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朝养心殿明窗贴落画探析——以“岁朝图”“万国来朝图”为中心

养心殿明窗是清朝皇帝“试笔迓新禧”之地,现已无存。依据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活计档,发现在故宫博物院旧藏宫廷绘画中,有谕令如意馆画家为明窗绘制的一系列贴落画,它们不仅具有装饰居室环境的实用性,而且还是反映当朝皇帝政治理念和家国思想的“宣传画”。因此,厘清明窗贴落画的更替时间,探讨其表现题材,寻求画作的主旨,有助于对宫廷建筑室内定制贴落画的研究。     

清代灾赈数据的生成及相关问题——以乾隆朝为中心的考察

有关历史时期的数据大都有着复杂的生成过程,根据不同史料来源、计量标准、统计方法、估算依据所得出的结果千差万别。因此,进行量化历史研究时,有必要对基础数据本身进行一番细致的考察。已有的灾荒史研究中,由于对灾荒规律、文献特征、荒政制度等方面欠缺考虑,以及统计和估算方法上的粗糙与失误,相关的灾情、灾赈数据还有待进一步完善。在量化数据的获取过程中,不仅要充分考虑学术研究的现实需要,实现方法的科学化,更要注意把握研究对象的基本特征和文献记录的内在逻辑,实现方法的史学化。在数据的运用过程中,要特别注意数据之间的匹配关系及其适用范围。     

乾隆朝“五朝国史”纂修考

清代承袭历代修史制度,开设各类史馆颇多,纂修史著亦丰,为后世留下了一份极其珍贵的史学遗产。国史纂修,是清代官方史学编纂中极为重要的内容。乾隆朝纂修的"五朝国史"较康熙朝"三朝国史"、雍正朝"四朝国史",体例更加完备、内容更加丰富,开创了国史纂修的新局面,促进了清代国史纂修制度的完善,成为清代官方史学日趋成熟的重要标志。     

乾隆朝书院运行实态探析:以宫中档为中心

<正>清代书院是清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以往学界对它的研究,就史料来源来讲,主要是书院志、碑刻、地方志和文集笔记等。《历史档案》2012年第3至4期连载了韩永福先生编选的《乾隆朝书院档案》。该批专题档案史料,选自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宫中朱批奏折、军机处录副奏折和上谕档,起自乾隆元年正月初八日,下至乾隆六十年八月十一日,对于研究清代书院史具有很高学术价值,学界迄今尚无集中利用该批档案的研究成果发表。本文拟依托该批档     

乾隆朝西藏体制变革——以珠尔默特那木扎勒事件为中心

清代珠尔默特那木扎勒事件是影响西藏的标志性事件.这一事件促使清政府对西藏的政策进行了较大调整,提升并维护了达赖喇嘛的政教地位,加强了驻藏大臣的权力,并建立了此后二百年相沿不替的噶厦政府.这是清政府对西藏的再一次体制变革和制度安排.     

乾隆朝“钦定新清语”探析

乾隆朝“钦定新清语”探析佟永功,关嘉禄辽宁省档案馆藏盛京内务府档案（包括稿档和册档两部分）中有乾隆朗形成的“钦定新清语”文件１１０余件．在这些文件中,经过“钦定”的“新清语”达１７００余条．这些“以定新清语”对研究满语文的历史地位及其发展具有重要学术...     

灾害、环境与慈善的相反相成:以乾隆朝直隶乡村社会保障建设为中心

乾隆十三年(1748年),乾隆因“粮政”政策受挫而要求建立义仓系统,试图利用义仓之名再次推动乡里民间积储体系建设。这种由依靠官仓向民仓转变的行为,是乾隆统治政策整体收敛并由“养民”向“教民”转变的一种体现。畿辅义仓体系很好实现了赈济和管制的完美结合,直隶的稳定成为头等重要的事。在全国废除留养资送制度的大背景下,唯有通过留养局体系,才能最大可能减少流民对京师的压力。留养局系统的设立是乾隆对现实的一种无奈妥协和让步。留养局的空间分布特征受交通、自然环境因素的影响。在乾隆十三年统治政策转变这一历史大背景下来看,直隶义仓、留养局系统的建立中,灾害、环境与慈善这三方面的因素以相反相成的形式交织在一起。     

乾隆朝淮北平原水利事业与农业生产稳定性的关系——以江苏徐州府为例

乾隆朝针对淮北平原水旱灾害频繁发生的情况 ,兴修了大量的水利工程 ,但从总体来讲 ,这些水利工程对农业生产稳定性的保障率并不高 ,本文从四个方面分析了水利事业未能对农业生产起到良好功效的原因     

清前期政教关系中的儒教及三教问题——乾隆朝三教堂案研究

清乾隆朝河南学政林枝春奏准禁毁三教堂。在乾隆帝的首肯下,三教堂案逐渐演化为一场由上至下的全国性清查运动,并留下较为完整的有关档案。近年来,学界在华北各地的田野调查中,相继发现大量有关三教堂的地方文献,内容包括村庙碑碣、教派经卷以及口述史材料。原本不被注意的清初政教与基层社会的互动,也在地方文献与中央档案的比对之下开始呈现,有助于研究者从地方化的视角,重新梳理清初政教关系、思想运动以及民间教派之间的复杂关系。     

乾隆朝一起特殊文字狱——“伪孙嘉淦奏稿案”考述

向被封建士人称道为“盛世、郅治”的清乾隆朝,在其末年却爆发了震动全国的五省白莲教大起义,清王朝由此开始自盛转衰。这一变化,表面上似乎来得突然,其实,早在乾隆朝前期已预伏着尖锐的社会矛盾,“伪孙嘉淦奏稿案”即是反映这一矛盾日趋激化的嗃矢。乾隆十六年前后,社会上秘密流传着一份伪托工部尚书孙嘉淦名义的奏稿。全稿长达万     

从并肩抗日到抗美援朝——以东北革命根据地为中心的中朝关系

中朝关系源远流长。新中国与朝鲜的友好关系是在中国东北地区培育起来的。九一八事变后,中朝抗联战士共同打击日本关东军,鲜血流在一起,中朝友谊关系从此肇端。抗战胜利后,以金日成为首的朝鲜抗联战士回国建立了朝鲜民主主义共和国,留在中国东北的朝鲜抗联战士与华北朝鲜义勇军在东北建立了3个朝鲜师,与东北民主联军共同打击国民党军队;朝鲜则成为东北民主联军“隐蔽的后方”,对东北革命根据地提供了全面的支援。东北根据地与朝鲜这一特殊关系奠定了中朝两国友好关系的基础。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帮助朝鲜人民军抗击美国侵略者,是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时期中朝人民在东北并肩作战的逻辑发展。     

清代“冲繁疲难”制度再审视——以乾隆七年制度调整为中心

"冲繁疲难"制度,是清代订立的行政分等制度,学界已有论述。然随着档案史料的逐步挖掘,许多论断需要重新审视。首先,四要素与四等级之间共有五种对应关系,定制后的对应关系仅是其中的一种,非最合理者,惟专制政府以强制推行。其次,等级、要素之间关系复杂,要素内部又细分等级,二者的强行划一,使制度走向标准化、规范化的同时,亦致其趋于简单化、僵硬化。第三,缺分等级之调整,是主客观原因共同作用的结果,只是前者多隐晦不显,遮掩了真正的行为动机和权力诉求。     

晚清东亚变局与近代“外交”一词的起源——以中朝关系为中心的考察

朝贡体制下的中外交往,以礼仪上的君臣尊卑关系为主要表征,与基于条约体制的近代西方外交有所不同.近代“外交”一词的起源与流通,是西方主导下东亚变局的直接产物,并与中朝关系的近代转型密切相关.作者主要从三个方面进行了探讨:一是先秦特定语境下的“人臣无外交”作为后世对外关系的专用词语,在清代中朝两国汉文文献中的使用情况,进而指出它与朝鲜事大理念的内在关联;二是近代“外交”一词出现之后,关于中朝关系及朝鲜与欧美关系的讨论,成为近代“外交”一词的一条重要流通渠道;三是近代“外交话语”的形成及其思想史意义.     

“影”、家谱及其关系探析——以陇东地区为中心

根据对陇东农村普遍存在的"影"、家谱及其中关系的调查,认为作为传统农村家族文化重要载体的"影"和家谱,在现代社会急剧转型期很大程度上依然影响着人们的思想观念和日常行为方式,应该正确看待"影"与家谱的关系及其在现代社会中发挥的社会功能。     

乾隆朝北京内城官房价格研究——以《内务府奏销档》为例

清代北京城以“旗民分居”为原则,内城主要由旗人居住,而房产最初由官方统一分配。然而,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房产逐渐进入市场流转,既有民间自己买卖者,也有通过官方统一出售者。本文根据《内务府奏销档》乾隆朝的九件内务府官房出售和店铺租赁档案,以“入官房产”售卖作为切入点,以期厘清乾隆朝中叶至后期北京城的房产价格,地域差异,购买程序,房款支付原则,以及购房者身份等问题,从而反映出乾隆朝北京城房价总体趋势,从一个新角度反映出18世纪中叶经济发展情况和旗人的购房策略。     

乾隆朝“钦定新清语”语言规范文献研究综述

“钦定新清语”是乾隆帝为规范满语中的汉语音译借词、满语发音等而推行的语言规范。“钦定新清语”不仅仅是语言学发展的一大成就,也是研究清代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史的重要史料。《钦定清语》是乾隆推行“钦定新清语”语言规范过程中取得的重要成果之一,《钦定清语》是一部按类编排的满汉合璧的小型词典。乾隆朝“钦定新清语”语言规范文献研究综述分为五个部分,分别从推行“钦定新清语”的目的、《钦定清语》的成书时间、收录内容以及“钦定新清语”对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意义等方面进行文献研究综述。对“钦定新清语”相关研究进行文献研究综述,使得钦定新清语语言规范的珍贵价值和重要意义直观地体现出来,对“钦定新清语”的进一步研究有重要意义。     

试析“以问题为中心”的国史分期理论

研究历史有多种思路,既可以自上而下地顺向研究。也可以自下而上地逆向追溯,当然还可以以某个问题为中心进行全方位研究,即以问题为中心。研究国史分期理论就要在明确国史学理论学术坐标的前提下,论证国史分期的理论资源,阐述中共中央领导集体对国史分期理论的贡献,论述国史     

“内阁大库残档”乾隆朝大学士傅恒奏折鉴析

辽宁省档案馆、辽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沈阳故宫博物馆合作完成的《三姓副都统衙门满文档案译编》一书，1984年由辽沈书社出版。书后附有《大学士傅恒等奏请裁定赫哲费雅喀、库页费雅喀人贡貂及赏乌林(满语财帛之意，即赏赐物品的总称)办法折》的汉译文。     

唐高宗朝先皇妃嫔安置制度研究——以唐太宗妃嫔墓志为中心

本文对七方唐太宗妃嫔墓志进行梳理,结合相关历史文献,可得出唐高宗朝安置先皇妃嫔的三条基本制度,即正一品国太妃(太宗正一品四夫人)出宫随子就藩;正二品九嫔出宫侍奉于太宗别庙——崇圣宫;正三品婕妤以下在保留原妃嫔名号同时,剃度为尼,绝大多数居于灵宝尼寺,个别居于其他尼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