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史研究的新视野:“清代政治与国家认同”国际学术会议研讨综述

2010年8月9日至11日,由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主办的清代政治与国家认同国际学术研讨会在京召开。来自中国大陆、中国台湾、美国、日本、德国等国家和地区的近     

华夏民族与国家认同意识的演变

华夏民族与国家的演进和互动走着一条与西方不同的发展道路,由此形成古代中国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同一性传统及民族意识中的民族与国家认同相一致的深层价值结构,同时也导致古代中国独特的政治地缘与民族地缘的特征。它使中国在国家与民族认同上呈现重要特点:即族别上的兼容性、民族统一与国家安全的一致性、文化的开放性。近代以降,传统家天下的国家与民族意识受到严峻挑战,其认同观念面临断裂和重新阐释、再塑的问题。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近代仁人志士积极探索民族国家的重建途径,创造性地提出政治革命与民族革命相统一的思想,并以此为核心构建近代中华民族国家中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新的一致性。     

外语专业大学生的国家认同教育

全球化趋势下,对大学生的国家认同教育日益凸显其重要性。外语专业大学生因其专业原因更多地接触到了多元文化,受到多元价值观的影响。本文意在探求外语专业大学生国家认同教育的特殊性,并提出优化教育质量的途径与方法。     

从国家的到全球性的:变迁中的欧洲认同?

<正>毋庸置疑,1989年从根本上改变了欧洲:不仅改变了它的政治景观,而且尤其改变了其文化上的自我认识。一些观察者甚至声称:1989年实际上创造了一个"新的"欧洲!他们的话有两方面的指涉:第一、对于跨国的(transnational)空间和统一体的共识;第二、重建的各种国家认同的不同模式。     

新中国国家认同的历程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使得国家构建主体发生了变化。首先,新中国的成立不仅标志着国家获得独立,民族获得解放,人民获得民主权利,而且将新的国家建立在民族认同的基础上,实现了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统一,即民族国家。其次,战争威胁、冷战仍然是凝聚国家认同的一个重要因素,例     

论贵州世居民族的国家认同

世居在贵州境内的各民族,有强烈的国家认同意识。他们能够确认自己的公民身份,对国家有明确的认同感。这从他们的活动参与、政治认同、身份认同等方面充分体现出来。     

红色旅游增强游客国家认同策略研究

红色旅游以革命历史遗址为载体,传播爱国主义精神。游客通过红色旅游体验,了解红色历史,感悟革命精神,增强其深厚的国家认同。本文通过分析目前红色旅游发展中存在的不足,提出相应的红色旅游发展策略,进一步增强游客的国家认同。主要策略包括：当地政府应该大力发展红色旅游目的地建设,大力宣扬红色文化内涵以满足游客的需要;红色旅游景区应加强现代化建设,在革命老区打造弘扬优秀红色精神的沉浸式体验区,为游客提供真实的参与式场景设施;旅游企业应重视大力开发红色旅游线路,为旅游者提供主题鲜明的红色旅游产品,重点打造红色导游IP品牌建设。尝试在红色旅游实践中,为增强旅游者对国家认同的信念提供措施建议,希望为红色旅游高质量发展提供参考。     

一战时期的中国:国家认同的寻求与国际意识的觉醒

中国近现代史是一段屈辱与探索并存的历史。列强的入侵,国家认同出现危机,一批社会精英探索着救亡图存之道。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为中国寻求新的国家认同和走向世界提供了契机。民族意识的先觉者,利用外交平台,为中国能够摆脱屈辱、走向平等,努力的争取着。外交政策群体也抓住世界新旧秩序更替与重建的机遇,对屈辱的外交提出挑战,让世界感受到中国的存在。这些轻微的话语对世界重新审视中国和中华民族的复兴产生了深远影响。     

美国国家认同的形成及其对美国外交的影响

美国的国家认同建立在新英格兰的历史经验、共同的革命经历以及对普世自由主义价值观和理想的信奉基础之上。这种独特的国家认同模式使美国人相信美国具有一种独特的国家身份———“自由的捍卫者” ,注定要在世界上发挥独一无二的作用 ,并因此对美国外交政策产生两方面的影响 :其一是把捍卫和实现普世自由作为重要的国家目标 ,为美国外交注入了强烈的道义色彩 ,在一些特定的历史时期有助于捍卫国际正义和传播自由、平等的人类理想 ;其二是乐于在对外关系中不断寻找“他者” ,即所谓“自由的敌人”并加以消灭 ,导致美国外交中的干涉主义和滥用自身巨大的力量 ,给其他国家和国际事务带来灾难。     

近世社会的史学定位与民族主义认同

面对剧烈的社会转型,为了寻找理想的社会变革模式及与之相适应的社会运作之史学理念,近世西学、国粹派,改良与革命派有各自的探索。著名学人兼政坛活跃人物的康有为、梁启超、严复、汪精卫、胡汉民、杨度、章太炎等对近代社会的史学定位颇为关注且就此商兑。这与他们在救亡图存的语境下定位近代中国所属的史学阶段,以此为基础探讨政治变革的出路等密切相关。对"宗法"、"军国"、"封建"语义考析及民族主义认同的探讨,涉及精英们的现实政治取向及其历史语境。     

清代满人的“中国认同”

美国的部分新清史学者总爱笼统强调中国与大清始终为两回事,不能混为一谈,这就必然涉及到清代满人的中国认同问题。本文对这一认同形成发展的过程与特点,进行了较为专门系统的考察和分析,认定它与满人自身的族群认同并不矛盾且处于不同层次;以满洲帝国称大清,严格说来并不符合入关后特别是康熙中叶以后满人正式的国家认同之实际。从某种意义上说,将更为广阔地区的非汉人族群彻底有效地陶铸成中国人,使他们以主人翁的姿态公开认同并满足于中国的身份,且在清末实现一定程度的现代性转换,不仅是清朝超越以往中国各王朝主导族群的满人特性独特作用的结晶,也恰恰正是体现其统治时期最为鲜明的中国特性所在,不能把两者简单对立起来。     

新清史

本文是对以下著作所作的评论: 1.柯娇燕:<透镜:清帝国意识形态的历史与认同>,(Pamela K.Crossley,A Translucent Mirror:History and Identity in Qing Imperial Ideology.)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1999年.     

A Usable Past: History and the Politics of National Identity in Late Victorian England

For the past two decades, issues of English national identity have provided a fertile field for historical investigation. In the late Victorian era, the development of professional standards of scholarship within the academy gave a new dimension to historical debates. The bitter quarrels about appropriate research techniques from the 1860s to the 1890s, among James Anthony Froude, Edward Freeman and John Horace Round, acted as a proxy for the vision of national identity that each historian espoused. After 1870, the development of a national narrative focused on constitutional history as its primary vehicle. The battle over historical reconstruction represented a surrogate for divergent views about political values and national identity. What sometimes seemed frivolous scholarly skirmishes, therefore, had a much greater political importance. As a result, the long feud had greater importance than the eccentric personalities of the participants appeared to indicate. For Froude, the Tudor age of discovery and religious reformation represented the best of English character. For Freeman, a strong Gladstonian Liberal, consensus and continuity over many centuries defined English history best. John Horace Round, a Conservative stalwart, thought that Freeman had slanted his historical conclusions to validate his Liberal politics and reinterpreted the Norman conquest to express his own political beliefs. Thus the quibbles about shield walls and other issues provided a terrain for the real cause of antagonism: different views of national identity that history furnished. Each historian constructed a usable past in order to justify contemporary discussions of national identity.     

百年国史有新篇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组织编撰的《中国近代通史》近期已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全书共10卷,约550万字,各卷名称如下:第1卷《近代中国历史进程概说》,第2卷《近代中国的开端(1840—1864)》,第3卷《早期现代化的尝试(1865—1895)》,第4卷《从戊戌维新到义和团(1895—1900)》,第5卷《新政、立宪与辛亥革命(1901—1912)》,第6卷《民国的初建(1912—1923)》,第7卷《国共合作与国民革命(1924—1927)》,第8卷《内战与危机(1927—1937)》,第9卷《抗日战争(1937—1945)》,第10卷《中国命运的决战(1945—1949)》。本书的出版,完成了近代史研究所几代人的夙愿。对于1840—1949年完整的中国近代史来说,本书的撰写还是一个尝试。本刊特别约请我国近代史学界几位著名学者通过笔谈的形式发表看法,以期引起关注和讨论。     

视角转换:清朝覆亡原因再研究--为纪念辛亥革命90周年而作

研究清朝的崩溃除从王朝权力结构的外部来寻找原因外,还应该从王朝自身是如何一步步地走向自我崩溃这一方面来分析。武昌起义前的清朝统治集团已经陷入沉重的危机：作为统治支柱的军队、士绅、官吏、满族已全部动摇,武昌起义使王朝大厦倒塌是历史的必然。     

评郑大华新著《晚清思想史》——兼谈晚清思想研究的若干问题

郑大华教授的新著《晚清思想史》(以下简称郑著),2005年11月由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笔者认真研读了这部洋洋洒洒52万多字的著作,发现郑著在充分吸收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晚清思想史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逻辑起点、发展过程、突出表现、主要遗产以及一些热点、难点问题作了系统考察和深入分析,提出了不少颇为新颖的观点,是一部很有思想和价值的学术著作,值得一读。概而言之,郑著的主要创新之处有如下四个方面:一是对晚清思想的研究对象作了新的界定。晚清时期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个重要阶段,过去还没有以晚清思想史命名的著作,反映这…     

清史研究与政治

清史研究自始就与政治纠缠在一起,反满革命、反帝爱国、反修、革命与继续革命,都在影响着它的研究进程、学术质量。政治对于学术研究有正负两方面的作用,它可以创造条件进行有限度的学术研究;然而它的指导思想也可能让学术研究偏离学术轨道,走向伪科学。学术研究不可能完全脱离政治,学术研究为政治服务的提法不可取,“学术研究,独立思考,实事求是”的提法可能好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