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高宗朝科举试策中的“光武故事”

在南宋高宗朝的科举试策中,与光武帝刘秀中兴汉室有关的"故事"频繁出现。以光武中兴的"古典"来晓喻现实政治中的"今事",成为高宗朝科举试策中的一个模式化情节。究其原因,这与高宗君臣借由光武故事的讲述进行中兴形象塑造和政治宣传密切相关。科举试策中的光武叙事,也进一步助推光武故事在朝野的传播和接受,成为宋高宗"中兴"的"声音"与"形象"在士人群体中获得响应的表征。试策中的模式化叙事,是观察帝制时代科举、政治和士人生活等交互关系的一个新视角。     

理异于兹:唐中宗禁言中兴的历史语境

中宗在武周回归李唐之后被奉为"中兴之君",其与夏少康、汉光武帝同列的政治光环十分耀眼。从武则天退位到去世之间,中宗于神龙元年二月下令天下诸州置大唐中兴寺观,并曾御制《大唐中兴三藏圣教序》;武则天去世之后,中宗朝廷从洛阳回到长安,其对中兴的态度也发生了变化。神龙三年二月,张景源上疏引发中宗对"中兴"定义进行重新反思,最终决定改中兴寺观为龙兴寺观,且内外奏事禁言中兴,并得到了切实的执行。从盛言中兴到禁言中兴,中兴寺观仅仅存在了两年时间。但中宗对中兴盛誉的自我否定,暗含的历史语境却是当朝所谓的"中兴"与少康、光武"理异于兹",不能类同;而中宗也在禁言过程中完成了由肩负中兴使命的圣君到重拾亲情伦常的人子的角色转换。极具戏剧性的是,在随后的睿宗、玄宗朝,中宗的中兴形象又被重新塑造起来,这种复杂的轮替直接推动了后世(如元和中兴)中兴观念的变化与界定标准的分途。     

曹勋与“太祖誓约”的传说

宋徽宗在靖康二年北狩途中最早制造了"太祖誓约"的传说,其原因是为了将汴梁的失陷归咎于宋钦宗。由此看来,"太祖誓约"实是徽宗为了将赵宋大统传于宋高宗,而向其转达的一系列复杂政治讯息中的一部分。根据曹勋在其回忆录《北狩见闻录》中所记,徽宗向高宗传达的口谕主旨并非"太祖誓约",而是一系列预言高宗未来登基的"瑞应"故事。本文通过解读《中兴瑞应图》画卷来探寻曹勋如何参与、影响这段历史。然而,"太祖誓约"的核心思想——即宋朝的"祖宗之法"及宋朝皇帝与士大夫之间的相互平衡、制约——并非曹勋作为一个曾效力于四朝帝王的"近习"所关心的重点。虽然宋高宗在其执政前期认为"太祖誓约"的传说对证明其继位的正统性有一定的政治价值,然而后来秦桧为相期间朝廷对文人士大夫言路大加压制,事实上与誓约的主旨背道而驰,这才最终导致誓约的内容不见于高宗朝的正史记载。曹勋所记载的"太祖誓约"传说在不同史料文本中的差异,极有可能来源于他本人为了迎合高宗朝政局而对徽宗原话所做的修改。李心传于宁宗嘉定元年完成的《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乃是最早把曹勋版本的"太祖誓约"融入了宏观历史叙事的现存史料。     

东汉史学术研讨会综述

<正>2016年11月26—28日,由中国秦汉史研究会、湖北省东汉文化研究会、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联合举办的"东汉史学术研讨会"在湖北武汉市召开。与会60多位学者提交论文40余篇,涉及汉光武帝与光武中兴、东汉学术与思想文化、东汉出土文献与传统文献、东汉政治军事、社会、历史地理等方面。一、汉光武帝与光武中兴广受关注。夏日新探讨了光武帝刘秀的用人特点和凝聚各类人才的原因。林聪舜认为光武帝刘秀的"柔道",与汉文帝刘恒的"岂不仁哉"     

汉光武帝边防政策及其相关问题论析

汉光武帝"柔道"治国,致力于稳定统治的经济建设和政治建设,实行加强中央集权为中心的军制改革,针对周边少数族的威胁,制定了以保守为主的边防政策.汉光武帝的边防政策基本上维护了东汉政权边境安全与社会稳定,成为"光武中兴"的重要原因,但其保守性,也对东汉边防带来了消极的影响.     

“祀堯”或“祀高帝”？——東漢建武七年郊祀禮議的政治意涵及思想淵源

光武帝與杜林在郊祀以"堯"還是"高帝"配天的問題上有分歧。光武根據"周祀后稷",以配天者爲始祖而非受命祖,主張祀堯。杜林以高帝身兼始祖和受命祖,認爲應恢復高帝配天制度。雖稱之爲祖宗故事,强調本朝是漢家"中興",杜林之議實本於平帝元始四年王莽實施的高帝配天制,顯示了他的西漢復古派立場。光武的堯觀念與兩漢之際流行的"漢承堯運"同中有異,祀堯在形式上模仿了新莽始建國年間的祀黄帝,呈露了光武不同於"中興"的"創革"思路。祀堯與祀高帝之間微妙的角力背後,是對新漢朝乃創業或前漢中興的商討,顯露出兩種正統觀念。王莽兩個時期意義不同的禮制遺産返魂於其中。     

汉光武帝明诏禁绝“盛称虚美”

正东汉政权的创建者——光武帝刘秀,在中国古代史上是一位风采特殊、贡献独特的政治家。因为东汉政权被视为西汉的延续,刘秀被称为"中兴之主",他的政治事业也被赞誉为"中兴之业";实际上,刘秀是一代王朝的开国领袖。与刘秀同时代的名臣张纯,很有历史眼光,他评价刘秀"名为中兴"却"实同创革"(《后汉书》卷三十五《张纯传》)。南宋事功学派的代表性人物陈亮褒奖刘秀"自古中兴之盛,无出于光武矣"(《龙川文集》卷五《酌古论一》)。明末     

镜像中的真实——迟子建《黄鸡白酒》的拉康式解读

通过对《黄鸡白酒》小说形象塑造、故事结构安排的分析,我们可以从中看出迟子建本人的经历、以及她对生活、人生的思考、感悟,和未来的憧憬。本文以拉康的"镜像理论"为切入点,分析小说《黄鸡白酒》中主人公春婆婆的经历、形象与迟子建的关系。     

汉代社会与史学思想

在汉代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建立和巩固过程中,史学思想与社会变动之间持续着一种互动。秦亡汉兴的历史巨变,促使了汉初史学"过秦"思潮的出现;汉家天子起于闾巷的特殊身份,以及光武中兴使得汉家天下失而复得,引起了汉代史家从神意角度对汉皇朝政权的合法性作出论证;汉代国家大一统格局的形成和扩大,使得汉代史学具有着浓厚的大一统观念;"汉盛于周"的历史定位,决定了汉代史学具有强烈的"宣汉"意识。     

“昏君”赵构的N面

正宋高宗赵构,在徽、钦二帝"北狩",赵宋危亡之秋,即位续统,使赵氏皇朝续存150年。他接过的本身就是个"烂摊子",建炎有烟无火,绍兴绍而不兴;偏安一隅,不绝如缕。作为皇帝,《宋史》将其与夏少康、周宣王、唐肃宗并论,称为"中兴"之主,不免溢美。他经过不断努力,解决了农民暴动、兵变、游寇等     

论东汉定都洛阳及其影响

西汉都长安,以关中为帝国之中枢及根本之地,又徙天下豪强,吏二千石以实三辅,经营关中二百余年。然光武中兴,不沿西汉之旧,建新都于洛阳。此文从物资之补给、谶纬、汉高祖与光武立国之形势及光武之性格考论光武帝以洛阳为首都之原因。并论东汉都洛阳造成关中地区衰落,东汉西北边界乃在戎狄不断向东向南推进之下,渐向东南移,又放弃西域等方面之影响。     

秦汉帝国“新地”与徙、戍的推行——兼论秦汉时期的内外观念与内外政策特征

秦汉帝国是伴随"新地"的推展和边界的扩张而确立的。政府在派遣"新地吏"同时,往往推行徙民实边、行役戍边政策。在后来的发展中,实边较戍边更为边策所重。其原因既涉及财政、舆论,也有对防御效能的考虑。两汉时期,内地与边郡之间的差别有所扩大,影响到朝廷内外政策的差异。边郡军事负担甚巨,而且因军队屯驻造成经济残破与社会动荡。边郡维持运转,常需邻郡供给、中央调控、募民输粟及军士屯田。"文景之治"、"光武中兴"中轻徭薄赋的惠政,与边政状况直接相关。     

传世及出土文献中的孔子故事与身份认同

《庄子》颇爱称引孔子故事。详考这些故事,对孔子的称呼分为"孔子"与"仲尼"两类,这隐然关联着故事叙述者对自身身份的认同和塑造——以孔子为先贤、利用孔子形象正面讲述道家思想时,两种称呼均可使用;而以儒家门徒身份戏拟儒家孔子记述时,则必然称孔子为"子"。了解这一现象有助于理解《庄子》讲述孔子故事的文化立场及对儒家贤者的态度,也有助于认识其他讲述孔子故事的传世及出土文献的性质与构成。     

传世及出土文献中的孔子故事与身份认同CSSCI

《庄子》颇爱称引孔子故事。详考这些故事,对孔子的称呼分为"孔子"与"仲尼"两类,这隐然关联着故事叙述者对自身身份的认同和塑造——以孔子为先贤、利用孔子形象正面讲述道家思想时,两种称呼均可使用;而以儒家门徒身份戏拟儒家孔子记述时,则必然称孔子为"子"。了解这一现象有助于理解《庄子》讲述孔子故事的文化立场及对儒家贤者的态度,也有助于认识其他讲述孔子故事的传世及出土文献的性质与构成。     

拿破仑形象在中国的塑造与传衍

近代中国,拿破仑是在政界、学界享有盛誉的西方历史人物。鸦片战争前,拿破仑之言行首经西方传教士创办的报刊传入中国。而后,国人或亲临法国感受拿破仑之事迹,或通过中文图书报刊了解传播其史实。拿破仑被喻为扁鹊、项羽,成为近代社会精英阶层挽救民族危机效法的榜样。"中国化"的拿破仑在塑造过程中具有时代性、选择性、政治性的特征,并伴随着中国社会变革而跌宕起伏。拿破仑形象的塑造反映了近代知识分子在寻求对中国历史的新理解,它的传衍有助于激发国人的爱国热情,有利于建构近代中华民族精神。     

论光武帝“退功臣而进文吏”

《后汉书》卷一《光武帝纪》谓东汉光武当朝,有“退功臣而进文吏”之举,此事史证甚多,无庸赘言。问题在于,建武功臣中的许多人物与在政治上取代他们的文吏阶层,实际上具有相近的学术素养和行政经验,王夫之称他们“皆出可为能吏,入可为大臣者”,光武何以却要舍近求远,罢退功臣,招揽大批文吏入朝呢?再者,光武称帝时功臣势力之大,足以改变三公人选,他们何以又接受光武处置,相继让位于文     

论鲁迅小说中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形象及其意蕴

鲁迅在小说集《呐喊》与《彷徨》中塑造了＂五四＂前后几代知识分子的群体形象,他用独到的眼光和视角写到了一群具有小资产阶级思想的知识分子形象。这种具有小资产阶级思想的知识分子可分为三种：革命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形象,如《药》中的夏瑜;投机取巧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形象,如《头发的故事》和《阿Q正传》中的假洋鬼子;消沉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形象,如《在酒楼上》中的吕纬甫、《头发的故事》中的N先生、《端午节》中的方玄绰以及《伤逝》中的涓生和子君。作者通过塑造他们的形象,写出了＂五四＂前后的社会现实,寄予了启蒙者对革命启蒙的厚望。     

赵宋当朝盛世说之造就及其影响——宋朝“祖宗家法”与“嘉之治”新论

北宋中期,当其"祖宗家法"愈加显露弊端之时,以范仲淹、欧阳修、石介、李觏等人为代表的士大夫,把回向"三代"作为理想的政治目标,掀起了革新运动。其精神被王安石所继承。但是随着熙丰变法的失败,"祖宗家法"却更受推崇,并由此制造出堪与"三代"、贞观相媲美的当朝盛世说——"嘉之治",从而使占统治地位的政治目标由推尊"三代"转向效法当朝。赵宋当朝盛世说由"祖宗家法"和"嘉之治"有机结合而成,并以"祖宗家法"为核心。此说被南宋所接受,束缚着南宋人的思想和行动,最终使南宋对盛世之追慕成为泡影。另外,赵宋当朝盛世说亦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后世对宋代之评价。     

试论《剪灯新话》的主要人物形象

元未明初文人瞿佑的《剪灯新话》在中国小说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从小说艺术性重要构成之一的人物形象方面对其进行审视:在人物角色设置上,主要角色以男性为多,男主角多为"书生"、"士人",女主角多生长于官宦商贾家庭;在人物形象塑造上,主要是直接塑造与间接塑造;在人物形象特点和内涵上,奇遇类和爱情类故事的人物各有千秋。     

“贞女遗芳”与明清广东仕宦塑造的女性形象

广东顺德龙江镇的贞女桥,原名老女桥,传说宋代女子吴妙静新婚之日,未婚夫在迎亲时溺水身亡,她遂出资在溺水处建造一座五孔石桥,并终身守节。明清时期,地方仕宦出于教化需要,不断发掘有关吴妙静的传说故事,在其建造的桥上竖立了"贞女遗芳"牌坊,将其塑造为节孝双全的女性形象,成为地方社会重要的文化资源。广东仕宦对其形象进行塑造的目的是借此在地方推行王朝教化,强化人们对王朝统治的认同感,从而将地方文化逐步整合到统一的中国文化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