堂乃至专业院校,在农、工、商以及政法军事等方面都可略具一斑,惟独音乐一科没有被重视专立学校。其中最大的原因是没有认清音乐的地位和它的社会美育、德育功能。清末,音乐科只是在少数几个学堂里开设的图画、工艺或体操科中作为附设科目存在,教学内容也仅限于聘请日本音乐老师教习歌曲“。新式学堂”兴办初期,唱“学堂乐歌”几乎是中国音乐教育的唯一内容。要想系统地钻研音乐学科的知识,出国留学是唯一的途径。20世纪初,人们逐渐意识到开设音乐科的必要性及其重要的教育、娱乐功能…     

李大钊同志批注过的两本讲义

现收藏于乐亭县李大钊纪念馆的两件珍贵文物——李大钊在天津北洋法政专门学堂读书时的讲义《豫科法学通论》和《正科刑法讲义》,内有学生时代的李大钊所作的标识和批注,是极为珍贵的革命文物,经全国近现代文物鉴定专家组确认为一级文物。本文对这两件文物作了详细介绍。     

民国初年司法官群体的分流与重组——兼论辛亥鼎革后的人事嬗变

经由辛亥革命,中国实现了从清朝到民国的政权更迭。一般认为,"革命"更多的是妥协,故两个政权之间的承续性显而易见,人事系统尤为显著。事实上,并不尽然。在司法等强调专业性的领域,在承续的面相之下,隐性的"革命"悄然发生。民国初年司法改组主要在许世英任上推行,司法官任用资格为"法政三年毕业且有经验者",导致大批旧式司法官离职,大量法政新人成为司法官,人事变动甚巨。司法本为讲求实践经验之职业,由初出校门的法政青年掌理司法事务,问题丛生。为解决这一问题,许氏继任者梁启超、章宗祥等推行司法官甄别,意在拔用"合格而能胜任之人才",并取得一定成效。无疑,许世英改组举措有利于推进司法专业化、职业化,建设现代法治国家,也符合鼎革后不"除旧"似难"布新"的时代语境。问题是,在新旧过渡年代,不宜操之过急。时代变迁对"旧人"自有其淘汰机制与转化办法,及至民国十年左右,司法"旧人"几无踪影,可见司法人事新陈代谢之速。考察辛亥鼎革后的人事问题,除关注"承续"与"断裂"面相外,尚需留意"专业"与"层级"因素。     

有理由对“76”一代怀抱期望

一余英时先生今年获美国"克鲁格人文奖",奠定"西方学界继胡适之后不作第二人想的中国知识精英大师"地位(中国时报评语)。据说这一由电视大亨克鲁格资助,由美国国会图书馆设立的"克鲁格人文与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其目的在于"弥补诺贝尔奖之不足"(诺奖没有人文奖)。该奖自2003年创设,除去年无人获奖外,余英时先生是获奖的前五人之一。这一殊荣可以反证华人有能力站在世界知识的高端,而服务于全球化时代的个人和社会。     

清末武汉驿站漫谈

<正>驿站是我国古时传递公文的人及过往官员、使臣和客商歇宿的处所,是传统的官办旅馆,为过往官员、驿吏、商旅者旅行提供了方便。清代置驿,"均发轫于京师之皇华驿,在内地各省均称驿。"驿站的发展伴随着清代从清初经济的残破到三朝的繁荣,至清末衰败的状况而起伏变化。清末,有6条全国重要的官路经过武汉地区,分别是桂林官路、秦岭大路、汉中大路、长江路、云南官路、广东官路。其中,桂林官路是自北京南下,从平靖关入鄂,入江夏,由鲁家巷转流芳岭,经纸坊、山坡、     

蔡锷曾取消李宗仁的入学资格

在清末“新政”中比较重要的一项便是废除科举制,兴办新式学堂,改革军制,训练新军。在清政府的鼓励下,兴办新式学堂之风吹遍大江南北,广西的学堂之花也纷纷绽放。当时,广西主政张鸣岐年轻有志,他四处招纳人才,先后有钮永建、李书城、蔡锷、马君武等人来投靠。在这些人的积极参与下,广西“新政”取得了绝无仅有的实效。一些新式学堂也先后成立,广西陆军小学即是其中的一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