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前期澎湖水师汛防制度探析

清代前期,澎湖的战略地位一直受到清朝的高度重视。为有效扼控台海,捍卫海疆,清朝仿元代设立巡检司,以水师一协两营驻扎澎湖,并构筑了由汛地、汛口、巡哨三位一体的汛防体系,以此作为澎湖海防的基石。受当时航海技术及军事装备的限制,汛防制度无疑是清朝"倚陆制海"的一条有效途径,但这也最终成为清代晚期海上门户洞开、有海无防局面形成的直接根源。     

《晚清海防：思想与制度研究》

本书研究晚清不时期的海防思想、海防政策、海防体系以及军工修造制度,理清其演变轨迹,分析海防建设在近代化过程中发生顿挫的主要原因和客观原因,实事求是是评价其功过是非,总结晚清海防建设的经验教训,为中国现代海防建设和海洋事业的发展提供了历史借鉴。     

湘军水师与近代海军

太平天国革命前,清政府没有自己的海军。它的所谓“海防水师”,仅作为陆军的附属,“均为捕盗缉奸”而设。水师开始成为独立军种,以曾国藩为镇压太平天国在湖南创办的湘军水师为雏形。因此,研究湘军水师的形成和发展,以及它对近代海军建设的影响和作用,对于客观地评价洋务派及以办海军为重要内容的“求强”活动,颇有益处。     

从岛陆到洋面：明清时期中朝对黄海北部海界认知及演进

明清时期中朝官民在黄海北部海域日益频繁的海洋活动,使双方对该海域的海界有了日渐明晰的认知。十九世纪中叶以前,无论是志书亦或航海官员,中朝双方的这一认知均主要集中于黄海北部海域"岛陆"的归属上。为保障岛屿安全进行的水师巡洋和由此形成的内海、外洋的区分,使洋面界域有了模糊认知,但相较"岛陆",该海域"水空间"部分仍保持"公共水资源"属性。近代以来随着中朝海疆危机的加深和海洋资源依赖性的增强,洋面归属问题提上日程。在此背景下,双方据《万国公法》将领海从"公共水资源"中剥离出来,并以《中朝商民水陆通商章程》作为对方渔民在各自领海从事渔业活动的行为规范。     

清代东北第一水师:吉林水师营

17世纪沙皇俄国对黑龙江等东北地区的入侵,严重危害了中国的边疆安定和领土完整。顺治年间,清朝通过对沙俄侵略军的数次征讨,认识到欲东北边防稳固必须建立强大的水师,故先在吉林设置船厂建造战船,在此基础上设置吉林水师。康熙三年(1664),增设总管各员统辖水手,从此定为经制之师,首开八旗水师建制之端。吉林水师作为东北第一水师,在官兵来源和构成上有其独特之处,由八旗披甲到选拔流人,极大增强了水师战斗力,使其在反击沙俄入侵,巩固当地八旗驻防,充实海防、保持东北地区水上交通线畅通,开发东北地区经济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从“国语骑射”到水师建设——兼谈广州八旗水师盛衰

清代水师建设是＂国语骑射＂的延伸,是国家安全与稳定的需要。水师是清军事组织的重要部分,水师旗营基本上是汉军,广州水师包括全国的水师为清朝国家的安全和军事建设做出巨大贡献,水师制度与八旗制度一样也是历史的一部分。     

明代广东海防防御性军事聚落空间布局研究

明代在广东地区建立了较为完备的海防体系完备,针对战事路线调整沿海布防,利用自然地理条件,布置高效的军事层级,基本适应了当时海防作战的需要。以洪武二十七年(1394年)为时间点,在此前后广东沿海卫所大量增置,城池得到修造加固,自东往西形成以八个沿海卫城为中心的防御格局。从聚落分布的地点来看,聚落在空间分布上与自然地理因素紧密相关。卫所大多设于沿海水陆交通要隘、海口、湾澳,半岛、海岬对峙之处。根据陆地形势,形成线状、环状结构,并有明确的分巡信地。广东海防军事聚落按照一定的组织方法,占据重要节点,分段控制沿海防线,节点之间设置各级军事聚落。网状的联动防御整体、完备的军事信息传递系统和三路分守的高效防御划分,体现了明代军事聚落的普遍防御性特征。     

关于我国边防海防建设的若干问题

国家在改革开放的历史新时期,对边海防。作提出了新的要求。面对边境和沿海地区出现的新情况、新特点,我们应更新传统的边防思想,树立一种大边防观。科学、合理的体制编制是加强边海防的重要因素。要加强新时期边海防管理控制,在搞好边海防综合治理的同时,应该建立集中统一的边海防领导体制。＂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精兵与利器相结合才能产生强大的战斗力。加强新时期边海防建设,应努力改善边海防武器装备。边海防军事设施是沿边沿海防卫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前边海防建设的重要任务之一,是要努力保护边海防军事设施。依法治边是建设现代边防的必由之路。加紧边海防法规建设,完善边海防法规体系．是当前边海防建设的当务之急。     

沈葆桢海防和海军建设思考及其实践

沈葆桢的职务经历,使他成为承担同光年间的海防和海军建设重任的封疆大吏之一,他有诸多关于海防和海军建设方面的思考及实践,并产生了重要作用和深远影响。沈葆桢的海防和海军建设思考主要是在总理船政、渡台办防、督办江防时期,其提出的建议和主张,具有时代现实性、爱国性、进步性和实践性;其取得的一些实践成果,为中国晚清的强军固防作出了重要的、值得怀念的贡献。     

试析越南阮朝明命帝的海洋意识

阮朝明命皇帝重视发展海洋事业,不断打造各类舰船,保持强大水师力量,连年进行官方海外航行"公务",大力加强海防建设,虔诚崇祀海神,对海洋事务多有论述,表现出一定的海洋意识。但是,从明命与海洋有关的一些言论和措施来看,19世纪前期越南统治者所具有的海洋意识,还属于古代海洋意识的范畴,并不具备现代的海洋岛屿主权观念和广阔海域的海洋疆域主权观念,也不关心远海群岛的主权归属问题。越南的海洋活动,主要是沿海岸的近海航行。阮朝的海疆意识,仅是海岸关汛、海口国门的防守意识。     

清季北洋水师选建大连湾始末

1874年日军犯台,清廷屈辱议和。此事引发朝野震荡,海防筹议因之而起。海防议后,清廷决定"两洋并举"并开始外购舰船,泊船之所、修船之坞渐成必须,水师基地的选址因之产生。大连湾因其区位价值并"形胜天然"的地理特点,也因其在两次鸦片战争时期为英军所觊觎而备受关注。在廷臣疆吏的吁请下,北洋水师"以大连湾为坐营"几成共识,但在实地勘验后,李鸿章又发现大连湾有缺陷。在海防经费拮据短绌并"船数无多"的境况下,大连湾水师基地的建设被搁置,而"先择著名险要之旅顺口屯扎"。随着旅顺口的开山浚海,其战略价值为北洋官僚高度认可并大力推崇,旅顺战略地位随之提升,直至取代大连湾而成北洋水师总汇之区。大连湾最终沦为旅顺基地的后路防区而被稍加经营。     

北洋收存海防经费的挪用问题(1875-1894)

相对于总理衙门、海军衙门对海防经费中途的截留、抽拨、挪用,李鸿章对北洋已收存海防经费的挪用,有较大的决定权。它反映的是北洋大臣对近代海防建设的责任和北洋海防经费的使用效率。从中可以发现,李鸿章挪用海防经费包含一定的自私自利成分,但在晚清特定的政治经济环境中,李鸿章所为又具有某种不得已之势。而且,李鸿章海防意识较高,挪用海防经费相对节制,总体来看,北洋海防经费使用效率相对较高,无需过于苛求。     

明代海防与长城军事聚落时空演变比较研究——以南直隶海防与宣府镇长城为例

明代沿海防御体系和长城防御体系在军事聚落的时空演变方面具有相似性与差异性。南直隶海防和宣府镇长城是海防和长城防御体系中两个具有代表性的防区。南直隶海防防御沿海倭寇,护卫南京城;宣府镇防御北部势力入侵,护卫北京城。二者均为明朝防御体系中的军事重地,防御等级相近,具有可比性。通过对其军事聚落的数据梳理、分析与对比,探讨其在防御体系建置、空间布局、规模方面的时空演变过程,并结合历史因素分析各自的形成演化原因,由此得出两防区虽在统一的防御思想和军事制度指挥下,又形成各自的特点:海防军事聚落布局开放、规模灵活多变,长城军事聚落设防严密、等级分明。研究可为揭示海防和长城两套防御体系的内在特征提供参照。     

明清时期雷州半岛诸州县佐杂与海防布局的变化

明清州县佐杂官员在雷州半岛的布局和海防角色分为四个阶段。洪武初年,巡检与卫所互相配合,扼守海岸要地并进驻海岛;明中叶至清初,巡检的海防作用大幅削弱,或驻地内缩,或被裁撤,或从军事要塞转而进驻港埠墟市;雍正朝开始,佐杂分防被重新纳入海防体系之中,县丞扼守海岸要地,巡检恢复驻守近海岛屿;清末,为防范法国在粤西沿海扩张,调整了半岛东侧佐杂布局,并强化了西侧涠洲岛的驻守。这一发展脉络折射出雷州半岛为中心的粤西地区海防地位的变化:从明代东南沿海倭乱的尾梢,转变为清代面对越南和近代西方势力东来的前哨。     

清代湘西苗疆营汛体系探研

营汛体系是清朝地方治理的基层军事系统,对地方治理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一般而言,营汛体系形成之后相对稳定,但在湘西苗疆,受自然地理环境、历史民族人口、社会环境等的影响,该体系经历了多次进入、退出,它的建立、完善与调整过程表现出明显的不稳定性,反映出其“因势而变”的特征,这种特征凸显了湘西苗疆在国家一体化进程中的特殊性与差异性。     

清代天津大沽口营盘图考

晚清以来,清政府逐渐加强北洋海防建设,而大沽海口更是被看作控制京津门户的北洋要口,因此对大沽炮台的军事防务极为重视。天津博物馆藏有两幅清代天津大沽口营盘图,为我们研究这一时期大沽口海防的建设提供了直观生动的历史信息。     

《清实录》浙江黄岩镇标左营游击阎福玉史料正误

《清实录》康熙五十二年(1713)正月辛丑条及康熙五十二年五月癸卯条中所载浙江黄岩镇标左营游击阎福玉史料俱存舛讹。其一,阎福玉并非殁于康熙五十一年(1712)十月十七日山东刘公岛海域附近,而是早在五月二十三日就已身殒浙江燕海坞洋面,至于在山东溟瀛中牺牲的将领,则另有其人,经考证应为登州水师前营游击滕国祥。其二,阎福玉的真实籍贯为山东“青州府”,而非实录所言“登州府人”。     

明清江浙地区“海塘——墩堡”海岸防御体系时空分布与体系研究

江浙长三角地区因在政治、经济、军事上的重要地位,是明清海防的重点设防区域,海防部署十分完备。通过对古代文献、古舆图的分析比较以及对历史遗迹的实地勘察,指出在江浙长三角地区曾构建有独特的"海塘——墩堡"海岸防御工程体系,该体系经过多年的发展在明清时期趋于完善,形成了点、线、面相结合,多层次复合型的体系结构和一体两翼、海防与江防相衔接的空间布局。"海塘——墩堡"海岸防御体系是卫、所、堡寨多层级城池体系的屏障和前沿,是明清三级海防体系中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     

清代内外洋划分及其管辖问题研究——兼与西方领海观念比较

清代将接近大陆海岸和岛岸的海域划分成三个部分:一是内洋,这部分海域由于靠近大陆海岸或岛岸,以一些小岛为标志,由沿岸州县和水师官兵共同负责管辖;二是大洋、深水洋或黑水洋,这部分海域无边无际,"非中土所辖",类似于现代的公海;三是介于二者之间的一条洋面,清人称其为外洋,这部分海域通常以距离中国海岸、岛岸最远的岛礁为标志,由于超出了文官的管辖能力,主要委派水师官兵来巡阅会哨。     

危机与危机利用:日本侵台事件与李鸿章和淮军的转型

1874年日本侵台事件的应对,可以围绕王朝制度系统的反应,形成一种历史叙事。在这一事件应对叙事中,李鸿章不是直接责任人和主角。但围绕李鸿章的大量史料显示,这一事件发生前,淮军面临裁撤压力,海防体系也空虚无力,李鸿章充分利用日军侵台造成的危机局面,将闲居徐州的淮军精锐调往台湾海防前线,将参与西北平叛的另一支淮军精锐力量撤回沿海布防,成功实现淮军的转型。同时,利用危机,制造舆论,与总理衙门和沿海督抚一道推动以李鸿章为核心的海防体制的形成。这是李鸿章和淮军从内部平叛之战时体制向应对西方的海防体制转型的关键一步。危机利用与权力外移是晚清权力关系变动和体制变化的重要路径,而事件应对和危机利用构成的复合结构是晚清历史的特殊构造,需要将外部视角和内部视角结合来观察和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