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显与“开辟苗疆”

清代雍正年间,鄂尔泰在贵州推行"改土归流"政策。在这场关系贵州前途与"苗疆"广大民众命运的大事中,镇远知府方显高瞻远瞩,力主"先抚后剿",反对滥杀无辜,从而避免了更多的杀戮。方显在"开避苗疆"中,以消弭民族矛盾、增进汉、苗和解为己任,从而为黔东南的改革开放铺平了道路。     

论雍正朝开辟黔东南苗疆政策的演变

雍正朝开辟黔东南苗疆,是以方显和张光泗为代表的抚剿二派,在苗疆两个不同的区域同时进行的。在开辟的过程中,官兵以抚见效,以剿收尾,剿抚两条线交织并行。开辟苗疆最终以剿收尾,是因为主剿派官员无视当地文化习俗的特殊性,兼之治军无状,下属争邀军功,治理"未得善策",一误再误所致。     

鄂尔泰对西南地区“汉奸”的认识及治理

鄂尔泰的西南治理对象,除了少数民族土司与普通民众外,还有一个特殊群体——“汉奸”。由于“汉奸”既威胁到清政府在西南地区的统治深入,也暴露了西南地区特别是贵州地区吏治的松弛,鄂尔泰在雍正帝的支持下对其进行了两次集中打击。同时,鄂尔泰企图通过实行“民族隔离”政策,在贵州苗疆地区杜绝“汉奸”的进入,但是这种极端做法不仅没有消灭“汉奸”。而且影响了民族之间的正常交往。     

从《南征日记》看雍乾之际“新疆六厅”的社会现状

云贵总督鄂尔泰在其“苗患甚于土司”这一错误判断为前提的《改土归流疏》为雍正皇帝批准后,即以铁血政策“开辟”尚处于原始社会末期的黔东南“苗疆”,设置“新疆六厅”。六厅苗民在官兵的无尽勒索、欺凌下,以“苗王出世”相号召,掀起雍乾时期苗民大起义。朝廷急调相邻4省官军入黔合力镇压。援黔湘军统领李椅手写之《南征日记》,纪录了此时段内所作、所见、所闻．留下其时“苗疆六厅”苗族社会诸多翔实而珍青的资料。     

鄂尔泰二三事

鄂尔泰,姓西林觉氏,满洲镶黄旗人。康熙年间举人,官佐领、侍卫。于雍正四年巡抚云南,寻兼云贵总督。观察西南形势,奏请平定苗疆,并建议实行“改土归流”之策,雍正帝许之。铸三省总督印,发交鄂尔泰,同时兼制广西。 自雍正四年至九年,用兵六年而后苗疆以改流归化。先川边,继之滇边,而终于黔     

清代贵州特色财政结构与苗疆治理

清代苗疆相关财政政策的核心是民苗隔离,并经常推行“无亩”的特色收税制度,结果严重限制了财税基本单位田亩的扩大,更由此削弱了对苗疆的社会与经济管制能力。清代的以民苗隔离为主导的苗疆政策导致了对整个财税系统和社会稳定的恶性循环,清朝的苗疆治理越治越乱。但同时清朝的封禁政策、对内地交通要道地区过重的田赋、商税等征收,也在客观上促进了汉人农民、商人更加积极地违禁进入苗人地区,与苗人杂居、交流,在长远上促进了民族间的交融与共处。     

有感鄂尔泰诗勒石筑城广场

时龙年春分,闻《筑城广场诗选》有鄂尔泰《甲秀楼》（二首）,有感而作。 封疆鄂公讳尔泰,治苗有功铁柱载。铁柱已去诗作代,恍若金戈声又来。地下苗骨非铁身,那容铁马再踏践。甲秀古楼已蒙羞,客厅怎可落尘埃。     

从现代地名看苗疆地区土司军事活动——兼论苗疆地区土司军事建制及防御系统

苗疆地区地处西南边陲,民族众多,历史时期一直属于多民族聚居地区,也是国家治理的重要区域.元明清时期,为了更好的统治这一地区,开始在这一地区实施土司制度,实现“以夷制夷”的目的.由此土司通过其在苗疆地区的政治、经济、军事等各方面对苗疆地区实施统治,产生了政治、经济、军事活动行为,影响苗疆地区发展的方方面面,同时融入苗疆地区历史进程,对苗疆地区产生了重大的影响.除了正史资料记载外,在与人民生活息息相关的地名中也留下了大量与土司活动相关的地名,以口耳相传的形式在坊间流传,更加真实地体现了土司制度对于苗疆地区基层的影响之深.本文拟从现代地名遗存中发现并讨论苗疆地区土司的军事相关的活动与建设,以更为贴近现实的角度了解土司制度在基层地区的实施.同时,也通过苗疆地区现代地名简单的讨论土司制度对苗疆地区的总体影响.     

“苗例”:清王朝湖南新开苗疆地区的法律制度安排与运作实践

以往的研究,除了因俗而治的解释之外,均未清楚地指出苗例何以出现在《大清律例》中,亦未对其适用范围加以深入分析,更无苗例司法实践的翔实案例。本文在提供此类案例之后,认为清王朝在湖南乾州、凤凰、永绥三厅新开苗疆地区,依据苗民原生活状况和当地异于改土归流的开辟方式,采用苗例作为处理苗民内部纠纷的法律规范,并配合苗例建立了一套有特色的法规体系。不过,在司法实践中,苗例之外,官法亦被地方官府适当运用于其中,从而显示出清王朝在苗疆的法律权威。乾嘉以降,新开苗疆地区不断走向化内,加上清末法律西方化,苗例终于被彻底从《大清律例》中废除。     

雍正帝的选人之道和御臣之术

正一、雍正式用人清世宗胤禛带着巨大的争议走进了历史,但他在选人用人方面的独特方法和驾驭大臣的能力,有清一代皇帝中首推一指。首先他高度概括用人在政治中的极端重要性。在给大臣鄂尔泰的批示中说:"治天下惟以用人为本,其余皆枝叶事耳"。这话不仅仅和近臣鄂尔泰说,在给署理江苏巡抚尹继善的奏折中强调:"朕之责任,不过擢用汝等数员督抚而已"。《朱批谕旨》把自己的工作职责定位为吏部,这种简单而     

俎豆同光：清代乡贤入祀中的文化认同管窥——以贵州古州厅为例

古州厅是清代开辟黔东南地区时所设“新疆六厅”之一,自雍正七年改土归流和开辟“苗疆”后逐渐被纳入直接统治。在西南多民族地区,清廷为巩固统治所需,秉持剿抚相成的治理思想,对其设流官进行治理,并利用地方士绅力量辅助,试图架构起从“多元”到“一体”,从“新疆”到“旧疆”的统治体系。在大一统进程中,古州厅努力塑造出代表国家性与地方性的乡贤身份,彰显其忠义精神。古州厅乡贤殁后多入祀名宦贤良祠与乡贤祠,通过国家祭祀与地方祭祀两种方式推崇忠君爱国思想,体现出儒家文化在地方上的传播和认同,是统一多民族地区构建中华民族文化共同体的历史写照。     

沈葆桢治台期间抚番思想初探

牡丹社之役事发后,沈葆桢奉命巡台,提出"开山抚番"。沈葆桢治台期间的抚番思想由"民番皆赤子"、"怀以柔德"、"恩威咸宜"三部分组成。其中,"民番皆赤子"是其抚番思想的核心;"怀以柔德"是其抚番思想的基本方针;"恩威咸宜"是其抚番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沈葆桢在台湾时期的抚番思想既受到传统处理民族关系思想的影响,又与其早年的戎马经历和对时局的认知有关。     

更正

正本刊2013年第4期第62页刊登的《鄂尔泰对西南地区"汉奸"的认识及治理》一文的作者为张姗,原文作者"刘姗"处有误,应更正为"张姗"。     

雍正帝的三大宠臣

正雍正帝在位十三年期间,以较大的政治魄力开启多项改革。在此过程中,选用了大批官员充实各级队伍,在众多的官员中,尤以鄂尔泰、田文镜、李卫为代表的督抚,其共性是此前仕途受挫,雍正帝登基后,三人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快速使用,在雍正一朝的改革做了急先锋,成了当时政治风向标,最终实现了完美收官,创造了古往今来并不多见的君臣从一而终的典范。一、鄂尔泰的弯道超车四十二岁的鄂尔泰写了一首感叹仕途不顺的话:"揽镜人将老,开门草未生。"     

苗疆六厅初探

从清雍正六年到乾隆元年(公元1728—1737年),以鄂尔泰、张广泗为首的封疆大臣在贵州“生界”苗疆发动了一场大规模的战争。战争的结果,设置了八寨厅(今丹寨县)、丹江厅(今雷山县)、清江厅(今剑河县)、古州厅(今榕江县)、都江厅(今三都县)、台拱厅(今台江县),总称“新设六厅”或“新疆六厅”。它的设置对贵州的历史影响极为深远,特别对贵州黔东南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历史意义。史学界至今对这场军事行动的评议多有分歧。有的同志认为:清王朝对“千里苗疆”的     

鄂尔泰与西南地区的改土归流

清雍正年间,在我国云南、贵州、广西、四川、湖南、湖北等少数民族聚居地区,清王朝自上而下地进行了大规模的改土归流,旨在进一步铲除世袭土司势力,实行流官政治。这一重要的地方行政制度改革,不仅关系到民族地区的稳定与发展,而且对我国这个多民族国家的巩固和统一具有深远的意义。改革的主持者,即是雍正朝著名大臣鄂尔泰。鄂尔泰（１６８０－１７４５年）,字毅庵,满州镶兰旗人,康熙三十八年（１６９年）中举。曾在皇权机构中供职二十余年,直到１７２３年雍正帝登基,委以重任,４４岁的鄂尔泰从此出将入相,下江南,入云贵,调…     

明清“苗疆边墙防御体系”文化景观遗产价值剖析

苗疆边墙防御体系位于湘西苗疆地区,是我国南方山区体量最大、设施最健全的明清防御系统,是苗疆地区独特的自然地理环境与军事文化、治边文化的共生体。苗疆边墙防御体系的兴建跨越明、清两朝,历经从单一的城镇防御空间、单个防御聚落到整体防御体系的构建过程。在防御设施总体空间布局、防御机制等方面不断完善,同时对居住环境和区域内的山水资源进行了整体的营造,在有限的山地地区构建了宜战、宜居、宜耕的特殊人居环境图景,体现了"因俗而治"的治边思想、"屯田戍边""因地之形,用地之利"的军事思想和人与自然和谐的山地人居思想。整个防御体系在时间、空间、精神维度方面具有多重价值。为了强调和保护其作为文化景观所具有的突出普遍价值,不仅要关注各遗产点的整体、协同保护这种空间维度的价值保护,还应该兼顾时间和精神维度的保护;挖掘场地特有的历史价值,空间价值和文化价值,在其特点的基础上进行重塑和提升;同时注重可持续地自下而上的保护模式构建。     

略论雍正年间清政府对贵州贩卖人口的整饬——以鄂尔泰打击川贩为中心

清朝在对贵州“改土归流”的过程中,鄂尔泰发现了从事贩卖人口并借机蛊惑“苗民”的川贩,并与之产生了尖锐的冲突,由此着手对这些川贩采取惩治行动。川贩这一现象有着其自身的社会、经济、吏治、伦理道德乃至历史等多方面的原因,其中的许多情况,对当今社会规范和治理也有借鉴和参考意义。     

试述鄂尔泰对西南的社会改革

试述鄂尔泰对西南的社会改革王缨鄂尔泰（１６８０－１７４５年），字毅庵，姓西林觉罗氏，清朝满州镶蓝旗人。其祖上曾为清王朝开疆拓土，谒尽忠诚。鄂尔泰自幼勤奋，胸有大志，康熙三十八年（１６９９年）二十六岁中举。进入仕途后，他在皇权机构中经过了默默于职守二十...     

明清地图中的“苗疆”与“生苗”

明清时期,湖南、贵州、广西等省区交界地带是尚未纳入王朝直接管辖之下的"生苗"聚居区,被称为"苗疆",属于明清王朝的"内在边疆"。明代中期以来,明廷在以湘西凤凰腊尔山为中心的苗疆地区设立卫所、营寨,修筑苗疆边墙,隔绝"生苗"和"熟苗",加强对内在边疆的控制。明嘉靖《麻阳图》和万历《楚边图说》表现并强化了"苗疆"的存在。清代苗疆内在地缘结构改变,黔东南、桂东北取代湘西成为"生苗"聚居中心,康熙、雍正初年的疆域图中绘有三块"生苗"空白区,标明了清王朝疆域内的"化外之地"和"内在边疆",反映了清王朝的"疆域观"和"族群观"。随着雍正朝经略西南、开拓苗疆和改土归流,清王朝国家权力的空白地带--"生苗"区域逐渐减少并被代之以正式的国家政区,作为"内在边疆"的苗疆最终消失于清王朝的版图之中。疆域图生动表现了清王朝统一的深化和国家的内在拓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