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建统治下的文字狱

大约自有文字以来,就有文字狱。历朝历代,史不绝书。只是文网之密,处刑之重,规模之广,古代却远不及近代。古代也有暴君,野蛮更过于近代,但是史料保存,比近代少,所以近代特别是清代的文字狱便显得突出了。前故宫博物院文献馆,曾编印《清代文字狱档》一书,共出九辑,收六十五案,多     

清代文字狱研究新成果

读清史者没有不谈文字狱的,即使戏曲小说也常以文字狱为题目.其实,对文字狱的关注不自今日始,早在清代乾、嘉时期就已有了“文字之祸”、“文字之狱”的提法,是连官文书中也不回避的.到了清后期,龚自珍的著名诗句“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梁谋。”透露出知识分子对文字狱担惊受怕心情.以至清末,文字狱渐渐成为民主革命家们唤醒民众反清意识的宣传。此后百余年间,对文字狱的研究在每一个时期都未曾中断过,都有其代表作品出现.     

丁野鹤续书案始末

清代的文字狱达到登峰造极的程度,其案件之多,株连之广,杀戮之惨,都是空前的。但是任何事情都有特例,文字狱也不例外,丁野鹤续书案就是清代众多文字狱中特殊的一例,此案不但过程曲折,结局更出人意料:主犯无罪释放且没牵连任何人。说及该案。还得从《金瓶梅》说起。每有佳作出,续作便随之蜂拥而起,这是明清文坛上特有的现象。而续作往往故事离奇,文采黯然,多不为世人所重。惟《金瓶梅》续书中     

清代文字狱辨

本文对清代１２３起文字狱案进行了辨别,认为真正属于文字狱的只有４８起,占３９％,其余不属文字狱,甚至不是冤案。从而对文字狱的概念进行了廓清     

浅谈“文字”之祸

明清时期,中国封建君主专制统治发展到顶峰。统治者为了树立其专制统治的淫威,更好的控制士人,屡次兴起文字狱。明初,文字之祸大都与朱元璋本人的忌讳有关,这实际上是文化程度较低的皇帝对文臣心存疑虑。随着明朝政权的巩固,文字狱大体停止下来。明初的文字狱缩小了五朝的统治基础,也限制了学术的发展。     

文字狱花样翻新的雍正帝

文字狱作为皇帝的统治术（其实是镇压术）之一,其起源并不早。古代偶尔有之,真正大兴文字狱,是从明代开始。 作为一个日理万机的大皇帝,不在大事上下工夫,却对臣下的文字拈过拿错,鸡蛋里寻骨头,然后大做文章,大兴挞伐,闹得许多人人头落地。     

关于清代广东书禁

清代广东书禁的历史背景 文字狱是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中的一种“非常丑恶”的历史现象。文字狱,实际上是封建统治阶级对人民群众实行思想文化禁锢,实行愚民政策,压制反抗力量,以巩固其反动封建统治。一般人认为,文字狱始于秦始皇。其实早在公元前八百多年的周宣王时期,就已经“发明”了这一历久不衰的手法,打击、压制知识分子。以后各代或多或少均有“效法”,     

清代经学之盛的现象及其复归儒学的思想内质

本文以清代汉学考据派戴震、钱竹汀为例,结合有清一代文士所面临政治地位不公的困境、文字狱的迫害与压抑、反理学与专制政权的思想动因,以及以黄宗羲为代表的明末清初士人复归儒家的思想旨趣,指出,清代经学考据之盛的根底里包含着深刻的重溯传统儒家的情结。     

《清朝文字狱》出版

文字狱古已有之,但在中国古代,文字狱数量之多,规模之大,持续时间之长,则当以清朝为最。而清朝文字狱的档案资料又极其丰富,因此这一时期的文字狱最有科学研究的可能,也最具科学研究的价值。     

浅析清朝文字狱

文字狱就是因文字缘故而造成的罪案,随着封建社会中央集权的不断加强而愈演愈烈。清朝的文字狱尤为残酷,是统治者为了达到政治目的而使用的工具。满族人为了加强思想控制而将文字狱作为清廷加强思想控制的有力手段,这导致清朝的文字狱越来越多。中央集权的不断加强是其产生的最根本的原因。本文主要论述了文字狱的发展历程和主要表现,并分析清朝文字狱产生的深层原因,旨在揭示文字狱是当时封建社会中的必然产物,也是清朝统治者用以镇慑官吏、知识分子的重要手段。     

明贤毕至 映秀黔山——清代贵州书法文物谈(之一)

正今天我们能够看到的古代贵州以纸或绢为载体的笔墨真迹,绝大多数都产生于清代。清代中前期,"文字狱"盛行,引发了考据学的兴起,学者们把注意力放在了那些按古人字迹来镌刻的碑石上,掀起了一股觅寻碑刻和摩崖的风气,开启了碑学之风。清代中叶以后,理论家兼书法家阮元的《南北书派论》和包世臣的《艺舟双楫》,成     

话说清嘉庆版《临桂县志》

临桂县历史悠久,名人荟萃,有“桂郡首邑”之称.但临桂纂修首志的时间比邻县都晚,这是一个奇特的文化现象.究其原因是临桂修志难度大、文字狱令人心有余悸、修志人才难觅和明代及清代的康乾年间临桂并非太平盛世等.     

《四库全书》源流要略

清乾隆年间纂修之《四库全书》，堪称中华文化之集大成，它基本上反映了此前中国典籍之概貌。其搜罗之富、规模之巨，为我中华所仅有，国人亦每每引以自豪。然其“寓禁于征”，对所录之书肆意删削挖改，并籍此大兴文字狱，实又是中华文化之一劫，以是常为后人所诟病。《四...     

清代禁毁图书对方志编纂的影响——以乾隆《潮州府志》为例

清代禁毁图书 ,又叫做“文字狱” ,指的是清雍正、乾隆两朝 ,特别是乾隆三十九年（１７４４）以后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的清查上缴、抽毁销毁清廷认为是“违碍”、“悖逆”的图书 ,岭南地区以对金堡、屈大均两人的著作禁毁最为严厉 ,传闻韶关兵备道李璜在粤北丹霞山查得金堡一卷有反清文字内容的手稿 ,杀害别传寺寺僧３００余人（一说５００人） ;据《清代各省禁书汇考》一书记载统计 ,屈大均的著作被收缴了３２１部 ,２６６０册。上述禁毁史事 ,清季以来 ,多有传播 ,人皆知之。但禁毁图书涉及地方志书 ,特别是将已刻好并印刷过的书版 ,铲挖掉“…     

浅谈清代文人流放之地——宁古塔

位于黑龙江省的海林和宁安市的宁古塔是清代东北地区最著名的流放地。300多年前的宁古塔尚未开化,气候严寒,人烟稀少,号称"荒徼"。据史料,仅在清初顺治年间,因科场案、浙东通海案及文字狱等被流放到宁古塔的就有数千人。更有无数不知姓名的流人永远地留在了宁古塔,再也没有回去。本文主要谈谈清代文人的流放生活。     

广东公共图书馆的历史和现状

广东公共图书馆事业,可以说是历史悠久,渊源流长。私人藏书早在明代已经盛行,那时我省著名的藏书家有:邱濬、黄佐、陈琏、张萱等。清代初年更有所发展。到清代中叶,因满清政府屡兴文字狱,对私人藏书的发展受到一定的影响。     

《四库全书》与文字狱

乾隆中叶,清王朝的统治在经济、政治、军事、文化诸方面都进入鼎盛。《四库全书｝｝的编纂是清朝文比事业繁荣的突出标志。全书共收录图书3457种,79070眷①,是我国现存最大的一部历史文献,被誉为“我国图书之最”。然而编纂期间,清统治者借查办禁书之机烧毁了大量所谓违禁书籍,总数几与《四库全书》相河。清统治者为达到彻底销毁禁书之目的,还制造了大量的文字狱②。尤其乾隆四十二年至四十七年（1777－1782）之间,形成清朝文字狱空前绝后的高峰③。本文主要就这五年内与编纂《四库全书》有直接关系的文字狱案进行具体分析,力求以…     

王懿荣翁同龢的书法及其市场行情

清代是我国书法艺术的一个流派迭起、名家纷呈的复兴期。清初书坛上承明"馆阁体"之余绪,"康雍之世,专仿香光(董其昌);乾隆之代,竞讲子昂(赵孟頫)。"帖学盛行,成为时尚。雍乾以降,文字狱大兴,文人们为避其祸皆埋首于故纸堆里。时碑版出土日多,激起了书家取法金石的浓厚兴趣,既而在书坛上掀起一股尊碑热潮,     

从数据统计再论清代的抄家

抄家是清代政治的一个特有现象;中国历史上不乏抄家事例,唯在清代将之作为惩罚官员的手段广泛推行。借助今天的电子检索手段对清代中央档案进行全面搜索并逐一加以确认,已发现了超过两千起抄家案例。它们在时间分布上高度不均,而以18世纪雍正、乾隆两朝和19世纪光绪朝发生频次最高。对这些案例进行事由统计发现,亏空、逆叛和贪腐是最多见的罪名,因各种渎职、军事失利、文字狱、包括被连带抄家者数量亦不少。另外,抄家的发生与清代律例规定关系并不密切,特别关于官员的抄家,更多是皇帝个人意志、偏好与抉择的结果。     

三代铜爵的断代与辨伪

正青铜爵作为三代礼祭器之一,自宋代为人收藏,见诸经谱以来至今不改。唯清代以前诸谱由于受时代与研究方法所限,故而对各器时代的隶定虽有商、周之别,却是臆测大于科学,多不足为凭。至罗振玉氏《三代吉金文存》卷十五、十六共录爵712器,堪谓集大成之作,然其唯注重文字而不具图形,于断代辨伪作用不大。今人之《中华五千年文物集刊》(台湾故宫博物院编1991年版)始以考古发掘之地层材料为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