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清朝舰队巡历海外华埠

晚清时期,清朝政府改变了敌视海外华侨的政策,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保护和拉拢华侨,旨在利用华侨的经济力量为国内的洋务活动服务,进而试图控制海外华人社会,使华人社会保持对清朝政府的效忠。派舰巡历海外华埠就是其中的重要措施之一。     

清缅战争中幕府文人的文学交游

在清乾隆时期所爆发的中缅战争中,因军务所需,赵翼、王昶、赵文哲、钱受榖、孙士毅等一批文人以幕僚身份随军抵达滇西,形成一个重要的幕府文学群体。他们驻足蛮荒,于戎马倥偬中不废吟咏,为推动西南边地文学的创新与发展做出不可忽视的贡献。他们在戎幕中的文学交游,主要表现为幕府主宾的诗文互动,幕友之间的酬唱切磋,与当地文士的应和交流三种形式。这些活动与烽火相伴,与危困相随,闪耀着生命的火花和情感的光辉,是他们戎马生涯中交流思想、慰藉心灵的重要手段,也是展现文人个体价值、实现跨地域文化交流的重要途径。     

晚清思想变革的另一面向:《多妻毒》中的澳大利亚华人书写

论文以1909年至1910年间在澳大利亚华文报刊《警东新报》上连载的文言小说《多妻毒》为例,探讨了身处20世纪初的澳大利亚华人知识分子,透过华人书写反映晚清时期澳大利亚华人与当时国内思想界之间的密切联系,以及百年前海外华人的民族认同、文化自信与思想局限。他们不仅关心个体的悲惨遭遇与艰辛生活,更关注国家衰弱与国民意识落后;不仅抒发了晚清海外华人身为儒学之士的家国情怀,更在风起云涌的改革思潮中引发批判还是传承传统文化的辩证思考。在进一步探究海外知识分子启蒙底层华人思想以及自身思想革新的基础上,观照海外华人与国内晚清思想界的殊途同归。     

“有怀无与语，聊和古人诗”——韩国古代文人与唐人文学交流之特殊方式

唱和行为不仅仅在同时代的文人之间进行,而且亦可由后代文人和答前代文人的作品来完成,这就称作“追和”,也是韩国古代文人与唐人文学交流的特殊方式。韩国古代文人透过追和中国前代文人,得以建立一种时空相异而情感交流的诗友关系,对韩国古代文人而言,追和唐人是一种超越时空的文学交流。本文拟以韩国古代文人对唐人的追和诗为对象,来探讨这些诗的概况、类型及意义。     

左联唯一的海外组织——东京分盟

上世纪30年代初,中国文坛上左翼作家空前活跃,他们在国内成立了左联之后又拓展海外阵地,在日本成立了东京分盟,这是左联在海外惟一的组织。东京分盟与国内及日本左翼文化运动密切联系,研究左翼文化,译著进步书籍,创办刊物,吸引和团结了中国留日学生及流亡日本的中国文人。《左联惟一的海外组织——东京分盟》一文介绍了该组织成立的经过及活动。     

明至清前期海外关系的变化与史学

明至清前期,随着海外关系的变化,史学也表现出不同的特点。明前期,皇朝海外关系是建立在“宣威柔远”政治目的基础之上的。这种关系因郑和一下西洋”的活动达到高潮,史学则因此出现了几部反映这种海外关系特点的著作。晚明,倭患问题与私人违禁进行海外商贸等问题交织在一起,经权衡利弊,皇朝开始改变初期的海禁政策,私人海外贸易迅速发展;与此同时．西方殖民者东来,与中国开始发生直接的接触;随着传教士“精神狩猎”的开始,中西文化交流逐渐展开。这些海外关系的特点,都在史学中得到体现。清前期是海外关系大倒退的时期,中西文化交流逐渐偃息,史学的发展也受到影响。     

中国官方语言的演变对海外华文教育的影响

论文梳理了从晚清、民国、新中国政府等不同时期中国官方语言对海外华文教育的影响。认为晚清政府开启了管理海外华文教育的先河,使得中国官方语言改革的成果可以通过华文教育更有力地传播到海外。民国时期的国语教育主要是依靠国内语言政策和海外华文教育机构共同实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政府取消了"双重国籍"政策。普通话、汉语拼音和简化字主要是由中国国际移民的迁移影响到海外华文教育的。随着中国国力的增强,汉语国际声望的提高,普通话、汉语拼音和简化字在海外的影响力得到进一步提升。在此过程中,民族共同语教育对华侨华人的民族认同发挥了重要作用。     

论民间文学的口头语言范式

口头交流是民间文学的存在形式。历代都有一些文人并不以为口头文学为“文学”,致力于将当时的民间口头文学书写为书面文学。至今,仍有许多民间文学工作者在从事这一转化的工作。在过去,广大民众不识字,不能运用文字进行交流和表达思想感情,他们从事的文学活动只能停留在口头语言的层面,民间文学只能在口     

步入近代的中日文学交流——以19世纪七、八十年代为中心

19世纪七、八十年代,参与中日文学交流的主要是中国驻日使馆官员以及旅日文人。他们多为饱学之士,且好交友喜翰墨,常与东瀛的一流文人宴饮赋诗、笔谈雅会,创作了许多脍炙人口的诗赋篇章。这种面对面的交流,极大地刺激了日本诗人的创作欲望,有力地促进了日本汉文学的复兴与发展。同时,他们还以游记、随笔等形式,把自己在日本的所见、所闻以及亲身体验等介绍给国人,为国内同胞了解日本的文学艺术、世俗人情、自然风物等提供了生动、翔实的资料。     

江南文化与江南女子——晚清早期海上画派工笔仕女画艺术与收藏

自宋代以来,江南地区伴随商品经济的空前繁荣和物质文明的快速发展,逐步形成了一种与其他地域完全不同的秀雅端庄、经世务实的区域文化。尤其在文学和艺术方面,江南重乡土、重教育,自古以来就耕读传家、文人辈出,以致到了晚清时代,江南诞生了大量艺术造诣极高的工笔仕女画家,将江南地区的江南女子描绘得形神兼备,对后来的海上画派的人物画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     

关于もののあはれ汉译的几点思考

当代文论在评说日本文学时广泛使用的＂物哀＂概念,源于对源词组もののあはれ的＂拿来＂式处理,却因语义不明产生了广泛性误读。本文在先行研究的基础上,分析源语在平安朝和江户时代不同语境下的语义内涵及其共通的基本含义;提出对もの的看法;对あはれ与＂哀＂字的关系做出推测;得出源语的意义不完全是＂哀愁＂（其仅为人类情感之一种）,用＂情趣情感＂等词汇理解并翻译的结论。这种主张同时照顾到长期使用＂物哀＂带来的社会心理现实。     

百年来中国对韩国史学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北大核心CSSCI

20世纪初,随着朝鲜汉籍陆续进入中国学术视野,中韩史学比较研究陆续展开,孟森、吴晗等史家作出了重要贡献。从1949年到1992年中韩建交前,中国大陆学界对韩国史学的关注较少,中国台湾出版了一批韩国史学史研究成果,延续和拓展了相关领域。1992年中韩建交对于中国韩国学的发展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在韩国史学史、中韩史学交流与比较等领域都有一批学术成果问世。回顾百余年来韩国史学史研究的历程,中国学术界的研究成果呈现如下特点:论文较多,专著较少;专题性、叙述性的评介较多,全面系统的论述较少;对韩国汉文史籍的关注较多,非汉文韩国史籍甚少;自说自话的论著较多,与韩国学术界的对话较少。针对这些问题,还需做更全面的努力,以推动韩国史学史研究。     

基于游客自愿拍摄法（VSEP）的旅游审美研究方法探索

旅游活动是一项审美实践活动。旅游者旅游审美偏好的影响因素是什么？西方学界强调以照片为基础的景观偏好（landscape preference）研究,中国学界重视经验性思考,但至今未有共识性结论。数码相机的普及使通过考察大众游客的摄影动机与行为来研究其审美行为成为可能。本文以游客受雇拍摄法（VEP）为基础,提出了＂游客自愿拍摄法＂（VSEP）;通过探测九寨沟、张家界、嵩山3个知名旅游地大众旅游者摄影动机与影响因素,研究检验了以往以照片为基础的景观偏好影响因素部分结论,探索了＂游客自愿拍摄法＂（VSEP）在研究旅游审美方面的可行性,并在此基础上有新的研究发现。     

韩国五四新文化运动思想研究--以陈独秀思想为主的考察

本文旨在帮助中国学者了解韩国学界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研究状况.韩国学者一般分三个时期来理解五四新文化运动思想:第一,新文化运动的黎明期;第二,新文化运动初期;第三,新文化运动展开期.他们根据每个时期不同的思想给予不同的评价.韩国学者为了更好地理解和评价每个时期的思想,使用了更详细的几个认识范畴:第一时期使用了反帝反封建运动、民族产业的发展与民众意识的成长以及对中国社会状况的认识;第二时期使用了进化论思想、民主主义与科学;第三时期使用了批判儒家思想、反对孔教运动和文学革命.一般而言,他们大多用儒教批判、孔教批判、偶像破坏论、进化论、民主主义思想和科学思想对五四新文化运动进行评价,这些评价可以给中国学者的研究提供新的视角.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道路的思考

从五四运动到新中国成立前,自李大钊开始传播唯物史观,此后经郭沫若、吕振羽、范文澜、翦伯赞、侯外庐等的努力,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坚持革命性与科学性结合,显示出自己建构研究中国历史体系的规模和力量,因而20世纪把中国史学推向了新阶段。建国后17年,马克思主义史学虽然经历过严重的曲折,但成绩仍是主要的,主要表现在:以唯物史观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方向得到坚持,形成百家争鸣的局面,在通史、断代史和专史领域以及大规模整理历史文献等方面都有重要成果;1958年以后教条化严重泛滥时,郭沫若、范文澜、翦伯赞等挺身而出进行抵制,一批熟悉历史考证的学者在唯物史观指导下,使史学达到新的境界。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经过批判和反思极“左”路线危害,解放思想,史学出现了开拓进取、欣欣向荣的新局面。     

What do we know about the punctuated equilibrium theory in China? A systematic review and research priorities

The punctuated equilibrium theory (PET) shows that government policy is mostly stable with occasional drastic change, which scholars attribute to institutional friction and limited information processing capacity. Although the existing PET literature predominantly focuses on democracies, scholars have started to apply the theory to authoritarian countries. Autocracies are a fertile testing ground for the theory's underlying mechanisms because they appear to experience less institutional friction but more informational restrictions than democracies. However, PET studies on autocracies are still rare. To deepen our understanding of the PET and the policy process beyond democracies, we conduct a systematic review of 88 Chinese language PET journal articles. We show that Chinese language PET research is increasing. Contrary to the English language PET literature, most Chinese studies are qualitative, while a key similarity is the weak operationalization of PET core concepts. The reviewed studies confirm a punctuated equilibrium pattern of policymaking in China but provide only limited evidence for more intense punctuations compared with democracies. Future PET research on China ought to use long-term data sets and examine institutional friction and information processing by policymakers. We also argue for more international exchange and comparative research to advance our understanding of the policy process in China and other autocracies.     

布依族“改汉作夷”初衷及其价值——以孤本《王玉连》为例

《王玉连》是流行于望谟蔗香一带用布依语翻译、以布依族方块古文字记录的叙事长诗抄本。抄本产生年代在清末至民初,由王廷彬、王由戬、黄华祥根据历史故事"改汉作夷"(改编)而成。故事讲述王玉连被王二娘迫害被迫参军,母亲与妻子遭王二娘虐待外出乞讨,王玉连功成名就之后,在朝廷帮助下,惩罚了王二娘,与母亲与妻子重新团圆的故事。改变者的初衷是以布依族民众喜闻乐见的形式介绍汉文化,丰富布依族文化内涵。作品的改编在布依族中产生了广泛影响。布依语改编本《王玉连》是研究清代布依族文人社会思想的重要史料,是研究布依文学的一个窗口,也是研究布依族古文字的重要资料,具有重要价值。     

南明“奸臣”负面形象在后世的塑造——以田仰为例的考察

清代史家深受东林、复社门户成见的影响,在南明史著述中塑造了一批"奸臣"的负面形象。田仰虽有坚持抗清的事迹,但因与马士英关系密切,也被党社人士和后世学者视为奸臣。钱海岳《南明史》沿袭了传统观点,将田仰列入《奸臣传》。部分后世南明史著述为贬斥和丑化"奸臣",存在着不少歪曲史实之处。这些著述对田仰的抗清活动着墨甚少,并杜撰出他的若干负面事迹,使其形象遭到了彻底的奸邪化。     

《韩史綮》与金泽荣的历史批评

流亡中国的原朝鲜通政大夫金泽荣于 1 91 4年完成了一部在当时朝鲜的儒林和旧士大夫中引起了强烈震撼的史著《韩史綮》。金泽荣通过《韩史綮》 ,剖析了封建王朝的腐朽与丑恶、理学的虚伪与无能 ,全面展示了他的历史观的各个层面。《韩史綮》的完成 ,也标示了金泽荣从一名封建王朝的宫廷史官转变成了一名具有自由思想的独立史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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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y Stories in Tibet Liao Dongfan,author and renowned scholar in Tibetan studies (being particularly well- versed in Tibetan folklore and popular culture) headed to Tibet and began his career there after graduating from the Chinese Literature Department of Peking University in 1961.In his 24 years of work on the plateau he devoted his time to studying the popular culture and folklore of Tibetan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