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日录》与《神宗实录》

《日录》是王安石在熙宁年间执政时私下记录的君臣奏对之语 ;在绍圣年间由蔡卞纳入史局用以重修《神宗实录》 ,从而得以流布于世 ,也成为新党“绍述”的重要凭据 ,对北宋后期政治影响甚大。宋徽宗即位不久 ,陈、杨时等对《日录》进行批判。他们的批判 ,对揭露蔡京一伙假绍述以行其私不无积极意义 ,同时也暴露了党争的面目。史家的李焘在《续资治通鉴长编》中大量征引《日录》进行补缺、考异 ,同时又完全赞同陈说法而大量征引。这就把《日录》推向了被审判的位子。南宋再次重修《神宗实录》 ,是站在元祐史官的立场上。元修《宋史》沿用重修的《日录》。     

論“元祐學術”與“元祐敍事”

"元祐學術"不僅體現了北宋蜀學、洛學、朔學三大學派的某些相同的經學思想,而且輻射到了文學、史學、制度等多個文化層面,是元祐黨人用來排斥"荆公新學"、廢棄熙豐新法的理論依托。紹聖以後,"元祐學術"遭致嚴厲禁錮,也成了"紹述"新黨排斥政敵的一個專門術語。南宋士大夫在反思北宋覆亡的歷史過程中,卻以一種過於偏執的認同,以及簡單的二分法和柔性敍事的手段,展開了以"元祐學術"爲判斷標準的歷史敍事;並將"元祐學術"視爲宋代進入"後三代"的重要標志,對後世産生了深遠的影響。其實,從"元祐學術"的形成與被禁,到"元祐敍事"的展開,均與朋黨之爭息息相關,典型地體現了宋代士大夫優劣雜陳、得失參半的政治文化性格。     

蔡京与北宋后期的役法变革 ——从对邵伯温相关记载的考辨谈起

蔡京在北宋后期役法变革中扮演着重要角色.邵伯温《闻见录》通过对蔡京在两次役法变革中言行反复的记载塑造了其投机主义者的典型形象,奠定了后世史书中蔡京"奸臣"论断的基调,影响及至今日.实际上,元祐初役法论争的具体情况颇为复杂,蔡京迎合司马光的说法存在诸多疑点.蔡京坚定地主张免役法,也并非是迎合章惇,因为在章惇就职宰相之前役法变革的方向已经确定.哲宗亲政时期,蔡京在《绍圣常平免役敕令》的制定上贡献最大,堪称恢复新法的功臣.蔡京对新法的高调坚持使他成为了绍述之政的一面旗帜,为他在徽宗朝受重用赢得了重要的政治资本.     

宋神宗起用王安石知江寧府的背景及其政治和文化意涵

王安石在宋英宗朝一直閑居江寧,不肯回朝復職,因爲他和當政的首相韓琦有很深的矛盾。治平四年正月神宗即位後,北宋朝廷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一方面,神宗很早就對王安石具有深刻的印象,希望將他召回委以重任;另一方面,神宗對長期專政的韓琦産生不滿,希望收回下放已久的權柄。次相曾公亮爲了排擠韓琦,力主再次召用王安石,並與參知政事吴奎産生齟齬,這些矛盾最終在治平四年閏三月的一場御前辯論上集中爆發。嗣後,神宗起用王安石知江寧府。這是具有濃厚的政治象徵和文化隱喻意味的任命,在政治上象徵神宗、王安石"君臣合作"的開端,在文化上隱喻王安石"以道進退"與"觀時而動"相結合這一出處哲學的成功實踐。     

熙丰变法与宋仁宗形象的提升

宋仁宗赵祯在位42年,基本上算是个平庸之君。他在位期间,臣僚对他的评价并不高。不过,其形象却在身后得到极大的提高,这一过程始于熙丰变法时期。神宗与王安石强力推行新法,遭到元老重臣的反对。但神宗不为所动,元老重臣转而反对变法,鼓吹祖宗之法不可变,更积极地制造赞颂祖宗之法的舆论,仁宗的形象也被美化。仁宗形象的提升与宋代政治关系密切。     

元符政争管窺——以蹇序辰出使案爲中心

北宋哲宗親政後,以"紹述"爲國是,恢復神宗法度和打擊"元祐黨人"成爲哲宗親政時期的政治主線。在其親政後期,新黨内部章惇、曾布、蔡卞等宰執又朋黨而立、鬥爭不斷。元符二年(1099)的蹇序辰出使案,本是一件簡單的出使失儀案,卻因宰執間的鬥爭而升級爲詔獄,此案也成爲了宰執間博弈的戰場。"蹇案"中,宋哲宗對屬於新黨的蹇序辰采取相對優容的態度,對宰執間的明爭暗鬥也表現出一種放任的姿態。"蹇案"雖不算哲宗時期的大案,卻也頗能折射出元符時期的政治生態。     

近代日本的两党制构想与实践

明治维新后,政党成为近代日本政治中的重要势力,尤其是自由党与伊藤博文合作结成政友会后,在原敬主导下渐成"一党独大"之势,而非政友会势力欲建新党以抗衡,最终成立了立宪同志会(后发展为宪政会、民政党),近代日本朝向两党制方向发展,并在1924-1932年间实现了两党制。但是,政友会与民政党政策渐趋同质化,政党在选举中腐败堕落和丧失理念,政务官制也出现变质,两党制极其脆弱。1932年"五一五事件"后,军部与官僚主导政治,近代日本的两党制实践以失败告终。     

“元祐党籍”、“庆元党籍”人名考异——《道命录》考异CSSCI

《道命录》是南宋李心传编撰的一部记载两宋道学兴衰的编年体史书,在对其整理、点校过程中发现,《道命录》中所收录的"元祐党籍碑"、"庆元党籍"人名由于刊刻疏漏等原因造成诸多差异,今参考其他史籍以求其实。     

党的政治建设:历史演进与存废博弈

党的政治建设是党的自身建设中的根本性范畴。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的政治建设的演进主要体现在党的政治纲领、政治路线和党内反倾向斗争中。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党的政治建设的演进呈现出双向性,既有其积极一面,也有其消极一面。改革开放新时期,党的政治建设演进主要体现在初级阶段基本路线、领导干部讲政治上,逐渐淡出党的建设布局体系。基于党的政治建设在党的建设布局体系中存废的现实合理性、逻辑必然性,我们应致力于健全完善以党的政治建设居于幕后统领下的"五位一体"的党的建设布局结构。     

和刻本宋代筆記譾論

<正>宋代立國之後,稽古右文,優待士人,文士的地位得到空前提高,文人學士也有較多的餘暇從事學術研究與文學創作。宋代的士大夫大多同時在政事、學術和文學等領域都有所成就,筆記是他們從政、治學、爲文之餘,寫作的"非文藝散文"("Nonliterary"prose)~②,也是宋代士大夫對宋代文化的貢獻之一。雖然筆記在創製之初,仍带有"隨意性,非正式,能包容单纯的消遣和娱樂"~③的一面,但隨着宋代學術的演進,宋代筆記越來越呈現出專業化、學術化的特     

从“武昌假光绪案”看己亥建储前后的舆论和政局

刘成禺笔下的"武昌假光绪案"流传甚广,情节却未必近真。本文首先是考订该案史实,进而管窥己亥、庚子之交的政局演变。认为该案属于撞骗之案,"假光绪"并无任何政治企图。之所以由"常案"升级为"奇案""巨案",主要由"建储"前后的政局大气候所致。最重要者是"建储"后,《汉报》等新党报刊为维持"反废立"的舆论热潮,有心煽惑;旧党为压制舆论而野蛮报复。政局在"新党肆于言""旧党肆于权"的交替上升中一步步恶化。     

北宋熙宁四年东明县民上访事件与变法君臣的危机处置

北宋神宗熙宁四年五月,正在试行雇役法的开封府东明县的大量县民因不满官府为征收役钱重定的户等而进京越诉。反对变法之臣将此事归咎于雇役法的施行,试图借此迫使朝廷撤销雇役法。事发之初,神宗与王安石的失措几乎导致雇役法的夭折,但曾布、邓绾、赵子幾等人的应对与配合十分到位。他们或迅速面见王安石,助其控制事态;或逐条辩驳反对派之言论;或揭发对事件负有重要责任的东明县知县贾蕃的违法事实,为变法君臣将事件化"危"为"机"奠定了基础。事后,变法君臣一方面针对东明县民的诉求改进雇役制,另一方面更加注意新法的系统性,变法派的理政能力亦由此得到提升。曾布由于事件中的出色表现,奠定了其后在变法集团中的核心地位。     

高墙内的“派系”轮替:国民党感化政策在江西的推行(1930-1935)

1932年3月,国民政府开始推行"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方针,这一"剿共"政治即包含了如何处置投诚俘虏的重要问题,为此,蒋筹划在江西反省院的基础上建立一所覆盖湘鄂闽赣等22省的大型感化院。高墙之内,暗藏汹涌,感化院内先后上演"CC系"、"黄埔系"和"政学系"分别所代表的党、军、政三方围绕主办权的权力竞夺。透过高墙内权力竞夺的背后,我们不仅看到蒋介石在用人政治中凸现出来的重军轻党的浓重痕迹,也看到了蒋的这一策略中隐含的"政以军兴,政亦以军废"的重要特征。缕析感化政策在江西推行的过程,我们不难发现,蒋在某一政策的兴废过程中,往往以"派系"轮替的用人策略执行其"剿共"政治,这与我们以往认识的"多元竞轨"的制衡策略又有所不同,或许这是历史复杂性的另一面相所在。     

“非遗后时代”传统民俗的生存语境与整合传播——基于泰山东岳庙会的考察

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由"重申报"转为"重保护"阶段的"非遗后时代",传统民俗面临着信息传播的"全媒体转向"和当代文化的"视觉转向"这样的传媒生态。要在传统和现代、世俗与神圣、地方性与全球性、文化建设与产业发展等诸多对立统一的存续要素间获得更好的发展,"非遗后时代"像泰山东岳庙会这样的传统民俗必须顺应媒介化社会的现实语境,应和全媒体时代信息传播的"全媒体转向"和当代文化的"视觉转向"这一传媒生态,以提升社区参与度,从传播内容、传播主体和平台、传播形式等层面进行更为多元的整合传播。     

汉武帝时“宽厚长者皆附太子”新考——对阎步克《汉武帝时“宽厚长者皆附太子”考》一文的商榷

文章通过重新分析各类核心史料,认为在汉武帝统治后期的高压政治生态下,朝中并不存在所谓"宽厚长者"守文政治势力。石徳、张安世等人亲附太子刘据,是出于政治投机目的,极少数持不同政见的臣僚,也不能作为形成政治势力的判断标准。分析武帝、太子在巫蛊之祸前后的政治表现,也难以得出所谓宽厚长者亲附太子形成政治势力的结论。巫蛊之祸超越了汉武帝、太子两条政治路线之间的纷争,交织着皇权、新兴军功集团、酷吏、外戚四股势力之间的争斗,深刻的影响了西汉中后期的政局。     

近代湖南区域文化与戊戌新旧之争

中国近代明确的新旧之分,即“新党”、“旧党”等群体认同词汇的频繁出现,大约即在戊戌变法前后,在新政推行较早的湖南,新旧之分在光绪二十三年末似已基本确定。叶德辉在那年底的《与石醉六书》中,已开始大肆攻击梁启超在湖南传播公羊学,他在后来刊印的信末按语中说...     

学、政、教:晚清中国知识转型的基调及其变奏

围绕学、政、教分析晚清中国的知识转型,大致可以梳理出这样的基本线索:其一,"教"与"学"之结合构成来华西人"援西入中"的基调,区分"西教"与"西学",相应成为晚清接纳近代知识的重要一环;其二,"政"与"艺"的变奏映射出中国本土对新知的接引,方向多所调整,内涵不断拓展;其三,"学"从"器""技""艺""术"的定位中被拯救出来,并在"普遍性"与"现代性"的论述中奠定其地位。内中所展示的"变奏",即是"学"取代了"教",超越了"政"。当然,这些关键词其内涵并非一成不变,尤其是伴随学科知识成长出现新的学科"语词",更表明其"语境"较之过往大异其趣;"学""政""教"三者在言说中就分别被其他的意思所替代,所谓"学",不再是"西学",甚至也不是所谓的"新学",而成为"近代知识"的代名词,涵盖"诸学科",而所谓的"教"与"政",更是被安置于"宗教"与"政治"之学。     

袁世凯与中国近代化刍议

袁世凯是中国近代史上既臭名昭著又一度呼风唤雨的历史人物,一直是学界研究的热点。但很多论述依然脱不了其"奸雄"、"窃国大盗"等脸谱化概念。历史人物往往是复杂的、甚至很多时候是矛盾的。由于袁世凯政治生涯前后期为官性质不同,前期扮演着臣子角色,后期则为一国当政者,截然不同的角色必然会对中国近代起着不同作用,产生不同影响。本文将重点论述其施政过程中推进近代化的积极性贡献,同时指出在其登上权力顶峰后为所欲为,逆历史潮流而动,在一定程度上迟滞了近代化进程的反动性一面。     

抗日战争中的桂系

桂系是以李宗仁、白崇禧为代表的广西地方实力派,是在北伐战争中发展起来的地方军阀集团。他们同国民党中央有矛盾,九一八事变后,桂系从国民党阵营中分裂出来,积极主张抗日,支持全国的救亡运动,并派军队开赴前线,抗击日寇,表现出进步的一面。但是,桂系毕竟是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地方实力派,他们同进步势力也有矛盾,因此在抗战中表现出反共反人民的一面。本文试就桂系在整个抗战中的表现,分三个阶段进行论述。从九一八事变到七七事变的桂系     

从秦汉学术背景看伏羲历史地位的确立

从先秦开始,中国学术从“百家殊方,指意不同”的百家争鸣局面逐渐转向理性探索意识形态之源。秦汉时期,出现了大一统的历史格局,从分裂中走来的崭新时代需要统一的学术理想,同时需要重新认识与各民族的关系。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作为中华民族伟大的人文始祖,伏羲氏被冠冕堂皇地推向中国历史舞台,伏羲时代也成为中华文明的起点。本文重点论述在秦汉学术背景之下时局的转变所反映出的思想变化,以此来说明伏羲氏历史地位确立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