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历史文脉的表达与传承——隋唐洛阳城“两坊一街”保护展示工程

近年来,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们对美好生活品质的追求,大遗址的价值日益显现。隋唐洛阳城遗址是洛阳五大都城遗址之一,被列入国家“十一五”以来的大遗址专项规划名单。“两坊一街”遗址是隋唐洛阳城大遗址的一部分。其保护展示工程以保护遗址本体、展现遗址格局和凸显历史文化为重点,同时兼具城市公园休憩、体验、娱乐、观赏等基本功能。本文以遗址保护展示为主线,以景观设计为辅,以遗址公园为载体,以城市规划为归处,就“两坊一街”规划前后概貌、遗址保护政策、规划原则、设计理念等方面做了阐述。“两坊一街”保护展示工程不仅具有保护城市遗产,而且还具有营造城市休憩空间,打造城市生态绿肺,宣传城市历史文化等意义。以洛阳大遗址保护为契机,将“两坊一街”努力打造为兼具遗址保护、生态休闲、体验观光等功能的遗址文旅公园。     

土遗址保护研究现状与进展

土遗址保护是一门新兴的科学。土遗址保护研究虽然取得了很大的进步,土遗址保护科学也已初具雏形,但是土遗址保护科学的理论体系还不成熟,土遗址的研究还没有规范,土遗址保护技术还不能满足保护工程的需要。随着大量先进技术的运用和社会需求的不断增大,它将进入快速发展期。     

高昌故城土遗址勘查与鉴定方法初探

遗址勘查与稳定性鉴定（稳定性评价）是遗址保护的基础性工作,也是保护设计成功的前提。本文结合对高昌故城的测绘与方案设计工作实际参与,总结出高昌故城现场勘察的重点;参考建筑物可靠性鉴定和加固的相关原理和方法,结合古建筑木结构维护与加固技术规范相关数据,对遗址保护设计起重要依据作用的稳定性鉴定的方法做了初探。本文可为土遗址保护工程、土遗址保护规划、生土建筑遗产保护等相关工作提供参考。     

机械切割在土遗址搬迁保护中的应用研究

传统的人工掏挖装箱搬运分块过多,为尽量减少对土遗址本体的干预,本研究提出了采用机械切割方式对土遗址进行分块的方法。以上海广富林文化遗址"F12房址"搬迁保护工程为背景,设计了机械切割设备,试验初探了机械切割在土遗址搬迁保护中的应用,对水平切割速度、牵引力及设备等关键技术进行了针对性研究,并改进机械切割方案,成功应用于房址整体搬迁保护工程。研究表明:机械切割技术可应用于土遗址搬迁保护,有效减少分块数日,降低搬迁作业对遗址的损伤,可为相似的文物保护工程提供有益借鉴。     

桐油与石灰加固吉野里坟丘墓土的实验研究

用夯筑方法建造的土遗址在公开展示之前需要对土遗址的本体进行修复和加固。通常采用合成树脂作为土遗址本体和表面处理的材料,但合成树脂作为加固材料存在着一系列的问题,如会降低土体强度及对构造造成破坏。本工作针对日本九州地区广泛分布的真砂土和火山灰土为材料修筑的土遗址修复工程,尝试运用石灰、糯米汁、桐油作为土遗址的修复材料。按照不同的配合比制作试验土样进行无侧限抗压、固结、干湿循环、冻融循环等试验。结果显示,添加了4％桐油和石灰的土样能够大幅度提高夯土的强度,且压缩性低、抗冻融性好,尤其能显著提高土样的抗干湿劣化的性能。建议在九州地区的土遗址修复和保护工程中运用。     

密闭环境下地下水分变化对唐皇城墙含光门土遗址的影响研究

含光门土遗址属于室内土遗址,通过对土遗址病害、博物馆内温湿度、不同深度含水率长期监测及土样渗透系数、硬度测量发现,在相对密闭环境中,含光门土遗址在冬春季泛碱、剥落及春季严重霉菌等病害反复发生与遗址水分“单向蒸发”周期性变化有关;周围草坪浇水、降雨、城市排水渗漏向遗址内部渗流引起土遗址管涌的直接破坏。分析了地下水分变化引起含光门土遗址病害的原因,提出了在博物馆两侧设置隔水墙为主要措施,防止周围地下水渗流对土遗址的直接破坏作用,保持博物馆内恒温恒湿,防止地下水的“剧烈”变化引起的劣化影响。本研究可为含光门土遗址保护提供参考。     

南方潮湿地区考古遗址迁移保护初探——以长沙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工地考古遗址迁移保护工程为例

长沙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工地考古遗址迁移保护工程是大遗址保护实践的有益探索,也是目前遗址保护与区域经济建设协同发展模式下较具现实意义和操作性的一种大型遗址保护途径。本次迁移保护工程是湖南地区首次遗址类不可移动文物大规模迁移保护,采用"表面加固"、"分段整体切割"、"探铲打孔底板嵌套插入隔断"、"聚氨酯发泡固型"四个步骤,对各类型遗存进行科学、完整的迁移保护,该技术在长沙首次成功运用,解决了潮湿土遗址迁移保护的饱水环境、遗址基层不稳定、安全施工等技术难题。希望为南方潮湿地区遗址、墓葬的整体迁移保护提供有益的借鉴。     

土遗址保护利用模式探讨——以西安地区为例

土遗址是一个较为庞大的体系,它本身的特性决定了对其保护利用应尽量遵循原真性原则和可读性原则,其中原真性原则对应遗产保护,可读性原则对应遗产利用。西安地区土遗址保护利用模式可大致分为室内模式和露天模式。室内模式对保护遗址本身的原真性较为得力,但在原真环境保存方面有一定的欠缺,适用于经过考古发掘清理,需要展示多种遗迹现象的土遗址;露天模式在保护环境原真以及提高可读性方面有着重要意义,但应与室内模式有机地结合,才能达到理想效果,适用于原有形制不复杂,较为规整、对称的土遗址。     

植物对土遗址的保护作用初探——以内蒙古东部地区土遗址为例

位于内蒙古东部的土遗址上普遍长有植物,由于植物本身对土遗址具有双重作用,既有保护作用,也有破坏作用,采用植物保护土遗址就是最大限度的发挥其有利的一面,故此研究植物在遗址中发挥的保护作用尤为重要.选择应昌路故城、元上都遗址和辽上京遗址作为研究对象,采用现场调查的方法从植被覆盖度、根系分布情况两方面研究植物对土遗址的作用.结果表明,遗址顶面普遍被以羊草、冰草、紫羊茅、马蔺、旋覆花为主的低矮草本植物覆盖,其覆盖度集中在30％～60％;这些植物对防止降水冲刷遗址有明显的作用,对遗址的整体外貌影响也比较小.因此,针对长有植被、雨蚀病害严重、其他保护手段技术还不成熟、达不到理想的保护效果的遗址,可采用植物保护土遗址,并且其思路是可行的.     

陕西几处土遗址保护方法的探索

土遗址历经千年的风雨洗礼,受自然因素和人为因素的破坏,其本体已经非常脆弱,而如何对其采取有效的保护措施及合理的展示手段．一直以来都是文物保护工作中的难点之一。本文通过笔者工作中所接触的几处宫殿及场馆遗址保护方式与做法的概述,从现在广泛使用的覆土封闭保护、砖砌封闭保护、棚罩式保护方式,以及土遗址现状保护的陈述和对其保护方式的相互比较,试图对土遗址的保护做初步探索,以期对土遗址的保护管理工作有所促进。     

基于环境监测的三星堆遗址祭祀坑考古现场预防性保护

目前考古现场保护主要以应急保护技术与临时加固材料的研究和应用为主,而关于考古现场预防性保护少有报道。本次三星堆遗址祭祀坑发掘保护构建了由考古舱、考古舱环境调控系统、空气质量监测系统、土遗址监测系统、区域气象站、预防性保护措施、监测信息智能管理平台组成的预防性保护体系。发掘前,通过土遗址监测系统和区域气象站获取文物埋藏环境信息和区域气象信息,为考古舱内环境设置提供了依据。发掘过程中,采取舱内温湿度调控、保湿、空气杀菌净化、控制舱内人数与新风换气等预防性保护措施,达到控制考古舱温湿度、减少细菌和真菌总数、降低舱内CO_(2)浓度,减缓象牙等文物失水速度的目的,有效控制了出土文物开裂、酥粉、霉菌暴发等病害发生,为考古发掘与保护赢得了时间。三星堆祭祀坑考古现场预防性保护的创新探索与实践为以后重要遗址的现场保护指引了方向、提供了可借鉴经验。     

成都金沙遗址区古环境初步研究

通过对成都金沙遗址区孢粉分析方法复原古植被特征,同时结合遗址区广汉亚粘土层古土壤的地球化学行为分析结果得出,金沙遗址文化期内气候总体上属于热带和亚热带的温暖湿润气候, 并有温暖湿润与温暖干旱气候交替现象发生。     

二里头遗址出土木炭碎块的研究

结合考古发掘,在二里头文化一、二期之交和四期采集一些炭化碎块,并对这些炭化碎块的结构在体式显微镜和扫描电子显微镜下进行鉴定、分析和拍照,得出这些炭化碎块分别属于7个树种,即槲栎、麻栎、麻栎属的一个种、侧柏、油松、朴树和另一种阔叶树。通过对地层中分散的木炭分析,初步认为二里头遗址周围分布有大量的阔叶树栎林、杂木林和少量的松柏针叶林;当时的气候是温暖湿润的,但具体到不同的文化时期可能也存在着温湿度差异,二里头文化四期与一、二期之交气候相比较,前期的生态气候好于后期;通过对灰坑里的木炭分析,显示不论在二里头文化一、二期之交,还是在二里头文化四期,古人喜欢把栎木作为薪炭材。     

石峁玉器的年代及相关问题

随着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神木石峁遗址调查资料的相继刊布[1],人们逐渐开始重新检视海外各学术机构和博物馆收藏的中国古玉,将许多重要藏品特别是风格独特的墨绿色牙璋类器物的产地追溯到了石峁遗址。据称大英博物     

江苏武进姬山遗址调查

姬山遗址是近年江苏境内发现的一处保存比较完整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其以崧泽文化和良渚文化为主要内涵,遗址形态及遗存与著名的寺墩、赵陵山遗址极为相似。     

Methods of soil P analysis in archaeology

Phosphorus (P) is unique among the elements in being a sensitive and persistent indicator of human activity. It has long been of interest to archaeologists because of its potential to inform them about the presence of past human occupation and to offer clues regarding the type and intensity of human activity. A wide variety of methods have been developed in both soil science and in archaeology to extract and measure soil P, resulting in a tremendous amount of data and a wide array of interpretations, but also considerable confusion over appropriateness of methods and terminology. The primary purpose of this paper is to address these issues by clarifying soil P analyses. Anthropogenic additions of phosphorus to the soil come from human refuse and waste, burials, the products of animal husbandry in barns, pens, and on livestock paths, or intentional enrichment from soil fertilizer. Once added to the soil, phosphorus in its common form as phosphate is stable and generally immobile in soils. Soil P comes in many forms, organized for the purposes of this paper on the basis of extraction and measurement procedures as (1) extraction for available P (Pav); (2) portable field techniques (the spot test or ring test); (3) chemical digestion of a soil sample for total P (Ptot); (4) extractions of inorganic P (Pin) for fractionation studies and extractions to look at individual compounds of P; (5) measurements of organic P (Porg); and (6) extractions for total elemental analysis. To compare the suitability of various extractants as the “best” indicator of human input and activity we subjected samples from three very different archaeological sites (Lubbock Lake, TX; Hulburt Creek, IA; British Camp, WA) to four methods of soil P extraction: perchloric acid digestion (Ptot), sulfuric–nitric acid extraction Ptot), hydrochloric acid extraction after ignition (Pin), and citric acid extraction (Pav). Further, methods of measurement were compared via colorimetry vs. Inductively Coupled Plasma (ICP) spectrometry, and the two methods of supposed “total P” were both measured via ICP. In general, the stronger extractants yielded more soil P, but the result are not clear-cut. Likely variables include the intensity of occupation, nature of the parent material, and postdepositional weathering (e.g., the addition of dust).     

商代盘龙城遗址杨家湾十三号墓清理简报

商代盘龙城遗址杨家湾13号墓于2001年下半年进行了抢救性的清理发掘,虽然该墓遭到了严重破坏,但仍出土了精美的青铜器、玉器、板灰痕、松绿石饰,发现了头坑和足坑并各坑殉狗一只。它是目前盘龙城遗址发掘清理的大型墓葬之一,对研究盘龙城遗址商代墓葬的分布情况、形制与结构、等级制度等提供了重要佐证,对于研究长江流域的商文化具有重要意义。     

反山、瑶山墓地:年代学研究

本文主要通过随葬玉器的分析,对反山、瑶山墓地的墓葬作出了年代学的研究,认为瑶山墓地的起始和结束年代比反山墓地要早。     

登封南洼2004～2006年二里头文化聚落发掘简报

2004年3月至2006年12月,郑州大学历史学院考古系在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的配合下对南洼遗址进行了全面的调查、勘探和发掘,清理了大量的二里头时期至金元时期的遗迹,其中二里头文化的遗存最为丰富,有壕沟2条、墓葬13座、灰坑700余座、水井3处、陶窑7座,出土了大量的遗物,其中有较为丰富的白陶遗存.这些对研究二里头文化的聚落形态提供了重要资料.     

2003巴东故县坪遗址发掘简报

故县坪遗址发现有汉至六朝时期和明清时期的大批遗迹和遗物,其中汉至六朝时期的灰坑遗迹中出土了大量的石器和陶器,器形主要有石凿、石环、石饼、陶瓮、陶罐等,是恩施自治州内陆腹地保存最好的古文化遗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