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人臣无外交”的异变及其趋向

中国历代王朝奉行"人臣无外交"外事规则,鸦片战争后,由于条约关系的建立,以及传统的夷夏观念等因素,使得这一规则被打破,地方官员办理外交获得合法地位。经第二次鸦片战争,又进而体现在制度之中,包括中央和地方两个层面:地方外交行政,形成了"人人都是外交家"的畸形体制,包括南、北洋大臣和省级外交体制,关道和县级衙门均承担程度不等的外交职能;总理衙门的建立,在中央层面打破了"人臣无外交"规则,外务部取而代之,进一步改变了传统的外交体制。清末,朝廷采取措施限制地方外交权,在某种意义上是"人臣无外交"规则的回流。在晚清外交体制的嬗变过程中,"人臣无外交"演化为在列强强权政治挟持下的复杂体制,既蒙受着屈辱,又逐渐趋于统一化、规范化和近代化。这正是其在晚清中外条约关系下发生异变的趋向。     

唐代缘边地方政府的外交权能

唐代缘边地方政府在前期为州县二级,后期为道州县三级,它们是唐王朝的外交门户,其外交权能主要是：可与境外互通使命、互通文书;接转外蕃贡献及代表唐王朝向对方转赐回报;办理各种对外交涉,如盟誓纳质、人员遣送、执行边界协议、交割领土、告哀等。其特点一是具有全方位的外交管理职能,二是具有周密完备的管理网络,由道、州、县直至乡村,逐级下达,密切配合。     

从《阴晴史》看朝鲜王朝的近代外交

《阴晴史》是朝鲜王朝派赴天津的领选使金允植的日记,对朝鲜王朝近代外交活动有丰富的记录,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由于金允植的特殊使臣身份,使得该书可以反映出一些朝鲜王朝的近代外交的细节活动和基本特征,朝鲜既希望保持传统的"事大"外交,又渴望维护朝鲜自身的利益,但因为其国力的弱小和东亚局势的变化,而被迫开展近代外交,在外交上受制于人。此外,我们也可以从中解读出两班士人对当时外交形势的一些看法和心态。     

从《阴晴史》看朝鲜王朝的近代外交简

《阴晴史》是朝鲜王朝派赴天津的领选使金允植的日记,对朝鲜王朝近代外交活动有丰富的记录,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由于金允植的特殊使臣身份,使得该书可以反映出一些朝鲜王朝的近代外交的细节活动和基本特征,朝鲜既希望保持传统的＂事大＂外交,又渴望维护朝鲜自身的利益,但因为其国力的弱小和东亚局势的变化,而被迫开展近代外交,在外交上受制于人。此外,我们也可以从中解读出两班士人对当时外交形势的一些看法和心态。     

WTO与我国政府职能与政策的调适

加入TO,使我国宏观行政生态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这必然要求政府体制和管理适应这种新形势,特别是要求在政府职能和政策方面作出相应的调适,主要是：增强维护本国经济利益和经济安全的外交职能;建立有关协助本国企业WTO事务的支持和服务体系;加强宏观调控职能和调适对外贸易管理的相关政策;营造本国或地区在全球市场中的区位优势。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现实意义及其思想基础

正时代在发展,世界在进步。国家的外交理念也应发生相应的变化。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的外交理念不断升华。从"解放全人类"到建设和谐世界,再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些变化既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世界观的与时俱进,也反映了中国人民对世界和平与发展的美好追求;既是对五千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弘扬创新,也是对新中国六十多年外交优良传统的继承发展;既彰显了中国外交的大国担当,也表达了中国对国际事务和人类发展有所作为的理论和实践。     

从博弈基地到角逐石油——美国对利比亚伊德里斯王朝的援助外交及其影响(1951—1972)

美国对利比亚伊德里斯王朝的援助外交在美国对外援助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展现了美国对利比亚伊德里斯王朝从惠勒斯军事基地上的博弈到保护石油利益的角逐历程,援助重心也历经经济援助向军事援助的转变。遏制苏联、压制埃及、使用军事基地是美国不断增强对利比亚援助的主要原因。通过援助外交,美国占有惠勒斯军事基地,拥有与苏联对抗的战略平台,开发石油也使得美国石油公司获益颇丰。美国援助外交的本质是使伊德里斯王朝服从美国称霸中东的总体战略,压制勃勃兴起的阿拉伯民族主义。结果把冷战因素引入利比亚民族国家构建进程中,使得伊德里斯王朝军队整合与政权合法性建构陷入困局,葬送君主制政权。历史经验表明,超级大国对亚非拉国家的干涉往往使地区冲突不断,安全局势恶化,同时使得被干涉国原有的国内问题更难以解决。     

"和谐世界"与中国外交的变化

"和谐世界"是中国政府近年来提出的重大国际战略构想,它继承了中国既有的外交思想,同时又包含许多创新,从而使中国外交发生了一些新变化。尤其是"和谐世界"发展了独立自主和平外交的框架,使中国外交进入"和谐外交"的新时代。     

《改革时代中国外交与安全政策的制定》述评

在《改革时代中国外交与安全政策的制定》一书的序言中,戴维·莱姆伯顿特别提到“作为一名教师,我发现自己需要系统闸述关于‘中国的外交和国家安全政策是如何制定的’这样一本书。”该书的出版使莱姆伯顿梦想成真,其圆满成功得益于下述三个因素:首先,在过去的二十年里中国的政策程序已达到了可以被评述及分析的成熟程度。改革时代的机构最早可在多克·巴涅特(Doak Barnett)的《中国外交政策的制定》(1985)一书中瞥见,然而这些机构当时还处在发展的初级阶段,以至于巴涅特该书的中文译本被用     

试论伊丽莎白一世的婚姻外交

伊丽莎白一世是英国都铎王朝的末代君主,本文对其在位期间闻名于世的婚姻外交进行了系统的论述。文章由五部分构成:第一部分阐述伊丽莎白一世时期英国的经济政治总体形势,此为其婚姻外交的坚实之根基;第二部分阐述伊丽莎白一世时期英国所处的国际地位和背景及外交政策总体目标,此为女王开展婚姻外交的直接动因;第三部分分析伊丽莎白一世的个人素质和独特经历,此构成为女王婚姻外交的必要先决条件;第四部分论述女王婚姻外交的辉煌成果;最后部分总体评价女王婚姻外交之得失作为文章的收尾。本文试图阐明:女王的婚姻外交之实施本质上符合其外交政策总目标,有其历史的必然性及其不朽意义。     

简论中国早期外交近代化的延误

18世纪末至19世纪中叶是中国最初步入国际政治舞台的关键时期,这一时期中英两国在外交上的接触与冲突,是处于社会转轨关键时期的清政府遇到来自西方近代外交体制的首次冲击.然而,封闭的外交体制和自我陶醉的文化心态使清政府既无法体察中英两国国势的急剧变迁,又不能对西方近代外交体制的严峻挑战作出敏锐的反应.中英《南京条约》的签订不仅标志着天朝传统外交政策的结束,而且定下了近代中国屈辱的不平等条约制度的外交格局;清朝落后的外交机制以及险恶的国际环境严重地阻滞着中国外交近代化的进程.     

书讯

李大龙、李元晖著《游牧行国体制与王朝藩属互动研究》由内蒙古大学出版社于2018年9月出版。全书包括导言和八个章节,共25.1万字。第一章游牧行国体制与王朝藩属,第二章游牧行国体制与王朝藩属的第一次碰撞和重组,第三章游牧行国体制与王朝藩属的对峙与重组,第四章游牧行国体制与藩属的第二次碰撞和重组,第五章游牧行国体制与王朝藩属的第二次对峙和重组,第六章行国体制的发展及对不同族群的整合,第七章行国体制与王朝藩属的再次对峙,第八章农牧结合王朝的出现及其对两大族群的整合。     

《拜占庭帝国通史》

正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3年6月版,约53万字。该书用10章的篇幅,系统地叙述了君士坦丁时代、狄奥多西王朝、利奥王朝、查士丁尼时代、希拉克略时代、弗里吉亚王朝、马其顿王朝、科穆宁一杜卡王朝、十字军狂潮、拉丁帝国、拉斯卡里斯王朝至末代巴列奥略王朝漫长而曲折的拜占庭帝国盛衰兴亡史;全面论述了奇绝独特的拜占庭文明,包括其文学、艺     

“道义外交”与国民政府对日外交策略

1934年底开始被中、日两国政府提倡,而在1935年上半年盛行一时的中日“亲善外交”(或称“道义外交”),在当时即扑朔迷离。此后研究大多对其持否定态度。本从外交策略的角度,阐述了国民政府在“道义外交”实施前所面临的外交困境以及国民政府为改变中日外交状况而实施“道义外交”的策略思路;对日本外务部门和关东军对“道义外交”的不同回应也进行了分析;对国民政府由于“道义外交”开展而面临日本军部和外务省两方面压力的状况作了描述。指出,从外交策略上看,不能排除它是国民政府对日外交政策和策略的一种主动积极的调整,而不能将其完全视为本质性的卖国外交政策和策略。但是,它的实施和失败,既使国民政府的外交重新陷于了被动,也使国民政府的民族代表性遭到质疑。     

从和平共处、求同存异到维护世界的多样性——中国外交对国际社会认识与反应的演进

从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首先倡导和平共处、求同存异的外交思想到第二代领导集体对和平共处、求同存异外交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再到第三代领导集体强调尊重并维护世界多样性,反映的是中国外交正确认识国际社会、充分尊重客观现实、合理应对时代变化的历史进程。实践证明,和平共处、求同存异与维护世界多样性的主张,不仅反映了国际社会的本质,而且代表了国际社会发展的趋势,它们既是中国推行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的指导思想,也是中国外交对当代国际关系理论的重大贡献。     

从晚清外交机构的演变看中国外交近代化

近代中国在外力的逼迫下打破了＂夷夏之防＂,开始接受西方外交观念、外交制度,并逐步建立起自己的外交体制,慢慢地融入了世界,形成了新的国家关系,成功实现了外交的近代化。文章从外交机构的演变、近代中国外交转型的原因、中国外交近代化的评价三个方面进行论述。     

蒋介石与战时外交体制探析——以宋子文使美为中心

国民政府战时外交体制的功用,体现在重大外交决策以及人事安排上,其特征就是高度集权于蒋介石个人。自1940年6月起,宋子文以蒋介石个人代表的身份长驻美国期间,直接对蒋介石本人负责,与蒋介石之间的重要联系力求绕开行政院副院长孔祥熙和外交部,也绕开驻美大使胡适,对美交涉成就显著,是战时外交体制灵活、高效、保密且成功运作的范例。蒋介石的最高决策地位,既是战时外交体制的基本特征,也是这一体制得以维系运作的重要因素。战时外交体制的确立,固然是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的集体抉择,但对战时外交体制的认同却是非常复杂和难以掌控的,其运作过程的稳定性也就难以保证,这也是战时外交体制的主要局限性所在。     

试论日本战后独立体制的确立及其影响

从1952年日本媾和独立到1960年由“政治主义时代”转入“经济主义时代”,是日本作为一个战败国由“占领体制”向“独立体制”过渡的时期。“独立体制”的构建过程主要通过“逆流”表现出来,其具体内容包括政治上的“一党优位制”、外交上的日美安保体制、经济上的自由经济体制、行政上的中央集权制等。日本政治在这一过程中表现出来的对权威主义、保守主义及政治主义的追求,决定了日本战后政治体制的性质及其发展走向。     

中、法六世纪科学水平的初步比较

中国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迄今已有5000余年的历史。法国历史较短,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只有2000余年。公元6世纪时,中国已经历了夏、商、周时代,秦、汉时代,进入了魏晋南北朝时代,处于封建社会高度发展的时期;法国当时也已经历了自由独立高卢时代,罗马化高卢时代,进入了法兰克人统治的墨洛温王朝时代,处于奴隶社会的末叶。     

本期寄语

正本期"古代地中海"栏中刊出3篇文章。刘亮的《古埃及父子共治问题探究》指出,古埃及时代常出现父子共居最高统治者地位的现象,多见于王朝更替之初,可以确保顺利传位并维护家族统治,但托勒密王朝中后期出现的夫妻、母子等其他形式共治却加速了王朝灭亡。陈思伟《公元前4世纪雅典海上贸易从业者的政治参与》认为,古典时代雅典海上贸易从业者的政治参与和影响力一直被低估;基于对若干家族的考察可知,雅典公民通过投资或经营海上贸易利用其邦际人脉、资本和管理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