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大年史学思想的当代价值

<正>刘大年(1915—1999)是新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奠基人之一,是改革开放后传承和创新郭沫若、范文澜、翦伯赞、吕振羽、侯外庐"五老"所开创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的主要代表。理解刘大年史学思想的核心以及该核心所涉及的对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的认识、对历史研究对象的归纳、对研究私有制时代历史基本方法的把握、对历史研究根本任务的确定,对于新时期发展马克思主义史学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刘大年史学思想的核心是历史学如何成为科学,而不是历史学如何为政治服务。这一点,他当面跟我讲过。那是1997年8月底9月初在北京他的寓所,我对他进行为期一周的访谈结束时,他     

"新史学"之"新"义——梁启超"人群进化之因果"论中的儒、佛思想因素

梁启超的<新史学>介绍了实证主义史学思想,是中国传统史学向现代史学转型的宣言书.梁启超的"新史学"与实证主义史学貌合神异,内涵一套将儒家哲理、大乘佛学和现代进化论融合起来的历史观、世界观与人生观.而他后来怀疑进化论、否定历史因果律的思想转变,不能完全归因于新康德主义的影响,在一定意义上也是他自觉认识并澄清自己的"新史学"与实证主义史学的思想界限.梁启超的"新史学"思想会通中西、杂糅古今,是一套独特的历史观念与历史诠释方式."新史学"的"新"义,不但在于移植西方科学史学于中土,同时也是对传统历史观念与史学思想的推陈出新.     

白寿彝先生的历史教育思想

历史教育思想是白寿彝先生史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中国传统史学功用思想的继承和发展.他从现实和科学的角度关注历史教育,从理论上回答了什么是历史教育和如何进行历史教育的问题.他的历史教育思想,反映了他对于历史科学与社会现实生活之间关系的自觉认识,对历史研究和历史教学具有重要的理论启示和指导意义.     

非洲实现复兴必须重建自己的历史——论B.A.奥戈特的非洲史学研究与史学理念

B.A.奥戈特是当代非洲享有盛誉的史学家,被称为"当代非洲三大思想贤人之一"。他主张应该把非洲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他的史学研究致力于非洲历史价值的再发现与"去殖民地化"。他认为史学研究的宗旨在于"解决非洲现实问题,服务非洲发展",当代非洲文化复兴与国家建构都离不开非洲历史的重建。作为当代非洲史学的重要组织者与领导者,他重视基于非洲本土文化的研究手段与方法的探寻与运用,强调口头传说的史学意义,主张复兴非洲传统记史方法。奥戈特的非洲历史研究及其理念获得了同时代人的认可,也为他所培养的新一代非洲职业历史学家所继承。     

恰白·次旦平措先生史学思想探析

恰白·次旦平措先生是当代西藏很有影响并对西藏现代史学形成和发展作出过重大贡献的历史学家。在西藏传统史学、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根敦群培、梁启超、王国维的史学思想的影响下,恰白·次旦平措先生认为,西藏史学的进步和发展依赖于史料的积累和增加,搜集、整理有关西藏历史的稀缺史料是西藏现代史学最重要的工作。与此同时,他积极研究史学方法,把著名历史学家王国维创立的文物与文献互相释证的"二重证据法"运用于西藏地方历史研究中,提出了历史比较研究方法,进一步丰富了研究西藏地方历史的方法。恰白·次旦平措先生的这些史学思想,对西藏史学界产生了重大影响,在西藏史学发展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蔡元培的史学思想

蔡元培是中国近代学术史上一位著名人物。他在史学方面的实践主要有历史教学、著述和史料编纂等等。这些活动所体现出的史学思想很丰富。以往对蔡元培思想的研究,多集中在政治、教育等主体思想方面,缺乏对其史学思想的整理和研究。事实上,蔡元培的史学思想是其学术思想中的一个重要部分,是与其主体思想密切相关的。探讨他的史学思想不仅有助于我们认识中国近代史学发展的状况,也有助于我们对蔡元培思想的全面了解和进一步认识。蔡元培的史学思想主要表现在他对历史研究对象的认识,对史学功能的进一步阐发,对史学与其他学科关系的论述,对史料搜集整理的重视,以及对中西史学相互沟通的认识和实践等方面。     

阿德·阿贾伊与非洲史研究

20世纪中叶,伴随着非洲国家纷纷走向独立,史学研究领域的非殖民化显得尤为重要。在此背景下,非洲第一代本土史学家应运而生,他们的主要目标是消除非洲历史中殖民主义的影响,恢复非洲历史的本来面目。尼日利亚历史学家阿德·阿贾伊就是其中的代表性人物。他是伊巴丹学派的代表人物,以非洲人的视角研究非洲历史,撰写了多部以非洲人为主体的历史著作;他强调非洲历史的延续性,认为殖民主义仅是非洲历史长河中的一个"插曲"。他的研究提升了非洲人民的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表现出强烈的民族主义史学思想。     

钱穆的中西史学比较观

中西史学比较研究是钱穆史学思想的重要内容 ,钱氏往往是以此来阐明史学的本质、方法、功用和中国史学精神。其中西史学比较研究主要包括中西史学关于历史中人与事关系的认识、史学的通变观、史学的体例和体裁、史学编纂方法、史学功用、史学发展形式等方面。钱穆的中西史学比较观是建立在他的民族文化生命史观基础上的 ,意在为他的中国史学优越论和中国历史文化优越论提供理论和历史的依据。它既有积极合理性 ,也表现出文化保守性和民族狭隘性。     

李大钊论孟德斯鸠的社会历史观

李大钊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在他探讨马克思的历史观的同时,还十分注意对西方史学思想史的研究。1920年,他即在北京大学等校开设了史学思想史课。但这个“史学思想史”并非一般历史学家的史学思想,他主要是探讨近代欧洲的思想家们对人类自身历史的认识过程,他研究西方历史哲学的发展是为了寻求唯物史观产生的足迹。在西方历史哲的发展中,18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的思想,占有重要的地位。李大钊在这个课程中,用一章的篇幅讲述孟德斯鸠的历史思想。这就是保存至今的《史学思想史讲义》中《孟德斯鸠的历史思想》一文。尽管这是中国先进思想家对法国启蒙思想家的历史思想的最初探索,但他的评述闪耀着科学,智慧的光辉,对我们今天认识启蒙思想家的社会历史观,仍然很有价值。     

李大钊“活的历史”思想探析

李大刽"活的历史"的思想,是其史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正确地反映了历史和历史学的特性,并阐明了文学的研究对象、任务及方法,代表着一种进步的文学思想,闪烁着智慧之光,时三今日,仍对史学工作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建国后毛泽东对中国史学的影响

毛泽东一生熟读史籍,具有深厚的历史学素养。建国后,毛泽东关心历史科学的研究,对中国历史学的发展产生了很大影响。他高度重视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去指导中国历史学的研究;提倡百家争鸣,厚今薄古,古为今用;参与了相关的史学论争,并影响和左右着论争。但是,所谓的“史学革命”、“文革”史学也受到了毛泽东“左”倾错误论点的影响。     

何炳松的相对主义史学思想辨证

何炳松指出历史学与自然科学在研究方法、研究目的和研究对象上均有很大不同,由此得出历史学是一门主观推理的学问,历史学不必像自然科学那样寻求历史发展的因果规律,历史认识会随时代的变化而变化,体现了历史相对主义的思想特征。另一方面,他指出,历史学与自然科学都旨在求真,历史学为了求得历史真相,必须在充分搜集史料的基础上,对史料进行科学的考订和分析,然后用科学的方法进行编撰,这又是一种实证史学的方法论。因此,简单将他定位为中国现代相对主义史学家是片面的。     

由先商王亥史事论顾颉刚先生的古史建设

1926年《古史辨》第一册出版,标志着古史辨派(又称疑古派)的建立。同年,顾颉刚先生写了《(周易卦爻辞)中的故事》一文,列举《周易》的记载认定先商有易杀王亥取仆牛的史实,其中借用了王国维的研究结果。顾颉刚先生撰此文本来做的是一个反题,但正如他自己所说,“破坏和建设只是一事的两面”,所以此文实为顾颉刚先生在古史建设方面最重要的成就之一,在古史建设方面具有重要意义。     

论浮田和民《史学通论》与梁启超新史学思想的关系

日本史学家浮田和民所著《史学通论》,是一部广征博引西方诸家之说,同时又有自己识断的;以进化史观为指导的较为系统的新史学理论著作。梁启超在《新史学》等专论中所阐述的基本史学理论,实际上主要是从浮田和民的《史学通论》中有选择地移植过来的。20世纪初的梁启超在新史学的理论建设方面,基本上没有自己的创见,因此,将其视为中国新史学理论的奠基人或创立者,是不准确的。当然,梁氏的移植并非完全照搬照抄,而是有所归纳,并结合中国旧史弊病有所演绎,这就使其《新史学》等专论所宣传的新史学思想更条理、更易为中国学界所接受,并且有了针对性。正因为如此,梁氏在中国新史学发展史上,有着无人能够取代的地位。     

陈抟生平事迹述论

陈抟是中国中古思想文化史上的重要人物,由于他的著述大多散佚,加上传记资料比较零散,过去的研究相对不足.本文在前人成果的基础上,从六个方面对陈抟的生平事迹加以探讨:一是陈抟的出生、里籍、姓名字号、童年生活、慕道原因、早期经历;二是陈抟隐居武当山的缘由和时间,在武当山的著述情况,出游时谒拜的两位重要老师何昌一和麻衣道者;三是陈抟迁居华山的时间和缘由,在华山与师友们的交游;四是陈抟在华山期间与周世宗、宋太祖、宋太宗的交往;五是陈抟在华山亲授的几位弟子;六是陈抟图书易、内丹学、睡功的成就和传承谱系,以及其诗、书、画成就.总体上认为,陈抟历经晚唐、五代、宋初之世,阅历丰富,思想深邃,胸怀博大,德行超群,不愧为独领风骚、别具一格的道门高隐和学术大师.     

唯物史观与民国时期傅衣凌的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北大核心CSSCI

在社会史论战影响下,傅衣凌确立了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史的基本问题意识。此后十余年,唯物史观揭示的人类社会发展演变的普遍规律,始终是傅衣凌分析中国社会历史的重要工具,但他不再像社会史论战者那样“为公式牺牲材料”,而是开始尝试处理规律的普遍性与中国历史特殊性之间的关系;同时,他也不再“把方法当结论”,用理论方法来代替历史研究,而是将宏大的理论问题具体化,通过具体、细化的实证研究,来验证理论的真确与否。傅衣凌的这些特点,反映了民国时期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的整体性转变。     

汪琬与《明史》纂修

康熙十八年,汪琬与试博学鸿儒,入明史馆。与总裁官叶方蔼修史意见不合,在史馆仅六十日即移出。康熙十九年撰成列传一百七十五篇,后刻成《拟明史列传》二十四卷。作为《明史》纂修史上第一部刊刻问世的文字,《拟明史列传》集中反映了汪琬秉笔直书、合经史为一以求致用、裁剪得体兼求史笔有韵的史学思想,并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正统观与宋以后的五代史编纂北大核心CSSCI

五代十国时期,天下四分五裂、战乱频仍,依照何种正统观念撰述这一时期的历史成为史家争论的焦点。在宋至清长达900余年的时段内,大致有五种不同看法:其一,以五代相续为正统,代表史书有范质《五代通录》、王溥《五代会要》、薛居正监修《五代史》及欧阳修《五代史记》;其二,以梁为伪,五代史应作四代史,虽未有代表性史书问世,然有相关议论如李昉《历代年号》、张燧“朱温不宜入正统”论、宋实颖《黜朱梁纪年论》、华湛恩《〈五代春秋志疑〉自序》;其三,以五代为闰统或无统,代表作有王皞《唐余录》和朱熹《资治通鉴纲目》的五代部分;其四,以南唐承唐为正统,代表作为陆游《南唐书》、陈霆《唐余纪传》;其五,以南唐继后唐为正统,代表作为吴非《三唐传国编年》、陈鳣《续唐书》与华长卿《唐宋阳秋》。五种撰史理念,各有依据,传授、疆域、姓氏、道义等诸种因素相杂其间,既展现了传统史学精神的延续不绝和古代学者对于正义矢志不渝的追求,也凸显出正统观之多样化在推动史学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文革史学"初探--以中国近代史研究为例

“文革史学”是指1966-1976年“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国“史学”的发展和演变的历史,它既是中国史学史、也是“文革”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文革史学”是动乱年代政治运动的特殊产物,是中国史学史上极为黑暗的一页,给中国史学蒙上了极大耻辱。它截断了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并离群索居,与不断前进的世界史学背道而驰;中国史学成了政治史学、影射史学的代名词,失去了作为一门科学的独立性与尊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