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秦汉辽东障塞线长城性质再讨论——与范恩实、肖景全诸先生商榷

文章针对范恩实、肖景全等先生提出的汉代辽东郡的各条障塞、烽燧线是发挥着军事守御与交通联络双重作用的边疆地区镇戍网络以及在沈阳、抚顺两地间发现的辽东列燧是应援玄菟郡而修建的交通传烽线等观点,提出明确反对意见:一是"烽燧线"或"传烽线"定性与田野调查实情不符;二是不能用中国晚期长城长垣标准来套搬中国早期长城障塞形制;三是通化赤柏松城址为典型的汉城规制非"土著城寨";四是辽东障塞线与《史记》、《汉书》等史籍文献中长城记载相印证。结论是辽东障塞线性质就是早期长城。     

燕秦汉辽东长城障塞遗址的量化统计分析

近30年间,中国辽吉两省、朝鲜西北地区相继发现了"列燧"遗址,主体性军事类障塞、中枢性行政类城址和附属性保障类遗址等重要的长城障塞遗址,累计调查发现的障塞数量规模已相当可观,为我们进行燕秦汉辽东长城障塞量化统计分析,创造了基本的条件。本文通过量化统计得出:目前在总长约1081公里的辽东长城障塞线上,共发现"点线式"障塞结构、"线段式"短垣结构和"线条式"长垣结构三种构筑形式;其中障塞结构遗址162座;"线段式"短垣结构遗址3道8段;"线条式"长垣结构长120公里。使我们对燕秦汉辽东长城障塞的地理分布、障塞类型、设置规律、建筑特征、历史分期等方面,初步有了一个理性认识。     

秦汉长吏再考——与邹水杰先生商榷

长吏在秦汉时期有泛指高级官吏的用法,但不是所有高级官吏都可称作长吏,长吏还具有实指的一面,即主要用作从中央到地方国家机构主要负责人的一种代称。从可考的史料看,秦及西汉时期称长吏者可归为郡级和县级两大类:郡级长吏包括郡守(太守)、郡尉(都尉)、王国相、三辅(京兆尹、左冯翊、右扶风)等;县级长吏包括县令(长)、丞、尉、都官、侯国相等,道、障候等机构也有负责人称长吏。东汉称长吏者有刺史(州牧)、太守、王国相、县令(长)、丞、尉等,三府、属国、属国所辖县等机构也都有负责人称长吏。东汉和西汉一样,郡国守相及县的佐官当都称长吏。迁转方式及治民与否,不能作为判断长吏的依据,长吏中有不治民者,长吏迁转同样离不开功次。直到东汉末期长吏一词还未成为专有名词,泛称与确指的用法并存。     

关于东北近代史的开端问题——与王振科先生商榷

近来,笔者拜读了王振科先生的《浅议近代东北史分期问题》一文。王先生在该文中明确提出了东北近代史的开端应该是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的1860年。这无疑是对传统的全中国的、也就是东北的近代史1840年开端论的一个突破。但此点仍然值得商榷。除此,笔者对王先生的下列观点也难于苟同。如:(1)认为划分历史时期应该基本以社会经济形态为依据;(2)认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开端就是近代历史时期的开端;(3)中日甲午战争和庚子之战     

再谈哈密瓜的历史渊源——与赵绍双先生商榷

赵绍双先生在《新疆技术监督》2 0 0 1年第 4期上发表的《哈密瓜的历史渊源》一文 ,我拜读后写了《也谈哈密瓜的历史渊源》,发表在《新疆技术监督》2 0 0 1年第 6期上 ,就哈密瓜的原产地问题与赵绍双先生商榷。今又拜读了赵先生发表在《新疆地方志》2 0 0 1年第 3期上的《浅谈哈密瓜的历史渊源》一文 (为叙述方便 ,以下简称为《哈》文 ,请原谅 ) ,并未发现什么新意。因我掌握的哈密瓜的原产地应在吐鲁番地区的所有证据资料都已在《也谈哈密瓜的历史渊源》和《哈密瓜的原产地在吐鲁番地区》(发表在《新疆地方志》2 0 0 1年第 3期 )两篇文章中…     

明代月港叛乱与海澄设县补论——对黄友泉先生回应之回应

明代嘉靖年间,朱纨在福建沿海地区实施的保甲不仅推行迅速,而且效果很不错;倭乱是月港"二十四将"叛乱的主要诱因,饶乱是次要的,两者不能相提并论。虽然"二十四将"曾被招抚,但他们并未作为乡兵攻打"饶贼";月港地区的4次设县之请都出现在动乱时期,与当时福建漳州沿海地区大规模修建城池有关,军事防御是设县治的主要目的。     

再论康熙年间穆克登立碑处并非小白山——与马孟龙先生商榷

康熙《皇舆全览图》所标示的"土门江色禽",是反映穆克登定界结果的重要标识,可说明穆克登立碑处位于长白山东南麓,而不是小白山。马孟龙先生讨论立碑处之所以出错,一方面只选取了对自己有用的东西,而撇开了其他,史料运用产生偏颇;另一方面被史料中的错误信息所引导,如将"行五日始到立碑处",理解成"行五里始到立碑处",导致地理方位的错认;所持的小白山立碑说,实际上并非指小白山,而是指北胞胎山。另外,根据洪重孝有关英祖四十三年(1767)立碑处距离长白山一日程的不准确发言,得出碑尚在小白山也是不成立的。因为根据此前一年徐命膺的《游白头山记》(1766),他亲眼目睹碑位于天池东南岗下十里,说明碑址在长白山东南麓,而不在小白山。     

再论“张昂监造”贡瓷的烧造年代——兼与李放先生商榷

1997年底,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景德镇湖田窑豪猪岭宋代地层发掘出土了一块外底刻有“迪功郎浮梁县丞臣张昂措置监造”铭的青瓷瓶底。对这块瓶底刻铭的考证,关系宋代景德镇湖田窑的贡瓷地位与年代问题。本文从这块刻铭瓶底的出土地层及其共存遗物、历史文献中有关张昂的史料记载、宋代官制中关于迪功郎官阶的设置、关于县丞职位的设置等方面对张昂以迪功郎官阶出任浮梁县丞一职的时代展开全面探讨,得出张昂在景德镇监造贡瓷的时代约在北宋政和六年(1116)至重和元年(1119)短短三年之内的结论。     

再谈哈密瓜的原产地域——兼与柏晓先生商榷

近日 ,有幸拜读赵绍双先生、柏晓先生分别发表在《新疆技术监督》2 0 0 1年第 4期、第 6期上的文章《哈密瓜的历史渊源》(以下简称《哈》)和《也谈哈密瓜的历史渊源》(以下简称《也》) ,作为哈密瓜的原产地域的史志工作者 ,自然也想谈谈自己的认识和看法。关于哈密瓜的历史渊源问题 ,我们已分别以《哈密瓜考》、《哈密瓜的原产地在哈密》、《哈密瓜的“娘家”在哈密》为题撰文 ,发表在《民族作家》2 0 0 0年第 3期、《新疆地方志》2 0 0 1年第 1期、《新疆经济报》2 0 0 1年2月 15日第 4版上 ,加之《哈》文的全面论述 ,所以关于哈密瓜的历史…     

论陈列计划的编写——兼与周筠先生商榷

“陈列计划”一词出自前苏联阿·伊·米哈依洛夫斯卡娅编写的《博物馆陈列的组织与技术》一书。陈列计划作为陈列内容编写本的名称 5 0年代被我国博物馆所采用 ,一直沿用至今。教科书和著述文章也多采用这一称呼。此外也有称“陈列大纲”、“陈列提纲”、“陈列方案”的。关于陈列计划与陈列内容编写本名实不符的问题 ,周筠先生在《谈陈列内容编写中的几个问题》(见《中国博物馆》1997年第 3期第 71页 )一文中已经指出。笔者同意周筠先生的这一看法 ,但不赞同周先生把陈列内容编写本与陈列计划完全割裂开来 ,称陈列内容编写本为“内容文字本…     

再论元朝中央政府对西藏的统治——兼与沈卫荣商榷

再论元朝中央政府对西藏的统治——兼与沈卫荣商榷王献军元代中央政府对西藏的统治,历来为研究藏族史的学者所重视。５０年代,韩儒林先生发表了《元朝中央政府是怎样管理西藏地方的》①一文,系统地论述了元朝中央政府对西藏的治理。但是诚如韩先生在文中所言,由于诸多...     

张之洞对立宪的态度——与孔祥吉先生商榷

孔祥吉先生在《张之洞与清末立宪别论》一文中提出,根据新发现的史料,张之洞在光绪三十三年被慈禧召见时曾主张立即实行立宪政治,并认为张是敦促慈禧推行立宪政治的重要人物。这一论断值得商榷。从张之洞平生为人处世的哲学来看,他一向圆滑佞巧,不太可能与慈禧大唱反调。因此,该文的史料来源《八月初七日张之洞入京奏对大略》一文的真实性值得怀疑。从张之洞对立宪的一贯表现来看,他始终持一种消极保守的态度,不太可能发生突变。孔先生认为张之洞对开设议院持积极态度的另一重要证据,是光绪三十四年奕劻向慈禧呈递的一条密折,然而细察该密折的内容,张之洞并未主张速开议院。     

再论宋代南方稻麦复种制的形成和发展——兼与曾雄生先生商榷

宋代冬麦主要复种在晚稻田上,而冬麦收获后可以复种晚稻,两者已经能够构成循环接续的过程。宋代晚稻有广狭二义、早晚之分;“早田”并不等同于早稻田。宋代稻麦复种制有较大的发展,已成为具有相当广泛性的、比较稳定的耕作制度。     

再论马克思的“农业公社”问题——与宋培军、张秋霞两位先生商榷

"农业公社"是马克思在给查苏利奇《复信草稿》中提出的重要概念。本文在综合考察法文手稿及相关原文资料后进一步确认:"农业公社"是马克思在"农村公社"这一当时学界习用语基础上的术语创新,两者不可混同;由于有关日耳曼"农业公社"的研究意味着马克思在欧洲农村公社发展谱系的认识上已开始摆脱"亚细亚的"历史观,因此绝不可把"农业公社"与所谓的"亚细亚公社"等同起来。尽管如此,因为"农业公社"概念无论在现实中还是历史上都可能与俄国公社的实际情况不符,所以马克思最终放弃了对"农业公社"概念的继续探讨。     

对“第一张大字报“《再考订》一文的商榷

1980年10月中共中央批转中纪委关于康生问题的审查报告中,认定康生的反革命罪行之一,就是在他的幕后策划下、在他及其妻子曹轶欧指使下,炮制了“第一张大字报”。各种有关的书籍刊物也都是这样认定的。可是1999年7月,印红标先生在《百年潮》上发表的《“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出笼记》却说:“这张大字报是由哲学系少数教师自己发起的,没有人指使。”另一位先生在另一刊物上发表类似文章说“七人大字报是他们自发的举动”。总之,他们是以“自发论”来否定中央的定论。凡是要否定一种说法,必先了解该说法的根据是什么,然后有根据地提出新的论…     

关于秦桧归宋问题的再讨论——兼与王曾瑜先生商榷

有关秦桧是从金国自行逃归 ,抑或金人有意纵归的问题 ,由于各种史料记载不同 ,一直没有定论。近有学者认定秦桧就是金人纵归的“奸细”。然而 ,通过对现存史料的客观分析 ,具体考察当时的宋金局势和朝野舆论 ,言秦桧逃归可能更符合历史事实。     

对《论抗日战争时期国统区的士兵养成教育》一文的两点看法--与季鹏先生商榷

“养成教育”是培养军官教育的一种形式,教育对象是从地方上考试录取的应届毕业的适龄学生,到军事学校后由基本军事常识学起,毕业后到部队担任初级军官。士兵的军事教育称训练,没有“养成教育”一说。抗战中军事教育分为初、中、高三级,初、中级教育由军训部办理,高级教育由军令部办理。中央陆军军官学校为中级教育,没有“办理”过其他学校的教育。     

也论北魏前期的民族融合与政权建设——与孔毅先生商榷

北魏前期拓跋鲜卑统治者大力选用汉族人士 ,一批汉族名臣对北魏政权建设与文化发展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鲜汉矛盾渐剧”之说难以成立。用刑过严是北魏前期的立法特征之一 ,并非专门针对世族人士 ,仅从民族矛盾解释崔浩“国史案”与张彝事件的起因 ,都不免过于简单化。北魏前期政治与文化成就无疑是鲜卑、汉等各族人士共同努力的结果     

再论明代福建月港“二十四将”叛乱及海澄设县——对李贤强、吴宏岐两位先生的回应

由于官方长期治理不到位,海洋区域社会无序发展,最终于嘉靖四十年(1561)酿发了福建月港"二十四将"叛乱,倭乱爆发、募兵为乱、土堡兴筑等因素对叛乱发生起到推波助澜作用。叛乱前,朱纨在福建沿海所行保甲并未得到切实贯彻,更没能恢复当地统治秩序,不应过分夸大保甲在地方治理中的作用。月港叛乱推动了海澄设县的最终达成,新县的设置以及县城的修筑虽有助于防御,但设县主要目的在于完善月港行政建制,强化官方对当地的管理与教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