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莲花＂与＂妈姑＂：清代最大矿厂名实考辨

黔铅的采炼是清代矿业兴盛的主要表征之一,其在开采时间、规模、作用与影响方面堪比滇铜,但其研究却显得极其滞后。当前学术界对清代黔铅最大矿厂的认识仍然不清,大多数学者将威宁州属莲花、妈姑并列为两大铅厂。笔者经过对名称、厂址、产量的考证和两者之间关系的考察,发现二者实为一厂,而“一厂二名”现象表现出不同类型文献记载上的差异,这对于研究黔铅的产量与规模至关重要。     

雍正朝货币制度改革的背景、内容和意义

雍正皇帝即位后,大刀阔斧地进行了一系列政治经济改革。其中,铸币制度的改革是其经济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对于当时的铸币制度改革,有人撰文认为,雍正皇帝即位后,“仍然按照康熙在位时的金属成分比例,即铜五铅五铸钱。但不久,户部云贵主事孙嘉淦上了一个条陈,力主改变新铜钱的金属成分比例,主张变铜五铅五为铜四铅六”,“最后雍正皇帝采纳了孙嘉淦的建议,变铜五铅五为铜四铅六。”①这一提法与历史事实不符。纵观雍正帝的货币制度改革,其改革的内容较为丰富,包括减轻钱文铸重、降低铸钱原料中铜铅价格、用滇铜、黔铅代替洋铜、倭铅等等。改…     

清代京运铜铅打捞与水摸研究

清代滇铜、黔铅京运过程中的沉铜、沉铅事件大多发生在四川泸州以东的长江和大运河沿线,特别是在重庆巴县到宜昌府的川江险滩之上。如果发生铜船或铅船沉没铜铅沉失,原则上完全由运员负责打捞和赔补,同时负责的运员和地方官会面临一系列惩罚,在制度层面上是相当严格的。清代专门列出了京铜转运过程中的各滩难险程度,形成滩次,不同的难险程度相应有不同的赔付办法。从各地捞获的数量来看,在大运河、长江中下游的捞获比例较大,而在重庆以东的长江三峡一线捞获的比例最小。从铜铅捞获比例来看,铅的打捞比例相对较高。由于地方官与运员的利益是一致的,所以,地方官会尽力为运员沉铜、沉铅事件开脱。清政府为了不影响地方官和运员承运的积极性,在要求运员和地方官严格赔付、缉拿水摸盗铜案件的同时,经常豁免一些沉铜、沉铅赔付。清代水摸是一种纯粹的商业性职业,主要是临时接受运员和地方官的雇用打捞。水摸多数由桡夫水手兼职。在滇铜、黔铅的转运过程中,偷盗沉铜、沉铅相当频繁,社会上对偷捞沉铜、沉铅现象见惯不惊。在清代的技术背景和社会风尚下,这样庞大的转运工程难以完善,地方官员往往力保运员,而朝廷不断豁免沉铜、沉铅来寻求社会运行的平衡,制度设计层面与实际运行层面存在较大差距。     

清代黔铅的产量与销量——兼评以销量推算产量的方法

黔铅的开发与清代国家铸币及边疆民族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有密切的关系,在清代矿业生产中具有重要的地位,而考证其产量和销量是研究黔铅地位、作用及其影响的前提。本文以清代档案中黔铅矿厂年度奏销数据为基础,考证清代不同时期黔铅的产量与销量,并对清代矿产量的计算方法进行了检讨,以期推进清代矿业的研究。     

三都水族地区的鱼眼钱

在清代,贵州私铸钱币的问题十分严重。根据《清实录》的记载,乾隆55年(1790年)4月贵州巡抚额勒春奏:“黔省接壤滇、粤、川、楚,深山密箐,每有奸民藏匿私铸。”又奏:“奸民私铸,须搀入铅斤,铜少铅多,因以牟利。”①乾隆59年(1794年)六月清廷诏谕:“至云、贵、四川本系出产铜、铅之地,取携甚便;而湖广汉口地方为云、贵、四川总汇,奸民杂处,私贩私铸诸弊丛生。”“各省小钱在在充斥,尤以云、贵、四川为甚”②嘉     

清代中期(公元1726—1855年)滇东北的铜业开发与环境变迁

滇东北地区在清代中期是云南省乃至全国铜业开发的主要地区 ,对当地的生态环境造成了深远的影响。本文通过对清代中期云南铜业生产中存在的官铜价格和生产成本间矛盾的考察 ,对当时云南的铜产量提出了新的看法 ,并研究了不同时期滇东北地区的铜产量。在此基础上 ,具体分析了铜业生产对滇东北环境的影响 ,认为在这 130年间 ,铜业生产直接导致了该地的森林覆盖率下降 2 0个百分点 ,铜业开发还带动了山区开发等一系列活动 ,使滇东北从人口稀少的欠开发地区 ,成为云南人口密集、环境破坏和水土流失最严重的地区 ,也成为长江上游输沙量的主要来源地区。     

清前期贵州大定府铅的产量与运销

矿业深刻地影响着清王朝的货币与军器制造,以及西部民族地区的开发,成为康乾盛世的表征之一。当时矿业的成就,主要表现在铜与铅的开采和冶炼上。本文探讨清代最重要的铅产基地——贵州大定府的铅的产量、分配与运销,以期揭示偏僻的西南一隅在改土归流之后是如何影响到整个王朝国家的。     

武昌首义亲历记

辛亥年时,我正在武昌陆军第三中学,已读完二年级。正在准备毕业考试。这一届同学分别来自鄂、湘、滇、黔、桂、陇六省。其中,云、贵两省同学组织了同乡会,我被选为会长,常于星期日约集同学到云贵公所会聚,阅读书刊,揭议时弊。     

“宋以来区域文化建构与社会变迁”学术研讨会简讯

<正>2016年6月24日,由南昌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主办的"宋以来区域文化建构与社会变迁"学术研讨会在南昌大学召开,30余位专家学者围绕宋以来的地方行政建置与社会控制、区域生态环境与社会开发、地域文化建构与社会认同、区域经济发展与社会变迁等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和交流。常建华论述了清代乾嘉时期江西乡保、地保等地方行政职役的变化。陈锋对清代     

清前期治边思想的新突破--对广西“一府两运河”独特现象的解读

本文以史实为依据,从清廷逐步加强西南边疆统治的角度出发,主要从改土归流、滇铜北运、西米东盐等方面对清代广西“一府两运河”繁盛原因作一解读。在此基础上,论述清统治者加大对西南边疆的治理与开发根源于其治边思想的新突破。     

生计与风水:清代湘南地区的矿业开发与生态环境

湘南地区毗邻赣、粤、桂三省,地理位置特殊,是一个复杂的地理单元。及至清代,湘南地区已是湖南省乃至全国铜、铅、银等矿业生产的主要区域。长达数百年的矿产开采与冶炼,促进了地方社会的经济发展,也给当地的生态环境带来深远影响。由此,湘南官绅民各界对矿业开发引发的环境问题亦有因应,“坑冶十害论”和“九嶷山封禁案”即为其集中体现。开矿采砂本为解决贫民生计而采取的措施,但因破坏风水、污染水土等一系列影响环境的后果,以致出现开矿与禁矿之争,使得湘南地区矿业开发一度出现波折。这两例个案亦折射出在“重本抑末”的传统社会中地方官绅士民在生计与风水之间的离合关系。地方社会以保护风水为由严禁矿冶,在一定程度上遏止了生态环境的破坏与恶化,不过,其在环保方面发挥的作用也不宜被高估。     

谢圣纶与《滇黔志略》

滇、黔两地,自古以来即渊源深厚,各方面关系密切。清乾隆间,福建人谢圣纶根据两省史志及本人见闻所辑《滇黔志略》,成为现存中国古代方志中仅见而级别最高的“合志”。该书从社会和自然方面将滇、黔两省远古至清初的大事浓缩其中,堪称一部综合性的滇、黔古代简志,为人们了解两省的历史发展提供了极大方便。     

清前期江南地方政府商业管理初探

商业与市场管理,在明清地方行政中的地位并不突出,以往地方行政史与基层社会管理的研究对此也不甚重视。从清代前期江南省、府、县三级官员的若干政令文告集中,可以看到地方政府对于田土、房屋产权交易俗例的规范,货币与度量衡、牙行的管理,市场秩序的维持,以及某些市场活动的管制,均给予了一定程度的关注。然而,由于缺乏切实有效的政策手段,这些告示文榜中力图实现的管理目标,实际上很少能够达成。但从中折射出来的地方政府关于商业政策的一般理念以及官商关系的复杂性,对于相关学术问题的讨论来说,仍然具有启示意义。     

毕节地下党活动概况

毕节是贵州西北部的一个古老山城,东北与四川接壤,西北与云南毗连。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初期,地方军阀割据,互相争夺地盘,贵州军阀各派系之间,川、滇、黔军之间,连年内战。毕节地方的广大劳动人民,历尽战乱,流离失所,受尽压迫剥削,饥寒交迫,无以为生,挣扎在死亡线上。那里有压迫,那里就有反抗。深受苦难的毕节广大贫苦农民,为了摆脱穷困的命运,为     

清前期澳门及周边地区社会治理权力结构探析——从新发现《澳门志略》所见

近年来,以记录明清澳门及其周边地区地理、历史、行政治理和社会风情的道光七年(1827)采访册《澳门志略》被发现和利用。以《澳门志略》为中心,结合档案、方志、谱牒等类既有文献,清代前期澳门和周边华人生活区域适可作为一个整体的考察对象,有助于厘清同一时期澳门与周边地区之关系及其社会治理权力结构情况,特别是清政府在澳门设置的行政机构和官员之性质与职能以及地方精英阶层等问题,进而审视清代前期澳门和周边华人生活区域的正式和非正式权力结构与地方社会治理之间的内在联系。     

护国战争前后的蔡锷

（一）蔡愕号松被,湖南邵阳人,清光绪年间,以秀才考取梁启超在长沙主办的时务学堂。深受梁氏学术思想、政治主张的影响,趋于改良主义,始终同梁氏行动一致。继入日本士官学校,鉴于甲午之役,中国丧权辱国,国势危殆。他认为欲反抗强权,巩固国防得选择地区,惟川、滇、黔较有条件。于是同梁启超、蒋百里等首倡大西南主义。当时缅甸、越南等处,还是英、法的殖民地,对我国西南方面威胁很大,所以他们主张在川、滇、黔建立国防力量。他从日本士官学校毕业后,先到广西任军事参议官,清光绪末年,李经茨任云贵总督,邀他到云南任协统。当…     

清代滇铜京运路线考释

清代滇铜京运路线有分运、递运、长运之分,其中递运中的石门旧道、金沙江黄草坪水道、奎乡道、乌撒入蜀道、罗星渡五道最为重要。以前学术界在铜店数量、路线分合、开修时间上有不少错误认识。长运沿途的重要站点水路状况复杂,滩险风险追补和程限的制度与实际运行有较大区别。京铜运输是清代规模宏大的运输工程,其运输道路网络相当复杂与完善。     

论清代东北矿业

东北的各种矿产蕴藏丰富,自古就有发掘,从汉朝起各朝都有出产金、银、铜、铁、铅的记载。进入清代后,东北的开发自南向北推进,矿业的开发与此并之。总结清代东北矿业发展的水平,分析其中发生的新变化,研究阻碍矿业发展的诸多因素,从中引出深刻的教训,不仅可以加深我们对于这段历史的了解,而且对于当前搞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也具有借鉴作用。     

论清代知府制度

知府制度作为清代地方行政制度的中间环节,是清代地方行政制度研究的重要内容。然而,数十年来,由于诸种原因,学术界对知府制度的研究,却极为冷漠。为此,笔者不揣翦陋,试对清代知府制度作初步的探讨。一、知府制度的渊源知府是地方府级政权的长官,但知府与府的发展并非同步。后者早于前者,前者来源于后者。中国地方行政区划以府命名,始于唐代,“隋以前,未有府之名。其以京都称府者,自唐始。”唐代的府分三种:都督府、京都府与都护府。都督府为军区性质,都护府为少数民族区最高行政机构,此二者与后世的府无因缘关系,惟有“京府”,可视作后世府之源。唐代“京     

从八旗驻防到地方行政制度——以清代盛京八旗驻防制度的嬗变为中心

清代承平日久,驻防盛京的旗人逐渐卷入当地的社会生活,由客居变为土著。旗人社会的变化,使以军事防御为主的八旗驻防制度发生了重大变革。本文通过对清代盛京八旗驻防制度的考察,认为驻防旗官从行政、司法、经济诸领域渗入地方社会的管理,八旗驻防的地方政府不断完善,与民官一起,成为区域社会的重要管理者。盛京将军辖区的"城"已成为驻防区约定俗成的政区,拥有治所、幅员、边界、行政组织等,驻防制度逐渐演变为带有八旗制度特征的地方行政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