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汝纶研究述评

长期以来,吴汝纶研究一直是学术界研究的薄弱环节.在相关研究中,学者比较关注的问题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对吴汝纶的总体评价问题;二是关于吴汝纶对桐城派古文文风的影响及在桐城派中的地位问题;三是关于吴汝纶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的贡献与地位问题;四是关于吴汝纶的政治倾向问题;五是吴汝纶对西学传播的贡献问题.     

弃中择西：清人吴汝纶医学观的转变及原因分析

西医是近代西学东输的重要内容之一.在自觉接受西学的过程中,吴汝纶对传统中医的态度逐渐发生变化,由相信走向怀疑,最终转向西医.这一转变是在特定历史环境下完成的,是与晚清中国对西洋医学的认同过程和认识水平相一致的.它既是历史推力的结果,更是吴汝纶比较、权衡后的理性抉择.     

晚清士林的香港观与思想嬗变

英国强占香港后，一面不顾一切地掠夺香港，并以香港为基地进一步侵略和掠夺中国内地；一面又从自身利益出发开发、建设香港。在香港人民的辛勤劳作下，香港迅速发展起来。不仅成了中外贸易的集散地，更成为展示西方近代文明的橱窗，成了西学、西艺、近代民主思想观念的风云寄汇之地，成为中国人窥见域外文明的窗口。作为第一批展示西方文明的通商口岸和第一批西学传播之中心，香港在近代先进的中国人与开放而迅速变迁的世界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尤其是敏感于时势变迁的晚清士林如洪仁王干、王韬、何启、康有为、孙中山等人，每一个人思想新旧更新的旅程中，香港都是重要的一站。他们对香港的认识与思考，激发了思想上的巨大嬗变，化成了晚清社会中一次又一次不同凡响的呐喊，汇成了一浪高过一浪的时代思潮。香港对晚清知识界的巨大影响至少有以下三个方面：突破华夷观念，接受西式教育，成为洋教信徒；潜研西学，倡导改良，西学东渐，西俗东渐；推翻专制王朝、资产阶级革命思潮的滥觞     

吴汝纶三书成姻缘

正吴汝纶,字挚甫,为晚清桐城派的末代宗师,生前有"海内大师"和"古文宗匠"之誉。吴汝纶自幼接受传统教育,科考连捷,同治四年(1865年)会试,取进士第八名,"遂以内阁中书用"。吴汝纶以文章名世,"是时中外大疑大计,一决于国藩、鸿章二人,其奏疏多出汝纶手"。从其留下的文集、诗集与说经著作《易说》《尚书故》《夏小正私笺》等看,吴汝纶于中国传统之学术颇有研究,又兼举桐城派之大旗,上游于曾国藩、李鸿章等晚清名臣,下携范当世、李刚己、     

《吴汝纶全集》失收书信一通考略

吴汝纶是近代著名文学家、教育家和学者,其作品自然成为学者研究吴汝纶思想的重要参考。黄山书社于2002年出版的《吴汝纶全集》,给学术界全面研究吴汝纶提供了一个综合性的文本。然因载籍甚众,该书难免有遗珠之憾。笔者在阅读上海博物馆图书馆编《冒广生友朋书札》时,发现其中有吴汝纶应冒广生之请而撰写的一封回信。由于尺牍是吴汝纶作品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其生平、交游、心态等研究的重要文献参考资料,故本文首先通过对这封佚信中所涉及的人物进行考释,以明确此信的写作背景及人物之间的关系;其次结合萧穆、周星诒及吴汝纶等人书信,对信中的"蚊船亏累案"进行了补充疏证,以了解吴汝纶为解决此事而做的各种努力。最后依据信中的内容并结合相关史料,对这封信的文献价值进行评价,从而让人们既能领略吴汝纶的人格魅力,又能了解到他对冒广生的巨大影响。     

康熙帝与外籍教师团

康熙皇帝在中国历代君主中出类拔萃。他学识渊博、才华横溢、稳健卓识。这与他自幼勤学不辍密不可分。康熙除了具有雄厚中国传统化知识外，对“西学”也很有掌握和了解，诸如天、数学、地理、几何等都有一定成就，这是因为在他身边始终有一个称之为“外籍教师团”的西方传教士当他的教师。这些传教士想得到康熙对传教的支持，因而殷勤地向康熙传授“西学”，康熙从他们那里学习接受了西方科技化，对他勤政治国，了解西方起到了一定作用。     

甲午战争前西文中译与西学传播问题探讨

传播西学是近代中国人向西方学习历程中一个重要的课题,其主要传播方式有三种,即学校灌输、报刊宣传和西书中译。西书中译作为化植入的方式之一,在近代西学东渐史上具有重要意义。中国近代西学传播的历程以甲午中日战争为分界线,明显呈现两个不同的特色：甲午中日战争前西学传播以西中译为主;甲午中日战争以后,越来越多的中国知识分子开始注重日中译,通过向日本学习以转贩西学,并逐渐形成西学传播以日为主的局面。     

张百熙“跪请”吴汝纶考析

张百熙(1847—1907年)，字堃秋，又作冶秋，湖南长沙人。清末“新政”之际任吏部尚书、管学大臣，负责京师大学堂的恢复重建工作。吴汝纶(1840-1903年)，字挚甫、挚父。清桐城南乡高甸人，“桐城派”后期大师，早年辞官隐退，后主讲于河北保定莲池书院。目前史学界对流传甚广的张百熙“跪请”吴汝纶一说提出了质疑，笔认为有再度考辩之必要，还历史以本来面目。     

1842年至1860年西学在中国的传播

在研究近代西学传播的论著中,对于1842年至1860年西学在中国传播的情况,除了墨海书馆出版的几本科学书籍被提到外,基本上无人述及,在西学传播史研究方面,出现了一段空白。本文拟对香港及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等五个通商口岸在这一时期的西学传播情况作一介绍。     

乾嘉学术与西学

儒家学者对于西方自然科学的反应与西学究竟在何等层面上影响了中国的学术研究?本文在研究过程中发现,西学对中国传统学术的影响,只限在天文、历法、地理学、数学等方面以及再次唤起中国人对传统中类似学科(如数学)的兴趣。“西学中源论”却阻止了中国学者更进一步地接受西方科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