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西藏新政述论

清末西藏新政是在英、俄等国加快侵略西藏的步伐、清政府统治西藏面临困难的情况下实施的。政治上调整行政体制和整肃吏治,经济上发展实业,军事上训练新军和加强兵备,化上兴办学堂和创办报纸,是清末西藏新政的主要内容。西藏实施新政后,政府机构的办事效率有所提高,农牧工矿和交通电信业得到发展,近代化军队产生,近代化得到传播,清政府加强了对西藏的统治,维护了对西藏的主权,有利于抵御外来势力的侵略。帝国主义国家的干涉和破坏,清政府的腐败,新政的某些措施脱离藏族地区的实际,最终使西藏新政归于失败。这一切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启示和教训。     

论洋务运动时期的电报局

一创设电报势在必行清政府创设电报是有军事和经济等方面的原因的。外国资本主义列强为了侵略中国,早就想在中国设立电线以作通报之用。1860年前后,俄国电线展至西伯利亚,它的驻华公使把尔期克向清政府提出了将电线从恰克图经北京展至天津的要求,被清政府拒绝了。这以后,英法美俄等国都曾多次要求在中国架设电线,但均被驳回,1870年,英国驻华公使威妥玛代表英国大东公司,请由广州、汕头、     

再论“内外皆轻”权力格局与清末民初政治走向

辛亥鼎革之际,清朝中央与地方权力关系已演变为"内外皆轻"的权力格局,是清末新政时期清廷中央集权对地方督抚收权的结果。关于"权力流向"问题,在清末民初从君主专制走向民主共和的制度变迁与重建的过程中,清政府的统治权力经由南京临时政府与南京临时参议院,最终转移到袁世凯北洋集团。清末"内外皆轻"权力格局对民初政治走向的重要影响,是辛亥革命在清廷中央与地方督抚权威一并衰落之际爆发,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集团乘势而动,从军人干政到军人主政,试图重建统治权威而未能奏效,政局分崩离析,导致民国初年的军阀政治。民初军阀不是清末地方督抚势力自然增长的延伸,而是掌握军队尤其是新军的新生势力的崛起。     

清末民初西布特哈地区教育问题述略——以《档案史料选编·黑龙江少数民族》为中心

光绪三十二年（1906）,清政府以嫩江为界,将原布特哈八旗分为东、西两路,始有“西布特哈”之称。清末民初西布特哈地区的教育问题,实质上就是这一地区达斡尔、鄂温克族的民族教育问题。本文以地方官员对西布特哈教育的关注及西布特哈地区教育的民族因素等主要问题为门径,揭示清末民初东北边疆地区特有的少数民族地区教育的发展规律,分析西布特哈地区文化发展的内涵及其社会发展问题。     

日本对华密码战

正自近代以来,日本就把中国作为最主要的侵略对象。早在甲午战争时期,日本即通过破译清政府的密码电报,在战争和战后谈判中赢得了主动权。甲午战争之后,日本侵华步伐逐渐加快。自清末到民国时期,中国的密码水平长期没有实质性进步,而无线电通讯却逐渐广泛使用,密码破译活动遂成为日本侵华的特殊战线。     

得不偿失的新政——清末蒙藏边陲编练新军研究北大核心CSSCI

晚清以降,蒙藏诸边遭受着内外而来的双重危机。外部俄英日等竭力染指侵吞这些地区,内部清廷统治腐败亦导致了这些地区部众生活日益艰难,对清廷统治日渐不满。为防止"外敌"侵吞边陲,同时也防止蒙藏诸部分崩离析,清末时人企图通过"练军经武"来解决这一危机,编练新军活动最终被作为传统藩部地区新政的重要内容,推上了历史舞台。但内部的腐败无能、财政空虚和藩部王公领主的反对,以及外部殖民势力的阻挠,均严重影响到此项新政的进行,相反这一新政却成为蒙藏王公领主宣布脱离清廷统治的催化剂。清末蒙藏诸边编练新军活动也是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进行的一次错误的尝试,不仅未能有效地解决此时期的边疆危机,反遭其害,并给此后的这些边疆地区带来了极大的消极影响。     

《江楚会奏变法三折》的产生背景及过程

在中国近代严重社会危机背景下出现的清末新政,是清政府寄望于"变法"、维持其统治的幻想。而作为新政理论基础的《江楚会奏变法三折》,经历督抚协商联衔会奏、江楚会奏,历时8个多月方才完成,其中清政府督抚们的思想变化可供考察之处甚多。本文着重对《三折》的产生背景及过程进行分析和考察。     

东北电报与李鸿章

李鸿章是东北电报事业的创始人和主要筹办者。在他的主持下,奉天、吉林、黑龙江三省从1885至1887年相继完成电报线路的展设工程。从此,东北军政要地间通过电报联成一气,并改善和加强了各要地与清朝统治中心北京的联系。架设电报是洋务运动的一项重要事业。中国电报的举办是对从古代沿袭下来的驿传通讯的划时代的变革。这对地广人稀远离京师的东北地区通讯事业来说,尤为重要。洋务派在东北兴建的企业除电报外,还有吴大澂开办的吉林机器局和李金镛开办的漠河金矿饬礁銎笠狄延凶ㄖ黾?而东北电报则几乎无人评述。     

20世纪初清政府对西藏察隅等地查勘及建制简述

程凤翔、段鹏瑞及夏瑚等官员对西藏察隅等地的全面勘察及积极经营并非一次孤立的事件,是清政府改变统治理念,更换统治方式,由"间接"到"直接",健全及加强对边疆民族地区的治理、防御侵略的组成部分;是实践现代国家建制、有效经营版图的客观要求.他们的全面勘察及积极建设,保障并延伸了清政府在察隅等地的统治.     

清朝施政西藏及其研究

清朝施政西藏对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发展的贡献是多方面的,因而历来为国内诸多学者所重视。本文旨在概述清朝统治西藏的过程,并择要综述近十余年国内学者关于清朝对藏政策和措施等课题的研究,为今后进一步研究提供方便。需要说明的是,本文所谓“清代施政西藏”仅限于清政府对西藏地方中心地区的政治统治,在川藏边地进行的“平定大小金川”、“改土归流”等不列入本论题。此外,台港学者对这一课题亦颇重视,惜其近年来研究成果笔者得见较少,拟待来日另文专述。     

建国以来的国内清末新政史研究

<正>清末新政是对清政府在其统治的最后十年(1901—1911)所进行的各项改革的总称。这次改革是继洋务运动和戊戌变法之后,清政府发动的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改革运动,其力度远远超出前两次改革,内容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与社会生活等领域的变革,是晚清历史上一场比较完整意义上的现代化运动,对清末民初历史产生了深远影响。由于其在晚清史上的重要地位,有关清末新政史的研究近年愈益受到国内学界的重视,成为晚清史研究中的"显学"。为     

预备立宪和清末政局演变

预备立宪和清末政局演变吴春梅预备立宪是清政府为挽救其统治危机、建立立宪政体而进行的准备活动。论及清王朝的灭亡·必然要涉及预备立宪。长期以来,尽管史学界对预备立宪的评价分歧很大,但无论肯定或否定,都认为是清政府预备立宪的不彻底才导致了清廷的灭亡。然而。...     

论点摘编

清末西藏新政失败原因探罗布发表于《西藏研究》2003年第四期的文章认为,作为以筹边改制和开发图强为核心的清末边疆地区新政改革运动的一部分,西藏地区的新政开发活动也在20世纪之初陆续开展。张荫棠和联豫从查办藏事到举办新政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也取得了一定成绩,但从整体上看,清末西藏新政未能达到预期的目标而告失败。其失败的原因错综复杂,文章认为作为新政主     

得不偿失的新政——清末蒙藏边陲编练新军研究

晚清以降,蒙藏诸边遭受着内外而来的双重危机。外部俄英日等竭力染指侵吞这些地区,内部清廷统治腐败亦导致了这些地区部众生活日益艰难,对清廷统治日渐不满。为防止“外敌”侵吞边陲,同时也防止蒙藏诸部分崩离析,清末时人企图通过“练军经武”来解决这一危机,编练新军活动最终被作为传统藩部地区新政的重要内容,推上了历史舞台。但内部的腐败无能、财政空虚和藩部王公领主的反对,以及外部殖民势力的阻挠,均严重影响到此项新政的进行,相反这一新政却成为蒙藏王公领主宣布脱离清廷统治的催化剂。清末蒙藏诸边编练新军活动也是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进行的一次错误的尝试,不仅未能有效地解决此时期的边疆危机,反遭其害,并给此后的这些边疆地区带来了极大的消极影响。     

韩国藏1891年中朝元山电线合同原本及其史料价值

2009年笔者在韩国发现的1891年清政府与朝鲜签订的元山电线合同,是迄今发现的有关该合同的唯一原件,不仅可以纠正1920年代以来日、中、韩三国学界文献中从题目到内容的严重错误,还可以进一步了解到19世纪末清政府通过控制朝鲜四条主要电报线路来推行对朝鲜积极干涉政策的实际情形。本文不仅对该合同的收藏情形与内容进行了介绍与分析,并通过附录公布了经过标点与简要注释的该合同全文。     

晚清皇室与近代中国铁路建设事业的起步

作为近代物质文明成果的铁路从1860年代开始以技术形态输入中国,是否建设铁路成为清政府朝野讨论的议题。从1860年代到1880年代,英、德、美、法等国先后有过针对晚清皇室的铁路"实验"活动或设想,使晚清皇室的重要成员对铁路的态度有所松动。在1880年代时断时续地出现了6次铁路"试办"活动,第六次"试办"活动进行时还伴随着皇室游玩铁路的兴建。唐胥铁路的建成及其延展和津沽铁路的完工,是6次"试办"活动的成果。当铁路准备进一步向通州延展时引发津通铁路争论,经过争论,清政府定计兴办芦汉铁路,中国近代铁路建设事业得以起步。在这个过程中,重要皇室成员如恭亲王奕訢、醇亲王奕譞、庆郡王奕劻和慈禧西太后等人对铁路态度的根本性改变是晚清政府铁路问题决策的前提。铁路建设事业起步的过程反映着某种历史规定性。     

英俄私分帕米尔与清政府的立场

本文以19世纪末的中亚为背景,运用新近刊布的国内外档案、文书等第一手资料,详尽论述了清末英俄以强凌弱,私分帕米尔,瓜分中国领土的经过,并对清政府为捍卫国土主权,与英俄据理力争的严正立场予以新的阐释,以深入理解该时期英俄争夺中亚势力范围的真实目的和清政府的领土主权意识,对稳定新疆局势,维护祖统一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日本教习与京师警务学堂

1901年创立的京师警务学堂是中国第一所近代警察教育机构,也是清末最大的警察教育基地。虽然京师警务学堂聘用了一批日本教习承担大部分的教学和教育行政管理工作,并由川岛浪速担任监督(校长),但其主权仍掌握在清政府手中。作为中国最早的近代警察教育机构,京师警务学堂为清末各地警察学校的创办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模式,对中国近代警察教育和警政建设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庚子西狩”时期电报通讯机制考析——以京师与行在的联络为中心

“庚子西狩”期间,行在与京师之间的通讯经历了复杂的变动。起初因通讯不便且两宫行止难测,留京官员只能通过亲往或转借商递等方式联络行在,行在则多通过差递将消息经保定转寄京城。两宫驻晋期间,为保障行政时效,有线电报逐渐成为京师、行在间的主要通讯载体,一度形成以上海为中心,以西安、保定为两翼的电报、驿递并举机制。两宫“幸陕”后,由于京津行军线、沪沽海线的利用,西安、京师两地凭电报线便可通信。军机处主导了电奏、电旨的处理,其经手的电报视收发者情形而有“公”“私”之分,反映出行在对外电讯的实态。行在电报机制之形成,既有维系清廷有效统治的现实考量,亦是对巡幸传统的回应;虽确保了对外交涉的效率,却也加剧了各方政见歧出对决策与谈判的不利影响,并因电奏体系的调整而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皇权,体现了电报的“两面性”。     

回例与乾隆时期回疆的刑案审判

清朝之成功在很大程度上体现在对边疆问题的解决上,今人,尤其是"新清史"对此研究颇多。但其关注多在满、蒙、藏及统治者与上述人群之关联,于回人和回疆着墨较少。本文基于清代满汉档案所载涉及回人的刑案,探讨了回疆地方法律回例在司法中的应用,以及清政府对回例适用范围的不断调整,并指出回疆动乱与统治阶层和其他群体间的文化隔阂,最终导致清政府的回疆统治理念由因俗而治转向了制度趋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