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届“东亚秩序与近代中国”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正2014年8月24-25日,第二届"东亚秩序与近代中国"国际学术研讨会在长春举行。此次研讨会由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东北师范大学东亚文明研究中心、《抗日战争研究》编辑部、《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编辑部联合主办,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协办,东北师范大学世界文明史研究中心承办。会议期间,来自日本、韩国、越南、中国大陆及台湾地区的30余名学者,承继第一届研讨会的问题意识,围绕着"东亚秩序之理念与构造"和"朝贡体系与近代亚洲"两大主题,展开了深入     

第三届“东亚秩序与近代中国”学术研讨会综述

正2016年8月27—28日,由《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编辑部、《抗日战争研究》编辑部和云南大学历史与档案学院共同主办的第三届"东亚秩序与近代中国"国际学术研讨会在云南大学召开,会议主题是"东亚秩序之理念与实践"、"朝贡(藩属)体系与近代亚洲"、"抗日战争期间的边疆与周边"。来自中国、日本、韩国、越南等国的学者40余人参加了会     

试论中国边疆学“三大体系”建设

中国边疆学学科建设是近年来中国边疆研究学界关注的重点,文章认为中国边疆学具有独立学科的特点,中国边疆历史(基础)学和中国边疆应用(现状)学构成其学术体系,其下以区域构成研究方向,而话语体系则由中国边疆、多民族国家中国形成与发展、东亚传统"天下秩序"形成与发展、中国传统治边思想及其实践、海疆与海洋、中国边疆学学科等六个方面的话语体系建设构成基本内容。进而从四个方面对当前中国边疆学面临的问题阐述了自己的看法,并认为将以少、散、乱为特点的研究队伍"团结凝聚"为"中国边疆研究学术共同体"是中国边疆学"三大体系"建设和中国边疆稳定与发展的现实需求。     

第九届中日学者中国古代史论坛综述

正2017年8月24—28日,第九届中日学者中国古代史论坛在河南大学召开。来自中、日两国的60余位学者与会,围绕东亚政治秩序与信息沟通、东亚文化交流、传统中国的对外关系等议题,展开了观点碰撞和深入交流。东亚政治秩序与信息沟通。渡边义浩《两位"亲魏"王——三世纪的东亚国际秩序》通过对大月氏、倭国的微观分析,揭示出三国政权对周边政权的争夺。孙昊《制造"夷狄":古代东亚世界渤海"首领"的历史话语及其实践》指出唐朝、日本、     

前近代东亚多民族国家疆域理论体系的建构——以《从“天下”到“中国”:多民族国家疆域理论解构》为中心

在前近代东亚地区的历史场景下,以北方游牧族群和政权与南方农业族群和政权之间为主的互动与凝聚,不仅形成了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东亚文明圈,而且也构建了被后世称之为"东亚秩序"的政治格局,进而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一整套有关该地区特别是多民族国家政治、经济、民族与文化生态的独特思想、观念与叙事话语体系。近代以来欧美列强的入侵及其主导的近现代国际秩序,则打破和取代了传统的"东亚秩序"政治格局与思想体系,并试图在西方政治传统和强势学术话语体系之下解构与重构中国多民族国家形成与发展的历史,从根本上实现其所构建的"去中国中心主义"。在此情况下,立足前近代东亚历史发展的实际情况,从多民族国家疆域自身的演变历史、思想基础、制度体系与政策实践等四个层面总结、提炼与构建自成体系的本土疆域理论与学术话语体系,不仅为我们与西方学术界展开客观而平等的学术对话提供了基础与可能,而且对建设中国特色的边疆学学科体系也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中国边疆学构筑再思考——“三大体系”建设之我见

中国边疆学的学科定位应是社会科学学科门类"交叉学科"下设的一级学科。中国边疆学的学术体系可用"一体"即中国边疆学,"三领域"即中国边疆理论体系研究、中国边疆历史研究、中国边疆治理研究。中国边疆学话语体系至少可包括:中国边疆界定、"两大历史遗产"在国人历史认知建设中战略地位、统一多民族中国形成与发展中"统一"与"多民族"、亚洲传统"天下秩序"形成与发展过程解构、中国传统治边思想及其实践、海疆与海洋六个方面话语体系的阐论。     

泛朝政化与史料运用偏差对边疆史地研究的影响——以明代“三征麓川”研究为例

明代"三征麓川"是关系西南边疆稳定和国家安危的重要事件。明清史家由于对西南边疆地理环境、历史发展缺乏准确认识,或出于某些政治需要,用政治情感代替理性的史实分析,忽略对事件本身的探究,疏离对引发战争的边疆形势的考察,仅就朝政进行评述,出现了泛朝政化倾向,使这一边疆问题异化为朝廷政治斗争。而当代部分学者误将明清史家带有政治偏见的评论作为第一手史料运用,又使相关研究出现严重偏差。本文通过对明代"三征麓川"的历史进行探本寻源,试图说明边疆历史问题的复杂性以及研究时应注意的问题。     

琉球王国的首里城

随着全面接受明文化的影响,琉球王国成为东亚文明圈的一员。国都首里城与王府正殿朝向西面,这与东亚文明圈"天子南面"的传统明显不同。笔者围绕着"南面与西面"问题解析琉球王国相关的历史,提出了新见解。     

连通“一带一路”的中国边疆:历史、现状与发展——第五届中国边疆学论坛综述

<正>2017年9月23—24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研究所与云南大学历史与档案学院、云南大学《思想战线》编辑部·文科学报编辑部共同主办的第五届"中国边疆学论坛"在云南大学召开。来自全国各地近40所高校及研究机构的120余位专家、学者围绕"连通‘一带一路’的中国边疆:历史、现状与发展"的主题展开了热烈讨论。会议分为主题发言     

《“倭寇”与明代的东亚秩序》评介

正明代的"倭寇"问题是明史研究的重大课题,20世纪以来,众多学界前辈针对这一问题进行过相关探讨。既往研究主要围绕以下几类主题展开:一是在"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大背景下,关于"倭寇"性质的讨论;二是明代"海禁政策"与"倭寇"产生的关联性问题;三是针对某些具体问题,如嘉靖"大倭寇"爆发原因、明代"倭寇"与海防著述、明代朝贡体系等进行研究。     

明袁琎“被掳”像的形成与中日朝交涉

嘉靖二年,日本大名细川氏和大内氏分别派遣使团赴明朝贡,抵达浙江宁波后,双方因勘合真伪问题引发武力冲突,伤及明朝军民,史称"宁波争贡事件"。嘉靖皇帝对此事的处理态度明显前后不一,这种变化的产生,应与关于明朝指挥袁琎"为贼向导"的"隐情"有着某些内在关联性。相较于"被掳",前者更有损于天朝威严与东亚区域秩序的稳定,这也成为后来东亚诸国交涉中的一个重要问题。事件发生后,明朝虽然表现出较为强硬的态度,但并未断绝与日本的朝贡贸易往来;日本方面也积极寻求途径,希望消除误会;而朝鲜对事件"隐情"的刻意回避,则避免了事态的进一步扩大。在各方的利益斗争与妥协中,所谓"为贼向导"的言说逐渐被淡化,最终完成袁琎"被掳"形象的塑造,并成为东亚区域各国共有的一种主流描述。可以说,基于自身利益需求,各方都有意无意地选择了对传统东亚区域秩序体系的修复与维护,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这一秩序体系"事大字小"的伦理关系及其历史合理性。     

朝贡制度与东亚地区传统国际秩序——以16-19世纪的明清王朝为中心

东亚地区传统国际秩序应称"封贡体系"较为周全。封贡关系的要义在于"事大"与"字小"。从中国明清王朝与朝鲜、琉球、越南等属国关系看,朝贡制度也是双边贸易、文化交流、边疆管控以及司法合作的基本机制,而在属国遭遇国家安全危机时,作为"上国"的明清王朝也积极进行政治外交和军事上的援救行动。不过,朝贡制度旨在建立"上国"与"属国"之间的主从关系,各个"属国"之间并没有围绕"上国"而形成合作联盟。因此,它在近代难以抗衡运用条约体系的西方列强以及日本在东亚地区的扩张。     

朝贡制度与东亚地区传统国际秩序——以16-19世纪的明清王朝为中心北大核心CSSCI

东亚地区传统国际秩序应称"封贡体系"较为周全。封贡关系的要义在于"事大"与"字小"。从中国明清王朝与朝鲜、琉球、越南等属国关系看,朝贡制度也是双边贸易、文化交流、边疆管控以及司法合作的基本机制,而在属国遭遇国家安全危机时,作为"上国"的明清王朝也积极进行政治外交和军事上的援救行动。不过,朝贡制度旨在建立"上国"与"属国"之间的主从关系,各个"属国"之间并没有围绕"上国"而形成合作联盟。因此,它在近代难以抗衡运用条约体系的西方列强以及日本在东亚地区的扩张。     

文教普及与边疆秩序*——清前期对广西府江流域的文教治理

在广西府江流域,明清两朝对这一流官区域的有效控制,经历了漫长的历史过程。明代推行的军事高压政策并没有能够遏制府江的动乱。清代改变统治策略,推行文教治边。在国家与地方精英的相互配合下,王朝文教的推广不再是"自上而下"的简单说教,而是以文教普及的形式出现,并与边疆秩序互为契合,实现了府江流域的长久安定。但是,乾隆中叶以后伴随着文教普及的中辍,带来了"冒籍混考"、"文教空白区"等社会问题,进而引发了当地社会的冲突与动荡。这一起伏跌宕的历史过程为解决清代如何在边疆地区具体地推行和落实文教治理的问题,提供了一个生动个案。     

明代蒙古部落大批入据青海考论

本文考证明代蒙古部落大批入据青海这一纷乱、复杂的历史过程,深入分析多方面矛盾交织的内、外因,对厘定明代中后期这一影响巨大的西北边疆少数民族迁徙事件的历史真相有重要史学价值,同时对当代处理民族关系问题和民族宗教问题也有一定借鉴意义。     

明代蒙古部落大批人据青海考论

本文考证明代蒙古部落大批入据青海这一纷乱、复杂的历史过程,深入分析多方面矛盾交织的内、外因,对厘定明代中后期这一影响巨大的西北边疆少数民族迁徙事件的历史真相有重要史学价值,同时对当代处理民族关系问题和民族宗教问题也有一定借鉴意义。     

“东亚的传统秩序与演变”学术论坛召开

<正>近年来,以中国为中心所形成的东亚传统秩序日益受到学者的重视。东亚传统秩序的形成既有中国的影响,又有周边国家的互动,在形成的过程中,既有结构上的稳定,又隐含着渐变的因素。2017年5月11—14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韩国成均馆大学校东亚学术院联合主办,安徽大学历史系、安徽大学徽文化传承与创新中心承办的第七届中韩学术年会在安徽合肥成功举行。本届年会以"东亚的传统秩序与演变"为主题,正与当前学界关心问题的契合。具体而言,可分为两个议题。     

明代辽东中层行政管理区划的形成——以辽东苑马寺卿兼职兵备事为线索

辽东是明代边疆防御体系中的重要地区。由于各种历史地理因素所限,明代辽东地方行政实行军事化的卫所制管理,以一个都司管理25个实土卫,一度形成了行政管理幅度过大、难以实行有效管理的局面。因此在嘉靖年间,辽东全境被划分成6个行政地理单元分别管理,同时从"军管型政区"向"文管型政区"转变,将相邻各系统文官都纳入当地管理体制,连朝廷派驻辽东管理马政的苑马寺卿和行太仆寺卿也各领一道辖境,处理地方军政事务,从而使辽东形成了事实上的三级行政区划。这种增加行政管理层级、缩小管理幅度、实行军事管理与文官监督相结合的处理方式,体现了明代地方行政管理中因地制宜的思路,同时也反映出明代辽东边疆经略中的许多问题。     

嘉峪关:明代绿洲丝绸之路上的必经门户——嘉峪关与明代丝绸之路高层论坛综述

<正>嘉峪关是我国明代万里长城的西端起点,不仅是明代西北边防极其重要的军事关隘,也是古丝绸之路上的必经门户。长期以来,学界论及丝绸之路,主要关注汉唐时期的丝绸之路,而谈及明代丝绸之路,又存在重海上、轻绿洲的现象。由《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编辑部、西北师范大学中亚研究院、甘肃省历史学会联合主办,西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天津大学建筑学院、嘉峪关长城博物馆承办的"嘉峪关与明代丝绸之路高层论坛",于2019年7月26日至28日在嘉峪关市举行。来自全国各     

唐朝藩属政权的“华夏时间”——以南诏、渤海年号改元为线索

<正>中国历史上,藩属体系将历代中原王朝行政统治区域外围的藩部、藩属政权,与王朝连为一个有机统一整体,能够衔接“化内”与“化外”,是凝聚“历史中国”的核心政治体制之一。¹7—9世纪唐王朝主导的东亚政治秩序,是中国古代藩属体系典型。不过,对藩属体系的研究不能只立足于中原王朝,也应尝试站在边疆藩属政权视角,审视这一体系运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