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瓯国疆域北界考

关于东瓯王国的历史,过去一般都依据《史记》的有关记载,认为汉惠帝三年(前192)开国.近年来,有些学者提出:“早在春秋末年,东瓯便已立国.而对于东瓯国的地域问题,特别是都城问题,目前争论尚大,迄未定论.就都城而言,不外乎在今之温州和台州的黄岩之争;就地域而言,则有以温为中心而地包台、处,或以台为中心而地括处、温之辨.     

清代行宫研究述评

行宫是古代帝王巡幸驻跸之所,清代先后兴建了100余座行宫,帝王常在驻跸行宫期间处理朝政、接见使臣、举行重大政治活动,对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和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文章对清代行宫的既有研究成果进行详悉的学术史梳理,同时总结其中存在的薄弱环节,从而为行宫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修复提供有益借鉴。     

从曹魏都城建设与北方运河开凿看曹操的历史功绩

古代都城是古代国家的历史缩影。通过曹操父子营筑的邺城和曹魏洛阳城的考古发现与研究,以及与北魏洛阳城、隋唐长安城和洛阳城及辽金元明清都城布局形制对比,揭示出曹操所开创的都城制度对中国古代都城发展的重要影响。曹操营建的邺城,对此后中国古代政治中心东移、北移,起到了奠基性历史作用。中国古代运河是政治之河、军事之河、经济之河,是中华民族发展之河。曹操开凿的黄河以北白沟、平虏渠、泉州渠等运河,以及隋唐时代以此为基础开凿的北方隋唐大运河,极大地加强了中原与北方的联系,促进了多民族的融合,巩固了国家的统一,奠定了中古时代以后中华民族的进一步融合与全面发展,这是曹操的另一重大历史功绩。     

关中古代帝王陵寝选址与分布的地理影响因素探索

关中古代帝王陵寝众多,选址与分布受地理因素影响较大。在自然地理方面,华夏始祖陵寝呈散点状分布在关中北部地区,这是生产力低下,被动适应当时自然环境的一种表现。第一,关中地理位置居中、封闭、易守难攻、面积大、水热条件良好、物产丰富的自然地理环境在全国是十分独特的,是冷兵器时代封建王朝难得的最佳生存场所,历史上多次建都是一种必然的选择。第二,政治地理中心迁移对帝王陵寝建筑分布也有重要的影响。第三,人口的增加、水利工程的建设、商业的发展等经济地理因素,为关中古代都城及帝王陵寝建设提供了保障。第四,传统风水理论、天人合一思想等文化地理方面影响因素。     

东汉洛阳帝陵的布局与归属辨析

汉魏洛阳城是中国古代建都时间最长的都城之一,城址周围分布着东周、东汉、曹魏、西晋、北魏等时代的帝王陵墓,但以往这些帝王陵墓均无法确定具体归属。作者通过近年来的考古勘察新材料并结合文献资料,对东汉洛阳各个帝陵的分布与具体归属进行了重新辨析和位置推定,为学者们进一步研究做了有益的尝试。     

长安自唐后衰落原因初探

长安是著名的八大古都之一,从西周始为都城,历经秦汉隋唐,先后16朝在此建都,然而就是这样的帝王之都却在唐之后逐渐衰落,最终成为一般性的地方都市,其中有"天灾"也有"人祸",还有"人祸"引发的"天灾",在多种因素的作用下,长安远离了政治文化中心的地位,成为一般性的地方城市。     

龙首山、龙脉与唐大明宫探析

中国古代建筑注重风水,作为历代统治中心的都城建设更是如此。本文主要考证了龙首山的地理位置及其与建造大明宫的关系,以期揭示隋唐时期长安城布局变化的原因。     

中国古代汉唐都城形制的演进——由曹魏太极殿谈唐长安城形制的渊源

中国古代都城形制的发展演变,是一个继承传统、不断发展、逐渐完善的过程,尤其两汉到隋唐时期的都城形制变化极为明显。本文以近年来曹魏至北魏洛阳宫城的考古发现为重要突破点,结合文献和考古勘察资料,对两汉至隋唐时期的各个重要都城进行对比研究,探讨了中国古代都城从两汉时期的多宫形制,到魏晋南朝时期的居北居中单一宫城形制,再到北朝时期的三重城圈形制,最后形成隋唐时期中轴对称的坊市制新型国际商贸大都市,为向以后更繁盛的开放式商业都市发展奠定了基础。其都城形制和格局的变化轨迹清晰,发展演变具有延续性和开创性,既沿承了传统的汉地都城制度,又有适应新的社会发展状况的创造。总之,隋大兴唐长安城作为这个时期都城的鼎盛之作,其都城形制产生的源头源自曹魏洛阳城,对汉唐时期的都城形制进行研究,探索其中的各种渊源和汉化因素,在中国古代都城发展史及整个东亚地区古代文化与文明的发展进程中,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隋唐都城建设与六朝都城之关系

隋唐都城建设与六朝都城之关系雍际春隋唐时期的长安城,在西安故都的辉煌历史上,以其规模宏大,布局严谨整齐和建筑雄伟而占有重要地位。这不仅是因为在长达三百年的时间里,帝都长安成为中国封建社会鼎盛时期一统王朝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和国际性大城市而著称于世;...     

北朝隋唐都城空间区划制度的演变——以“坊”“里”的使用为中心

都城空间区划制度与对都城内主要城市景观的称谓密切相关，在中国古代，最基本的都城空间区划制度有里制和坊制两种，因此主要城市景观的名称也就为里或坊。就北朝隋唐时期而言，首都居住区里、坊的称谓之间并非一开始就是官称与俗称的关系。在北魏洛阳，空间区划制度是里制，坊实际为落实治安管理的一种手段。在坊建好后，被围墙围绕的封闭区域也开始可以称为“坊”，此后，坊、里在指代空间位置时就可以等同了。不过，北魏洛阳涉及治安事务时才用坊表示居住空间，因此墓志所见城中居住区都为某某里。隋文帝正式在都城实行坊制，确立了坊在指代居住空间时的官方地位，由此才形成了坊、里官称和俗称的关系，但里代指居住区的用法并未改变，唐代坊、里的混用实源于此。     

北京出土的辽金元时期的陶瓷佛像

辽、金、元三朝是北京发展史上的重要转承期,其政治地位由隋唐时期统一政权下的一级地方行政区划依次上升为封建割据政权下的陪都——辽南京、独立政权中的正式都城——金中都,最终成为整个封建帝国的中心——元大     

辽代政治中心之争的回顾与启示

<正>辽朝的政治中心是在捺钵还是都城,抑或另有所在,这是研究契丹民族和辽朝历史不可回避的重要问题,在国内学界引起了广泛讨论。经过多年研究,学界主要出现了“都城说”“捺钵说”“行宫说”和“行朝说”四种观点,其中又以“都城说”“捺钵说”最具影响力。目前已有学者对此学术探讨进行了回顾,但主要集中于对各种观点的分类、归纳,以及在此基础上进行的横向对比分析,缺少以纵向的、动态的视角来观察这一问题的源流与发展,因而对未来研究的方向和重心的探讨较少。     

秦公帝王陵园考论

秦公帝王陵园是秦都城的有机组成部分.中国古代帝王在驾崩后一般都葬在都城的附近,因而在建都城时,都要事先考虑规划陵区所在,秦也不例外.按照“秦公陵园建筑,随国都面转移”的规律,秦先后有四大陵区,即天水附近陵区、雍城陵区、栋阳陵区和咸阳陵区.秦公帝王陵区成系列化,自西而东延伸,从目前的考古资料来看,是春秋战国时期最完整的,为研究秦公帝王陵园奠定了基础.秦的都城前文已讲过,是由西而东逐步护大的,从甘肃的陇东,随着国力的不断增强,而进军关中,并以关中为根据地,发展壮大,逐步统一了全国.因而其陵园也是由西而东,由天水附近的秦、西垂到关中的雍     

略谈避暑山庄和圆明园的建筑艺术

我国园林就其历史发展的过程而言,大抵可分为两种类型:一类是专为帝王修建的兼作行宫的园苑;另一类是南北各地私家所经营的小型园林或庭园。前者规模大,园内的建筑物多而分散;后者规模比较小,建筑物集中,以其小巧精致,平易怡人而见称于世。据文献上的记载,远在周代即已有帝王经营的大型园苑,文王作灵台灵沼是最早的例子,以后一直到明清数千年来几乎每一朝代都有若干园苑建成。较著名的如像汉长安的上林苑,唐长安的     

略论北宋西京洛阳宫的几座殿址

略论北宋西京洛阳宫的几座殿址杨焕新北宋西京洛阳城是承袭隋唐东都城之旧逐渐修茸改建的京城。宫城、皇城与隋唐东都城一样位于京城的西北隅。宫城内的主要殿字基本仍因隋唐宫城殿字的布局形式,只是具体位置与之不同。下面仅就《洛阳隋唐东都城１９８２一一１９８６年考...     

六朝都城话御道

六朝都城话御道文／周一凡南京有六朝古都之称,作为城市道路交通,御道是古金陵崛起为帝王之都的重要标志。因为御道是按驰过规格筑建的,秦汉时期曾利用其体现过帝王统治的威严,六朝沿用时,由于帝王风格和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历朝御道又有其不同的雄姿风采。东吴政权...     

唐玉华宫

玉华宫是唐朝初期帝王的避暑行宫,其遗址位于陕西省铜川市印台区玉华镇玉华村,南距铜川市区42公里。玉华宫的前身为仁智宫,是唐高祖李渊为了“奋边防,合内外之心;营行宫,兼自然之趣”而修建的京北军事指挥中心和军事屏障。仁智宫所在的凤凰谷,位于子午岭的南麓,据于漠南通行关中的     

元朝帝王巡幸上都的原因

元朝帝王巡幸上都的原因东湖出于政治、军事、经济诸方面的考虑,历代帝王除首都之外,还要营建一些暗都。元朝同样也实行陪都制度。蒙古初起时的政治中心是在漠北的和林（今蒙古哈尔和林）,中统元年（１２６０年）元世祖忽必烈即位后,为了南下经略,将都城迁到了深水北...     

隋唐时期砖瓦窑研究

隋唐时期的砖瓦窑型制多样,结构各异。就地域而言,隋唐时期的核心地区即河南和陕西出土的砖瓦窑数量最多,型制也最丰富。从发展阶段来看,该时期的砖瓦窑呈现出随着时间前进类型逐渐减少、型制趋于统一的趋势。在选址问题上,该时期的砖瓦窑多建造在建筑基址范围内,以利于运输。而在生产方面,隋唐时期砖瓦基本上都为单独烧造,鲜有与陶器合烧的现象。     

南朝建康的都城空間與葬地

本文討論南朝建康的都城空間與葬地問題。五十六籬門的完善使建康都城的外郭範圍基本確定,成爲南朝建康都城的重要空間概念;劉宋孝武帝的禮制建設,建立起了以建康爲中心的天下觀。都城空間的確立與政治、社會的土著化,對南朝葬制與葬地産生了深刻的影響。南朝帝王陵墓的選址,高大的封土,陵墓神道兩側麒麟、辟邪、神道柱、墓碑等石刻的出現,顯示了南朝在葬制上已經告别了曹魏兩晉以來的文化傳統,建立起了獨自的制度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