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直隶厅解构

本文对清代设置直隶厅地区的民族构成变化和直隶厅行政管理体制进行了解构,认为直隶厅是清朝在大量汉族移民进入边疆民族地区后而创设的一种特殊的行政区划。直隶厅直隶于各省布政司,由朝廷派出抚民同知为主官,具有掌地、治民、控土司、兼汛防、理刑案等职权,抚民同知偏重对辖区内汉族移民的管理,同时直隶厅内部保留了原有的土司机构,因此,清代的直隶厅具有行政双结构、民族构成多样性、户籍管理分类性、赋役征收的差异性和军事控管等特征。     

历代澎湖志书的编纂

澎湖自古便是中国的领土,历代史籍对此多有记载。自清代乾隆年间起,澎湖始编纂志书,先后有《澎湖志略》、《澎湖纪略》、《澎湖厅志稿》、《澎湖厅志》、《澎湖县志》5部志书。这些志书记载详明,各具特色,且随着时代的发展,内容、体制渐趋完备。澎湖修志的事实也印证了编修方志是中华民族优良的化传统。     

清代海疆政策的思想探源

有清一代清人的海疆观念与今人是有很大区别的。虽然领海制度在十八世纪初已在西方世界形成,但其时中国朝野的海权意识仍十分淡漠。与明朝相比,清王朝的海防范围虽多有扩大,但统治集团和士大夫阶层的海疆观念,却没有太大的改变,当时海疆所指仍主要是东南的海防区域,即东南沿海的府县,包括海口、沿海半岛和大小岛屿等,其海洋国土的领海观念,直到清朝末年也没有形成。如嘉庆时人严如在《洋防辑要序》中列数清朝海防要地时指出：“我国家于崇明、舟山、玉环、海坛、金门、澎湖、南澳、州岛屿深阻之处,皆特设镇将。而台湾在澎湖外,距…     

联圩的防汛——由《当邑官圩修防汇述》管窥清代当涂官圩的防汛

光绪年间成书的《当邑官圩修防汇述》是一部研究该圩的最具有史料价值的著述。依据这部著述,本文从预警报汛方式、防汛的水利工程与技术、充分的防汛筹备,以及生物防护四个方面,详细介绍了清代当涂官圩的防汛问题。     

清代海禁政策与对外贸易中的利益博弈分析--以新制度经济学视角

学术界对于清代海禁政策研究主要着眼于政治与历史范畴而鲜有完整的经济学视角。文章运用制度经济学相关理论对清代海禁政策进行"新经济史"研究,在重新探讨清朝海禁原由的基础上,根据新制度经济学框架分析了海禁政策下对外贸易中各利益相关方的博弈以及海禁政策延续百年之久的原因。作者认为一国政府部门在制定政策时,不仅要从政权利益层面出发,还要兼顾民众利益,考虑他国利益,使政策能够多方共赢。     

清代前期关于福建台湾海防地理形势的认识

清代前期出现了一批研究海防地理的著名学者.他们认真总结了明代抗倭海防斗争的经验教训,主张加强岛防,这是一个重要进步.他们认识到了台湾、澎湖等岛屿对于祖国大陆所起的“屏翰“保护作用和国际海上交通的枢纽地位.他们敏锐地感受到了西方的冲击,以警惕的目光注视着西方殖民者在亚洲地区的侵略活动,呼吁加强海防.这些认识为清代前期的海防兵力部署和调整提供了宝贵的理论依据.     

清前期的有限开放——以贸易关系为中心

作为社会共同体的清代中国所面对的世界形势,比明代中国所面临的更为复杂。清前期中国对外关系的基本格局问题,虽经学术界长期讨论,尚多分歧。通过对曾被视为清代中国封闭性突出表征的若干历史节点进行分析,作者指出,清初海禁、迁海政策是以军事战略为主要出发点的政策,非以遏止对外贸易为目的,且不持久,并不能表示清朝前期以"闭关锁国"为国策;康熙开海之后约一个半世纪间,中国海外贸易的活跃程度和规范化程度都超过了明代的水平,是中国对外贸易的一个发展期。清朝将朝贡与贸易视为两事,各有规则,且不接受自由贸易原则,这与其对当时欧洲商业扩张与殖民扩张并同推进策略的警觉密切相关;所谓"一口通商"是夸张说法,当时其他海关依然运行。英使马戛尔尼来华受挫的关键不是礼仪争端,而是清朝没有满足英使带有在华殖民企图的诉求,其后中欧贸易也并没有停止。清朝政府对中外贸易积极干预,其中兼含限制、规范、鼓励举措。就主流而言,清前期中国对外关系的基本格局不是闭关锁国,也不是全面开放,而是有限制的开放。     

公主格格下嫁外藩蒙古随行人员试析

满蒙联姻不仅是清朝满蒙同盟、清朝统治蒙古的重要方面,同时也是清代满蒙关系的重要体现。清代皇女下嫁蒙古,给蒙古社会带来了深远的政治、经济、人口、民族等方面的影响。因此清代满蒙联姻问题一直受到学界的重视,有诸多学术论著。本文通过对清代下嫁蒙古的公主、格格的封号以及因封号而获得的陪嫁待遇的考察,从而对其随行人员的性质和"陪嫁人户"总体规模做出估算,进而探析这一人群对当时蒙古社会产生的影响。     

从《备边司誊录》“问情别单”看朝鲜王朝对海禁令的认识

清朝建立初期,朝鲜王朝在朝贡的同时,试图获取更多的关于清朝的相关信息。而漂流至朝鲜半岛的中国漂流民成了朝鲜王朝了解清朝社会的重要补充手段之一。17-19世纪间,清朝国民被漂流至朝鲜半岛后,与当地官员进行审讯式交谈过程中,朝鲜官员对对清朝废除海禁令表现出了极大的关心。朝鲜官员在问询过程中对清朝海禁令被废除的时间、海禁令被废除的原因等进行相关问询,并将所有记录收入到《备边司誊录》的"问情别单"之中。     

《澎湖志略》述评

澎湖地处我国东南沿海,因其特殊的地理位置,成为台湾海峡紧要之地。澎地旧无志书。自清康熙二十三年(1684)统一台湾五十余年后,才由周于仁纂辑、胡格补益成《澎湖志略》。虽然志中内容多有缺略,卷帙较少,但作为清代台湾第一部厅志,昭示了台湾府厅县三级行政建置均已修成志书,突显了清代自上而下普修志书的特点,继承了中国方志的传统,对清代台湾方志研究具有一定的价值意义。     

阜阳汉简《诗经·二子乘舟》被忽视的异文

阜阳汉简《诗经》与今本毛诗相校,有较多异文,学者们做了很多有益的研究。但是,《二子乘舟》中有一处重要异文由于释读错误一直被忽视了。编号S049、S050两支简上整理者释为"苞"字的字,应改释为"荀",读为"汛"。今本毛诗此字作"汎",清代学者朱骏声早已指出,毛诗此处的"汎"字是"汛"字之讹误。阜阳汉简此字作"荀",读为"汛",恰好证明了朱骏声的推断是正确的。因此,此处异文如能被确认,对于《诗经》文本及相关研究无疑具有重要价值。     

盛京三陵

盛京,满语称"谋克敦",汉译为"兴盛之城"。它是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清朝的肇兴之地。在这里修建有清朝开国之君及其父祖们的陵墓即清永陵、清福陵、清昭陵,此即清代的盛京三陵。     

乾隆朝铸币与GDP的估算——清代GDP研究的一种路径探索

清代经济的运行与货币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政府发行货币,提供了货币经济下清代经济发展最原始的动力,中央铸局和地方铸局的货币投入于兵饷、政府人员薪水、工程款等,从而成为GDP来源的重要部分。乾隆朝是清代铸钱量的最高峰,中央钱局铸钱成本和数量构架了清代国家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清朝称之为"铜政"。这一国家经济运行机制对GDP的贡献应当注意。此外,基于中国传统经济模式及相应的经济学传统所提供的清代经济数据核算也是一种新的清代GDP研究的思路。     

从清代满蒙文档案看“非汉”群体的中国观

本文主要利用清代遗留下来的满蒙文档案文献中的有关汉(尼堪)、中国(清朝)、皇帝(汗)等概念的记载、表述,考察包括清朝的统治民族满族和蒙、藏以及中亚、俄国等地区和国家等"非汉"群体,在清朝初年对于新生的清朝政权的认识,进而探讨此类"表述"背后所体现出的满蒙藏各族以及俄罗斯、中亚等国家和地区对清朝国家属性的认知。本文的"非汉"文献的解读结果表明,"他者"的视角和观点,与学者们根据汉文官方文献所得出的中国观并无二致。     

和硕端静公主考述

满蒙贵族联姻,是清朝统治者为笼络和羁縻蒙古贵族,使之俯首听命,为清朝夺取政权,巩固统治效力,针对"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基本方针而采取的一项所谓"北不断亲"的对蒙政策。清朝统治期间,有大批清朝公主陆续下嫁蒙古,本文就她们中的一位,清康熙朝公主之一,和硕端静公主,做一些相关轶事的探讨与论述,希望有助于人们进一步,更加具体地了解清代的满蒙联姻政策及其一些相关的影响。     

试论清代的"礼治"

清朝是一个重“礼治”的社会．礼教、道德规范是清朝法律规范的核心。在清代的社会生活中．人们不仅受着严密的成法律规范的约束,还受着无形的礼教、道德规范的束缚。就整体而言,清代不是一个“法治一社会,而是一个“礼治”社会。     

溥仪“兰花御纹章”佩刀鉴析

<正>中国刀剑发展到清代是一个高峰,而清朝刀剑中,皇家的刀剑最具历史价值。清代皇家刀剑为数众多,制作精良,并带有强烈的时代特征。而作为宣统皇帝的溥仪,在紫禁城时尚未见到为他制作的佩刀,清朝就烟消云散了。但其后在日本侵略者的扶持下,溥仪充任了伪满洲国的"康德皇帝",在一些影像资料中,在不同场合身着不同制式服装的溥仪佩带着样式各异的佩刀。当然,此时溥仪的佩刀和清代皇帝的佩刀有着根本区别。清朝皇帝的佩刀的制式、尺寸、纹样、颜色等都是根据《皇朝礼器图式》的规定,由清内务府造办处锻     

《清朝大历史》评介

正关于清代历史的研究,近年多尝试从社会史、宫廷史、物质文化史等多角度出发,特别是宏观史学的大历史观,以综合纬度展开论述。常建华《清朝大历史》(中华书局,2020年)即是在宏观史学和社会生活史视域下对清朝管理和民生研究的著作,立足国家认同,从大历史观论述政治经济、社会生活等多领域细节。该书在"大历史观"的视域下,以"国家认同"为政治统摄上的一个支点,探讨清朝统治内在规律,结合朝廷与民众,涉及清朝政治文化、社会人口、矿业、民族等综合内容。     

《清宫扬州御档》三题

"皇帝之宝"打开《清宫扬州御档选编》,在清代各朝之首,都有一方9厘米见方的"皇帝之宝"印章,据中国一史馆清史专家介绍:在紫禁城收藏的众多宝物中,明清帝后宝玺近5000件,而最能代表皇帝无上权威和地位的宝物,非宝玺莫属。乾隆帝是清朝入关以后的第四代皇帝。乾隆以前,清代皇帝宝玺一般没有规定确切的数目。乾隆十一年     

清前期“边缺”与边疆治理述论

清代"边缺"大致包括海疆缺、烟瘴缺、沿边缺、苗疆缺四种类型,康熙二十五年(1686)广西烟瘴缺之确立,可视为"边缺"正式订定的标志。"督抚题补"和"俸满优升"是"边缺"的核心制度架构。清朝以"人地相宜"为施政宗旨,量地定缺,因缺选官,形成了边疆官员选任体制中激励与恩恤并用的长效机制,体现出"朝廷所以体远臣、重边疆"的中心用意。"边缺"不仅缓解了清前期边疆"缺官"问题,还使得清朝边疆治理更具灵活性、实效性和延续性,是清代边疆职官制度创新和边疆治理深化的重要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