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末五代的"山后八州"与"银鞍契丹直"

唐朝末年,由于羁縻统治的结果,造成部分契丹人在幽州地区的"独立"发展,从而使得"幽州契丹(人)"成为唐末五代时期军阀割据的主要资源,并逐渐积聚成"山后八州"与"银鞍契丹直"——这两大历史主题,而分别表现出来。"山后八州"是指包括契丹人在内的游牧民族聚居区,如妫州的"西部奚"就是一支包含部分契丹人的部落联合体;"银鞍契丹直"则是以幽州契丹人组成的精锐军队;在长期割据的氛围中,同时赋予了幽州一定的历史特殊性,即体现出更多的游牧文化特质,并成为游牧民族的政治中心。     

新见唐牛氏墓志与唐幽州城里坊、乡村研究

现存北京市朝阳区文物管理所的唐牛氏墓志为研究历史上北京城的发展与变迁提供了可靠的实物证据。据史料记载,唐代幽州城共有26个里坊,其郭下的蓟县共有22个乡。牛氏墓志志文中提及的牛氏去世前的私第"幽都宁台里"为确定唐代幽州城的26个坊里名称增添了最后一块拼图零片,而其葬地蓟县"忠信"乡则为研究唐幽州城郭下蓟县管辖的22个乡增添了一个新的乡属名称。     

唐代东北边疆战略初探——以营州和幽州的分合关系为视角

在唐朝东北边疆战略中,营州与幽州互为援手,几度分合。武德元年至贞观七年,唐朝对东北边疆经略持防御态势,以幽州辖营州。贞观八年至万岁通天元年,唐朝对东北边疆经略转为进攻态势,战略重心前移,营州从幽州独立,成为经略东北边疆的前沿重镇,幽州退居辅助地位,成为支撑营州的后方基地。契丹叛唐后,以营州为中心的东北边疆防御体系基本瓦解,东北边疆防务改由幽州负责。后鉴于东北亚形势的变化,唐朝转以积极进取态势加强东北边疆军事防御与控制,继续发挥营州东北边疆桥头堡作用的同时,以幽州辖营州,全面统筹东北边疆事务,二者合力,共同屏障东北边疆,维护东北亚区域安全。     

唐《蔡雄墓志》考

蔡雄是冀州信都人,"安史之乱"时加入河北叛军田承嗣部。战后,他担任魏博镇属州贝州清河尉,并于代宗大历九年(774)上半年成为朱滔属下,先后担任幽州卢龙节度押牙、行瀛州别驾、莫州刺史等重要职务,深得朱滔信任。德宗时,他辅助朱滔平定李惟岳,不久又参与朱滔的叛乱。但是,贝州战役的失利及朱滔的去世,结束了他在幽州的仕途,迫使他弃官趋易州以避祸,并于贞元三年(787)二月十六日郁郁而终。16年后,其长子良乡县尉蔡昭把他迁回幽州下葬。     

唐代幽州镇组织体制探微

幽州镇是唐代典型的割据型藩镇。它自第一任节度使李怀仙之后 ,历任节度使均兼卢龙节度使 ,存在着幽州和卢龙两套使府僚佐系统 ,可以称之为“一元二府”体制。幽州节度使驻于幽州 ,在平州有时设置卢龙留后。使府官员任职上具有流动性、一身两任性和地域上的兼跨性等特点     

唐《刘如泉墓志》研究——兼论建中年间唐中央与幽州政局

唐《刘如泉墓志》立于朱滔称大冀王之后,时值"四王之乱"正盛之际,是难得的河朔叛镇厚葬阵亡将士、安抚"骄兵悍将"的文物史料。建中初,藩镇割据问题严重,时逢李惟岳、李纳要求世袭节度使,德宗决意削藩,拒绝其请,最终引发了"四王之乱",形成了"礼乐征伐自诸侯出"的局面。而刘如泉阵亡的"惬山之战"是直接导致"四王"局面形成的关键之役。文章认为刘如泉虽然以幽州叛镇大将身份效忠于大冀王朱滔,但仍是李唐藩镇的将校,在"大君"和"大王"双重君王观念下,幽州叛镇在将校授官、死后的丧葬礼仪等问题上,均存在对李唐制度的依赖和冲突之处。     

唐开元观道士王徽墓志考释

正唐开元年间,玄宗皇帝曾在全国大力倡导佛、道庙观的建设,一时间唐廷大部地区兴建的佛寺、道观星罗棋布,其数量也难分伯仲。而在大唐东北方的幽州地区,这些宗教信仰的发展与中原地区相比,却是独树一帜、大相径庭。幽州地区的历任节度使对佛教的传播可以说是大力推崇,不仅建立了众多的寺庵,而且还在幽州辖属的良乡县西南的白带山下,留存下了大量佛经石刻,以至连山名都改为石经山。但     

北京石景山八角村魏晋墓的年代及墓主问题

石景山八角村魏晋墓是北京地区发现的一座出有特殊壁画石龛的重要墓葬。石龛出现的原因必与墓葬的时代背景及墓主人身份密切相关。本文从"晋制"演变发展的角度考察该墓墓葬形制和随葬品的年代范围,首先进一步研究充实魏晋都城洛阳地区"晋制"墓葬的演变序列和阶段性特点,然后以之为参照,建立北京地区魏晋墓葬的演变系统,从而认为该墓的年代为西晋晚期,下限可到十六国初期。石龛壁画的中心图像是执麈尾正坐的男墓主人,这一形象是改进东汉旧样后、创新于幽州地区的新图式,体现了与幽州鲜卑的文化联系。本文由此进一步推测,八角村墓墓主人为遇害于蓟城的西晋并州刺史刘琨,该墓为二次改葬墓,石龛为段部鲜卑单于供奉的祭龛。     

“冲”走的幽州控制权

唐穆宗长庆元年(821年),宣武军(今河南开封)节度使张弘靖,收到了来自长安的一纸诏书——任命他为幽州节度使。张弘靖欣然领命,和一众幕僚一起奔赴幽州,走马上任。幽州是唐王朝的东北重镇,但自755年安史之乱爆发后,当地藩镇势力强大,不服朝廷管治。直到几年前,唐宪宗剿灭了诸多藩镇,时任幽州节度使的刘总也归顺朝廷。幽州重回朝廷势力版图,张弘靖是由中央政府派出的第一任节度使。     

永安钱出土流传及收藏小记

永安钱出土流传及收藏小记［香港］关汉亨唐朝末年,我国处于藩镇割据混战的局面。占据燕地的是幽州节度使刘仁恭父子,其后刘氏之子刘守光在幽州称帝,据燕地多年,并在幽州铸行货币永安钱。至９１３年,李克用之子李存破刘氏,取幽州,燕地遂为李氏势力所吞并。刘守光...     

"流共工于幽州"的考古学释读——以夏家店下层文化源自后岗二期文化为证

本文将考古学文化和古文献研究相结合,对夏家店下层文化于龙山时代晚期在辽西地区的兴起和后岗二期文化于二里头文化之前在中原地区的消失进行了新的解说,认为这一文化变迁反映了古文献"流共工于幽州,以变北狄"的历史实情,后岗二期文化可能是共工氏的遗存。而辽西古文化自小河沿文化以来就不断接受来自山东和中原地区的波次传播和影响,在古文献有关冀州、青州、幽州的形成中也得到了曲折的反映。     

隋仁寿年间幽州藏舍利史事再检讨

本文对隋仁寿年间幽州藏舍利的史事进行了分析探讨,认为隋文帝仁寿年间进行了三次大规模舍利收藏活动,幽州有两次获颁舍利。仁寿二年幽州藏舍利于弘业寺,今有传世感应奏表和塔基。仁寿四年幽州藏舍利于智泉寺,该寺于会昌年间重建胜果寺后,寺史不明,舍利重藏于悯忠寺。今景福元年《重藏舍利记》碑石存世,会昌六年《悯忠寺重藏舍利记》见于著录,从中可以获知当时幽州藏舍利的函具及供养物。幽州藏舍利的两方塔下铭尚未发现,根据已发现的12方仁寿舍利塔下铭,有10方遵循了统一格式及内容,因此,可以推测,若没有特别格式及内容的话,幽州两方舍利塔下铭应与《青州舍利塔下铭》的格式及内容一致。     

幽州刘氏与河朔藩镇内部的权力结构困局——以刘澭、刘源为例

幽州在刘怦、刘济主政时期,与唐廷关系较为融洽。刘澭及其弟刘源先后与长兄刘济同室操戈又战败后诣阙,其背后所折射出的是河朔藩镇内部权力结构存在困局。"河朔故事"的延续客观上要求节帅倚重宗族与姻亲势力,这种力量如同双刃剑,常常在某些情况下形成反噬,从而对藩镇的权力结构及其与中央的关系等产生巨大影响。     

幽州镇与唐代后期政治探析

幽州镇位于河朔三镇最北端。偏处一隅,孤立的外部环境,特别是内部频仍的动乱,使它同魏博和成德二镇相比,对中央表现出较强的恭顺性,在平叛攘外、稳定唐室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另一方面,又应看到它所谓的恭顺是阶段性的、相对而言的,不宜绝对化。虽然唐廷河朔政策原则上视三镇为一体,比较注意维持三镇的平衡,但在实际政治生活中表现出比较明显的重魏博、成德而轻幽州的倾向。由于唐廷对幽州镇的限制乃至歧视政策,幽州镇又往往成为三镇叛乱的主要肇始地。它游走于恭顺和叛逆两极之间,构成了唐后期政治上一道独特的景观。     

汉幽州书佐秦君石阙释文

北京市西郊八宝山新出汉幽州书佐秦君石阙,凡二阙,一阙稍残缺,一阙完整。我曾见到拓本,二阙上端都刻"汉故幽州书佐秦君之神道"隶书三行十一字,阳文。另有石两块,其一石正面刻"永元十七年四月卯令改为元兴元年其十月鲁工石巨宜造"隶书一行,四周有界线。左侧面上端刻"乌还哺母"隶书四字,四周有界线,好像碑额。下面隶书七行,四周亦有界线,文字剥蚀,不易辨认,姑就所知,释文如下:     

唐代契丹羁縻制度与"幽州契丹"的形成

唐朝的羁縻统治是影响契丹部落社会发展的直接因素,结果导致大贺氏王权地位的衰微和王族部落的变异,即由部落贵族演变为官僚地主家庭;王族部落(弹汗州部落)从八部之首演变为唐朝的侨置羁縻州,并形成"幽州契丹"这个特殊的群体.     

渤海"振国"、"震国"名源考察——纪念金毓黻先生诞辰一百二十周年

"振国"的原始出处为新罗人崔致远的《谢不许北国居上表》;"震国"的原始出处为唐幽州人张建章的《渤海记》."震国"之"震"当为渤海立国之初的原始用字."振"、"震"古通,但国名用字不可用通假字,故取"震国",而不取"振国".乞乞仲象受武周所封的原始用字可能为"辰国公",而非"震国公".乞乞仲象东走辽东,武周以"辰国公"封之,乃取箕子东走辽东、周以辰国封之之故事,以示羁縻;大祚荣改"辰"为"震",自立为"震国王",则别有寓意.     

中晚唐幽州地域禅宗考述

本文根据敦煌文书与晚唐五代、辽代的石刻材料,以及后出的僧传和禅宗灯史,全面考察了中晚唐幽州地域禅宗的发展轨迹及其与当地社会的关系。通过考察揭示出:安史之乱后,幽州地域的云居寺流行北宗禅。幽州地区的盘山系北方重要的禅宗基地,有著名禅僧在此活动。尽管后出的禅宗典籍将它描绘为马祖道的天下,但较早的石刻和敦煌文书所描述的盘山佛教却不是这幅景象。显然,中唐时期马祖道已经渗入盘山的说法是被后出的禅籍建构出来的。敦煌文书与晚唐五代、辽代的石刻材料在叙述中侧重人物生平事迹、时间、地理空间,与当地世俗社会和历史背景紧密相连,重在写实。而后来传世的禅籍却意在突出马祖禅的观念、修行及传导方式,编造一套看似清晰的师承谱系,凸显马祖一系特有的语言系统,在表述中虚实相间。     

两《唐书·萧复传》“豳”“邠”勘误

两《唐书·萧复传》载唐德宗建中四年朱泚之乱时,陇右留后韦皋于陇州诛杀“豳”“邠”叛卒一事。但变乱发生时唐代政区建置已无“豳”州之称,“邠”卒亦无驻陇州的记载,《萧复传》“豳”“邠”二字应误。据载,在建中三年,朱泚既兼凤翔、秦陇与陇右三镇节度使,又保留着幽州本镇节度使一职,其离任凤翔节度使前派遣驻守陇州的所部幽州兵,建中四年附朱泚为乱而为韦皋所诛。故朱泚之乱中在陇州被杀的是朱泚的幽州兵而不是“豳卒”,《萧复传》中的“豳”“邠”为“幽”字之误。     

从王公淑墓志看唐代卢龙镇

1995年第11期《物》上刊载有《北京市海淀区八里庄唐墓》一,中附录有墓中发现的一方碑志。墓主王公淑,字均,太原人,生于建中元年(780年),卒于大中二年(848年)。王公淑的曾祖王亮、祖父王连、父王戬,除王戬为自身外,其余诸人均曾任职于幕府。曾祖王亮曾任幽州节度衙前都虞侯,祖父王连曾任卢龙节度要籍,王公淑则历任幽州节度要籍、卢龙节度巡官、幽州节度判官兼殿中侍御史、卢龙留后、营府都督、柳城军使、平州诸军事、平州刺史、妫州刺史、防御军使等。以上诸人两《唐书》无传,郁贤皓先生的《唐刺史考》对王公淑亦未加收录。在此意义上,此碑志对郁先生的大作可有所补充,但其价值决不仅仅在于此,更重要的是为人们研究卢龙节度使府提供了宝贵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