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高鑫著《中国史学思想通论·经史关系论卷》述评

经史关系是解读传统史学意蕴的重要切人点,然而以往学界对于经史关系的研究,个案研究居多,缺乏对整个中国传统经史关系作出历时性的系统考察,更缺乏从史学思想角度论及经学对史学的思想影响和指导作用。令人欣喜的是,汪高鑫著《中国史学思想通论·经史关系论卷》已于2011年由福建人民出版社正式发行。这是一部系统研究经史关系的厚重之作。     

中国史学思想研究的新探索——读汪高鑫教授《中国史学思想通论·经史关系论卷》

经史之学作为传统学术中的两大显学和姊妹学科,二者因缘颇深。六经作为中华民族的元典,是后世经史之学的共同源头,其本身就具有亦经亦史的特点。至两汉,经学取得了独尊的地位,史学也随着司马迁撰《史记》而成就了"一家之言",并在学术实践中实现了经史分离。但由于两汉史学具有浓厚的崇经意识,在当时,包括《史记》、《汉书》在内的史著仍被认为是经的     

经义求真与古史考信——崔述经史考辨之诠释学分析

经义求真与古史考信——崔述经史考辨之诠释学分析邵东方自汉武帝定儒学于一尊之后,对于儒家经书的诠释在中国学术史上便形成了一个连绵不断的传统,并成为中国传统学术的核心。清人顾炎武说：“其先儒释经之书,或曰传,或曰笺,或曰学,今通谓之注。”①从历代经师对儒...     

经史尊卑论三题

在中国学术史上,经史关系源远流长,经史尊卑确有纷争。本文以《汉志》“史附于经”现象、宋代“荣经陋史”观和明清“六经皆史”说三个涉及到经史尊卑的重要论题展开讨论,认为《汉志》“史附于经”只是一种目录分类现象,没有反映汉代经学与史学已经学科分离的客观事实,不能作为汉代史学依附于经学的依据,也不能说明二者之间存在着先后、尊卑和主从依附的关系。宋代义理之学提倡以经为本、先经后史,有一种普遍重经、荣经的倾向,但就其代表性学派程朱理学的经史观念而言,其荣经是实,陋史则不确;尊经是实,卑史则不尽然。明清学者重视阐发“六经皆史”,普遍主张道器合一、理事合一与经史合一,然而与明代王阳明主张经与史同具于吾心、王世贞以经史区分典籍、李贽以否定儒学权威为目的的学说旨趣不同,清代章学诚“六经皆史”说的主旨思想,是要后世史学效法“六经”切于人事的学术精神、崇尚“六经”“圆而神”、“方以智”的撰述旨趣,以经世致用和史学变革为目的;明儒不以尊卑论经史,章学诚的“六经皆史”说也无贬低经学之意蕴。     

钱大昕的学术思想

钱大昕的学术见解与主张,既体现了乾嘉时期的学术特点,又在某些方面超越了那个时代。“实事求是”是钱大昕治学的核心。钱大昕以考据著称,但又不忽视经世致用的学术传统,主张“明道致用”,提倡学术关心社会,并对现实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在经史关系上,钱大昕继承清初顾炎武、黄宗羲尊经重史的思想,提出“经史无二学”,批判乾嘉学术界流行的“经精史粗”、“经正史杂”的观点,论述史学研究的社会意义,为学术发展纠偏     

中国史学的个性——刘家和先生史学思想发微

刘家和先生出入经史,在中西史学比较的视野下提出,中国经史之学的根本特征体现于与欧洲古代不同之历史理性取向,中国史学具有独特而持续的通史精神,并曾推出世界上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通史,中国史学求真致用之说蕴意深远。这些看法相互关联,将相关思考引入哲学与比较文化层面,从而使得中国史学根本特征及中西史学异同昭然若揭。先生融会经史、通贯古今、纵横中西,其学术气象及一系列学术主张,足以对今日史学史及史学理论研究构成诸多启发。     

宋代浙东学派经史兼重观念的形成、内涵及其影响

浙东学派是宋代与洛学、湖湘学、闽学、心学等并驾齐驱的重要学派。浙东学派虽然开始于北宋时期,但真正发展是在南宋时期。浙东学派在学术思想上虽然强调经制事功、经世致用,但也对当时的性命道德之学给予高度关注。浙东诸儒重视历史,希望从历史经验中汲取治国安邦的理念和方法,所以他们在经学解释中注重"以史证经""经史互证"之法,以佐证所提出的治国之道。为此,浙东诸儒甚至提出了"六经皆史"的命题。浙东诸儒对史学的重视实际上是对二程"体用一源,显微无间"的继承和发展,也是他们"道器合一"理论的外在展现,其经史互证、经史兼重的观念更是其经世致用学术旨趣的自然反映。     

张尔田对考据学的批评——兼论其与王国维的互动

近代中国,遭逢世变。张尔田蒿目时艰,继承实斋余绪,提倡经世致用之学,阐发经史典籍之价值。在此基础上,他回溯清代学术,批评考据之学流于饾饤,忽视义理,致使传统学术难以焕发活力。新文化运动以来,胡适等人高唱"整理国故",用清代朴学比附近代西洋科学方法。张尔田认为此乃否定中国传统的自身价值,会导致传统"古董化"。王国维与张尔田曾往来频繁,目睹王国维被新派学人争相推崇,张尔田担心他会与胡适等人殊途同归。然王国维辛亥以后,对儒家伦理持之甚坚,这一点与张尔田立场一致。二人虽在学风上各有特色,但基本价值观则并无不同。     

论黄宗羲、全祖望的学术倾向

晚明学风,至清初而为之一变,由空谈义理性命转向经世致用,提倡实学,注重经史之学的研究。黄宗羲是开此风气之先的著名思想家和史学家、明清之际浙东史学的开创者。其私淑全祖望继承和发扬了他所开创的这一学派的学术风格,是这一学派中卓有成就的经史学家。本文拟对他们的学术倾向进行初步的探讨。     

五四时期史学：走出经学的羁绊

一、进化史观的传入与经史地位的变化中国传统史学一直或隐或显地受到经学的束缚与支配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但这并不是说 ,中国史学完全依附于经学而毫无自身价值可言。事实上 ,中国史学也一直受到来自官方的和其他方面的支持与重视而成为古代学术中的一门显学。从《隋书·经籍志》到《四库全书总目提要》 ,经、史、子、集的传统学术格局 ,即客观地反映出了这一点。历史上形成的经学与史学的关系既十分密切又错综复杂。就史学而言 ,长期以来更多的是被动地受到经学的影响。例如 ,周予同在谈到古文经学对史学中史书体裁的影响时说 :“纪传体 ,…     

<<学林>>点校商榷

王观国《学林》对经史诸书的笺释注疏排比异同,考证得失,颇多胜解,有较高学术价值。笔者经析其文意,查对经史原文,发现中华书局本之点校谬谬误百出。本文对其中尤明显之错误提出数条,并加辨正。     

《学林》点校商榷

王观国《学林》对经史诸书的笺释注疏排比异同,考证得失,颇多胜解,有较高学术价 值。笔者经析其文意,查对经史原文,发现中华书局本之点校谬误百出。本文对其中尤明显之错误提 出数条,并加辨正。     

焦廷琥学术成就探析——兼论扬州学派的家学特征

焦廷琥为清代通儒焦循之子,幼承家学,研治经史。本文主要考察其生平著述、交游及其家学渊源。扬州学派是清中后期作为继吴、皖而兴起重要学术流派,其特征之一是大族盛门承担着学术文化的传承,家族成员积极参与,力图维护其学术传统,故其学通常能延续到两代以外,由此形成了博通经史、世代傳承的地域学术文化氛围。     

焦廷琥学术成就探析——兼论扬州学派的家学特征简

焦廷琥为清代通儒焦循之子,幼承家学,研治经史。本文主要考察其生平著述、交游及其家学渊源。扬州学派是清中后期作为继吴、皖而兴起重要学术流派,其特征之一是大族盛门承担着学术文化的传承,家族成员积极参与,力图维护其学术传统,故其学通常能延续到两代以外,由此形成了博通经史、世代傅承的地域学术文化氛围。     

中国考古学研究中的情境分析

李济在谈到中国近代考古学与传统金石学的关系时,曾这样说过:其实金石学与现代考古学之关系,好像炼丹学之于现代化学;采药学之于现代植物学。炼丹采药,自有它们在学术史上的价值;然而决没人说它们就是化学或植物     

从经注与史注的变奏看裴松之《三国志注》的学术史地位

在中国学术发展史上,史学是作为经学附庸的地位出现的,这时史注附属于经注;伴随着史学从经学的附庸地位摆脱出来,成为一门独立学科,史注也逐渐打破此前经注研究范式,探索适合史学这门学科本身特点的研究范式;裴注正是对这些探索成果的吸收和总结,并继承了经注研究范式的优长之处;裴注对后世的史注形式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并在近代获得了新生,它的出现标志着史注研究范式的确立;这种新的研究范式,反过来又影响了其所脱胎的经注研究范式。仔细研究二者关系的变化,就会发现其与学术史上经史关系的变化有着某种规律性的联系。     

民国学人宋代研究的取向及纠结

民国学人对于宋代研究渐趋推重,可是推崇最甚的陈寅恪、傅斯年等人,却很少专论宋代,而以宋为制高点研治整个中国历史文化提出的各项重大问题,如“宋学”渊源、宋代史学和新宋学等,引起各科学人的长期讨论。由此可见,要把握宋史、宋学、宋代史学、宋代思想学术的区别与联系,不宜用分科治学的眼光尤其是区分经史以及史料与史观的观念研究宋代历史及其思想学术文化;应该讲宋学,做汉学,一方面,治宋史必须通宋学,如治国史必须通知本国文化精意,另一方面,将包括义理等在内的一切虚玄思想还原为历史,既有道理,又可目验;应将两宋学术文化作为标高,纵横贯通古今中外的历史文化,有系统而不比附,不以赵宋为断代,方有望达到新宋学的高度,开创中国学术文化的新气象。     

清季民初“蜀学”之流变

中国学术的南北派分,由来已久。民初整理国故运动蔚为风潮,南北学人输入西学时,往往以西方学术分科格义中国学术,近代新学术由此建立。清季民初,复兴蜀学成为川省学人的群体诉求,各派学人以汉宋、今古、经史的不同立场,所建构蜀学系谱因时而异,各有侧重。“好今文家言者”多主张晚近学术当以“东西”代“南北”,以今文学之“理论”整合古文学的“事实”。宋育仁、蒙文通、刘成断等学人批评整理国故运动妄立科目,任意比附,认为复兴蜀学才是学术正途。纵观清季民初“蜀学”的渊源流变,及其与江浙学界的分合,可在科学史观与分科治学之外,探索近代学术转型的新路径,此种尝试或是时下理清中西学术纠结、建立中国学术本位的有效途径。     

民国时期顾颉刚学术价值观的转向及与经世致用观的离合

民国时期顾颉刚的学术价值观经历了两次重要转向,与传统经世致用观有较复杂的离合关系,在中国现代史家中最具典型性。顾颉刚早年接受传统经世观和梁启超等今文家的经世思想,赋予经世致用论诸多新内涵;后受章太炎等古文家学术价值观影响,主张为学只当求真而不问致用,其学术价值观具有二元性。20世纪20年代,顾颉刚接受实用主义价值观,既强调学术旨在求真而非致用,主张保持学术的独立性;又认为学术有间接之用和无用之用,对史学的社会功用多有阐述。三四十年代,社会危机和民族危机的加剧使顾颉刚回归经世致用之学,他致力边疆史地研究和大众文化普及,以服务救亡图存的抗日大业。可见,顾颉刚不同时期对传统经世致用观,或是继承中有批判,或是批判中有继承,却始终没有悖离它。究其根源,在于儒家经国济世传统和实践理性精神在顾颉刚学术价值观的历史阐释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龚自珍论“六经”与“六艺”——传统学术知识分化的第一步

"中国近代知识转型"是近年来学界新兴的重要议题。欲探讨中国近代知识转型,除了分析近代西方科学式知识如何在中国建构之外,中国本身的转变绝对是不可忽略的议题。清代学术位居近代转折之关键,其学术特色与认知,代表前近代学者对传统学术及其发展之重要反思。本文就以晚清重要学者龚自珍为焦点,说明他如何从"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学术史观点,上溯《汉书.艺文志》,分判"六经"与"六艺",一则为经学的千年传统厘出一个统序,建立起经学学术史观;进而梳理出六艺的知识系统,并直接与乾嘉以降所新兴的专门之学分相属系,勾勒出六艺之学的专业分化。这个观察,不仅说明传统经学在前近代中国所呈现的分化情形,也展现出清儒对传统学术所作的初步知识层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