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河北兵马大元帅府探微

本文对北宋末年成立的河北兵马大元帅府的设置背景以及历史影响等作了简要的论述。认为虽然河北兵马大元帅府的存续时间只有半年,也没有起到救援开封的作用,但是对赵构建立南宋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宋代河北兵马大元帅府探微

本文对北宋末年成立的河北兵马大元帅府的设置背景以及历史影响等作了简要的论述。认为虽然河北兵马大元帅府的存续时间只有半年,也没有起到救援开封的作用,但是对赵构建立南宋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永昌大元帅印”初探

2016年彭山明末战场遗址文物被盗案破获后追缴回一枚永昌大元帅金印。该印与所见张献忠大西政权官印纪年刻款不符,出水带有"西王"和"大西大顺"文字的文物,也不支持"永昌大元帅印"为张献忠所有。目前所见李自成政权官印和永昌大元帅印一样使用干支"癸未"纪年款,用同样的"永昌"年号。"永昌大元帅印"用"印"字入印文,可能是文献记载中"改印曰符"时限前的实物例证。这方金印极有可能是为李自成铸制、备用的。     

南宋铁钱铸行概说

公元1127年,金兵占领宋都汴京（今河南开封）,掳走徽、钦二帝,史称“靖康之变”。钦宗之弟康王赵构,于当年五月在应天（今河南商丘南）建立南宋,改年建炎,是为高宗。稍后,高宗南渡临安（今浙江杭州）,再改元绍兴。绍兴三十二年（1163年）,孝宗赵脊即位,次年改元隆兴。面对金人的军事威胁,南宋小朝廷勉强维持半壁江山,醉生梦死,苟且偷安。“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便是对当时历史的真实写照。[第一段]     

“永昌大元帅印”考

2016年,江口沉银遗址文物盗挖案件破获后追缴回一件"永昌大元帅印"。该印的虎钮及尺寸与明代和南明将军印类似,同时采用了明代官印的九叠篆文,当为明代至南明时期所制。金印多见于明末农民起义政权中,但"元帅"为起义军最高领导者才能有的称号。明末农民军领袖能和江口沉银遗址产生联系的只有张献忠一人,该印制作于1643年,正是大西军向南征战势力最盛之时,张献忠自封为"永昌大元帅"符合当时的形势,也表达了对政权"永昌"的期待。     

孙中山大元帅大本营述论

孙中山1923年在广州建立的陆海军大元帅大本营(大元帅府),是一个为适应战争与政治需要而产生的特殊的革命政权。它存在的时间不长(1925年7月改组为国民政府),但无论从孙中山的经历来看或是从一个政权的革鼎意义来看,它的活动都值得近代史学者关心和注意。     

永昌大元帅金印考

2016年,张献忠沉银遗址盗掘案破获后,追缴回一枚永昌大元帅金印。从形制特点和印文风格看,它应为一方明代金印。此印采用干支"癸未年"纪年,与宋代以来官印年号纪年的方式不符,印文语言又与明代各个地方民族政权的官方文字不吻合,应为明代农民起义军所铸。整个明代,农民起义军活动的年代中有"癸未年"的,只有明末,金印当为明末农民军铸造。从印章形制特点以及行事风格看,此印应是张献忠起义军铸造,而为最高统帅张献忠所使用。永昌金印铸造于1643年十一月,正是张献忠农民起义军席卷湖南、江西之时,张献忠称"永昌大元帅",应该就是其整顿军队的措施之一。     

“昏君”赵构的N面

正宋高宗赵构,在徽、钦二帝"北狩",赵宋危亡之秋,即位续统,使赵氏皇朝续存150年。他接过的本身就是个"烂摊子",建炎有烟无火,绍兴绍而不兴;偏安一隅,不绝如缕。作为皇帝,《宋史》将其与夏少康、周宣王、唐肃宗并论,称为"中兴"之主,不免溢美。他经过不断努力,解决了农民暴动、兵变、游寇等     

隋炀帝“大工程”加速帝国灭亡

正历史上,隋朝统一了分裂数百年的中国,建立了南北统一的政权,统治初期"户口益多,府库盈溢",并下启了唐朝盛世,每每为后世所称颂。然而,隋朝政权实际上只存在了38年,导致其灭亡的原因众多,综合史料来看,隋炀帝不断启动的"大工程"也起了加速隋朝灭亡的作用。一、举全国之力营建都城隋炀帝一即位,就开始了营建东都洛阳的工程。"民为国本,本固邦宁",早期的隋炀帝是有这种理政意识的,对于东都工程特地下诏书要求:"今所营构,务从节俭,无令雕墙峻宇复     

中兴形象的构建:光武故事与宋高宗政治

藉由光武故事的叙述与效法进行中兴形象的塑造,是宋高宗政治统治中的一项重要策略。赵构即位伊始,就郑重的亮出效法光武这面旗帜,光武故事成为其宣示"中兴"意志的重要思想资源。在宋高宗朝君臣的言辞与日常施政中,有关东汉光武朝之往事前例,被反复论及和效仿。对光武行政往事旧例的选择、解释和运用,与高宗朝政治宣传和合法性建设息息相关。对光武中兴汉室的历史叙述以及言行仿效,在高宗中兴形象构建和南宋意识形态塑造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执政为民”的合法性解读

政权合法性是执政党有效执政的前提",执政为民"表明了我党执政权力的公众认可,是我党在政治现代化过程中对政治合法性的理论建构。依法行政是"执政为民"在制度的安排,是"执政为民"最终的落脚点。     

“崇德改制”与“丙子之役”:朝中交往中的正统性问题

在观念层面上,"崇德改制"与随后发生的"丙子之役"这两个事件之间具有特殊的意义及关联性。在朝鲜看来,"崇德改制"关涉整个天下秩序的变更,表达了金-清政权取代大明、成为新的天下共主的诉求。对于金-清政权而言,其诉求的正当性根据在于天下"惟有德者居之",而现实基础则是蒙古与朝鲜的臣服。相较蒙古,"小中华"朝鲜的归顺尤具特殊意义,它既能增强皇太极有德之君的形象,又能消解明朝支配天下的正当性基础。因此,征朝就成为清政权改号称帝后的当务之急。通过"丙子之役",清朝的军事征服将朝鲜纳入其政治框架,但并没有完全取得预期效果,朝鲜仍然不承认清朝的正统性。     

权力整合视域下的东丹国南迁研究

辽立国之初,效法中原确立了太子继承制度。阿保机立嫡长子耶律倍为太子,后有悔意,以次子耶律德光为天下兵马大元帅,为此皇位继承问题困扰着阿保机。渤海灭亡后,他将东丹国和契丹故地分别委派皇太子耶律倍和天下兵马大元帅耶律德光管理。因辽太祖去世,耶律德光在后族支持下发动"扶余之变",在与耶律倍的政治博弈中取得皇权。耶律德光继位后将东丹国迁徙,并对契丹最高权力结构进行整合。耶律倍南逃后,人皇王妃萧氏成为东丹国名义上的首脑,而萧氏病逝,也预示着东丹国名存实亡。     

称号、口号与东晋民变——以孙恩自称“征东将军”为例

古代四民包括"士、农、工、商",历史上的民变是一次次由各种各样的阶层的"民"组成的"人民起义"或者称"民变"。民变为了昭示其正统性和合法性,大多有口号、称号,孙恩民变是东晋末年次等士族利用民怨谋求改变地位反抗门阀士族垄断朝政的一次民变,"征东将军"就是孙恩的称号,这一称号具有宗教性和世俗性,同时这一称号又是这次民变的一个口号。本文以孙恩自称"征东将军"为切入点,分析东晋末年民变各阶层背后的世界。     

揭秘“皇姑屯事件”:始末、动机与余波

正1928年6月4日,日本关东军以阴谋手段,在沈阳皇姑屯车站炸死张作霖,企图乘乱全面夺取中国东北地区。1948年11月4日,东京"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日本战犯的判决书,依据"皇姑屯事件",将1928年1月1日确定为对日本战犯起诉的起始日。"安国军政府陆海军大元帅"张作霖在皇姑屯被炸身亡1928年春夏时节,中国政局发生急剧的变化:南京的国民政府下令发动"第二次北伐",     

谁是正统:中国古代耕织图政治象征意义探析

耕织图,就是以农事耕作与丝棉纺织等为题材的绘画图像,中国古代曾创作了一系列呈体系化的耕织图像。耕织图的创作,具有多方面的目的与意义,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即是体现王朝的"正统性",而这在南宋、蒙元、清三个朝代又体现得最为明显。之所以如此,与南宋以后"华夷之辨""严华夷之防"的正统观有着直接关系。耕织图与正统性的关联,深刻体现出中国传统政治的象征性面向。     

由虚到实:关于“四川”的概念史

宋真宗咸平四年,将唐代的剑南道东西两川划分为益、梓、利、夔四路转运使路,称为"川峡四路",后遂省文而称"四川",没有实际的权力机构与之相应。至南宋初年,开始将"四川"冠之于某种专门职权的官衔之上,有了部分军政实权。相沿至今的作为一级行政区划的"四川"是从元代开始的。"四川"词义这种由虚到实内涵的演变,为中国地方行政区划的演变提供了一个值得参考的实例。     

柳怀素墓志所见武周改立“二王三恪”史事考

武周在取代李唐政权过程中曾两度改置"二王三恪",或远绍周汉,或近承隋唐,作为塑造自身正统性的重要手段。藉由柳怀素墓志提供的线索,可以考察永昌元年首次改立"二王三恪"政令在实际运作中的复杂状况,并由之审视圣历二年再度改制的内因,进而思考武周时期史料在李唐复政后遭致刻意删削的问题。     

南宋“四蜀”考

南宋"四蜀",即为北宋时的四川,继有先秦巴、蜀两个方国和秦汉以后巴郡、蜀郡的地域范围。五代十国时期,由于前蜀、后蜀两个政权的先后存在,"蜀"便成了对四川地区的专称,并为宋代人所继承。此外,"四蜀"有其特定的内涵。行政区划上,是"川峡四路";职官设置上,为四安抚使和四都统制。这充分表现在有关南宋史实的文献记载中。在标点时,"四蜀"应该是一专有名词。     

从帅府到国府

从1917年孙中山第一次南下护法,在广州建立革命政权算起,孙中山一共在广州三次建立革命政权。这其中最重要的,也是影响最深远的是1923年2月,孙中山回粤重建的中华民国陆海军大元帅大本营。这个政权“是一个为适应战争与政治需要而产生的特殊形态的政权”。由于这个政权是与孙中山个人密切相连,因此在孙中山逝世后,它必然无法继续存在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