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政治联姻看西周王朝统治——以《史记·十二诸侯年表》所见诸国为中心

从《史记·十二诸侯年表》中十四国西周时期婚姻材料可见,姬姓国分封后,基本上保持了与周王室较为一致的联姻传统。这既表明姬姓国联姻传统的延续,也体现出姬姓诸国对周王室的尊重与遵从,是周王朝政治统治策略的地域扩展。异姓诸侯多与姬姓国联姻,既与周王朝的笼络政策有关,也反映了异姓诸侯的生存之道,以婚姻图存。此外,材料中亦多见诸国与王朝卿士和世族联姻。除了双方利益所需,这实与周王朝统治策略有关:或为实现其笼络意图,或为达成其政治军事上的目的。与周边异姓国族联姻也是西周时期诸国政治联姻的一个重要特点。这种联姻一方面是各国忠实履行蕃卫王室之责,稳固自身统治的需要;另一方面也是周王朝怀柔政策的扩展和延伸,即周王朝通过诸侯来实现对地方的控制。在这些诸侯中,秦和楚联姻材料较少,似游离于中原之外,虽与材料不均衡有关,但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周王朝的统治策略与重心所在。     

东周楚国联姻考述

楚国与其它诸侯国的联姻是楚国政治生活的重要方面,不仅反映了楚国与各国之间的关系变化,同时也有助于了解东周时期复杂的国际关系。楚国联姻与其国策密切相关,春秋早期为求发展多与周边小国如郧、邓等进行联姻,春秋中晚期至战国初期,争霸使其与其它大国如秦、晋等联姻频繁,战国中晚期楚国由盛而衰,联姻已失去其政治意义。由于文化差异及地理位置关系,楚国无固定的联姻国,与东周王室也无联姻关系。本文结合文献及青铜器铭文,对春秋战国两个时期联姻情况进行考证,并对楚国联姻特点进行了简要论述。     

从“大义”到“事利”——春秋诸侯邦交准则的嬗变

春秋时期,各诸侯国之间形成了争霸、会盟和朝聘三种主要邦交方式,"义"成为诸侯邦交的基本尺度,并具有信义、道义和礼义等不同方面的价值表现,使春秋这个处于分裂中的社会具备了一种共识性准则。不过,诸侯邦交总是以国家之利为永恒目的",义"又必须接受国家利益的考量,这就导致春秋邦交准则的不断变迁,从最初的"大义"为核心演变为后期的"事利而已",从注重综合利益演变为注重经济利益。诸侯之间邦交准则的沦丧终使春秋滑向了战国。     

逐鹿中原--两周中原列国文物瑰宝展掠影

“古之国者,必择天下之中而立国。”位居“天下之中”的中原,以其得天独厚的优越地理环境,使其自新石器时代晚期,就已成为中国古代文明和传统文化的核心。到两周时期,作为周王朝统治的中心,中原地区因其“分封亲戚,以藩屏周”政策的实施,呈现出诸侯林立的局面。随着王室衰微、诸侯争霸、大夫专权,各诸侯国逐渐由和平共处进入相互纷争的时代,中原     

三监之乱与周公治国谋略的展开——以清华简《皇门》为中心的考察

《逸周书·作雒》"内弭父兄"发生在周成王元年,清华简《皇门》召集人、召集对象、事件内容与之完全契合,可知该篇的撰作时间当在周公摄政之初。大门宗子的主体为姬姓贵族,周公号召他们"毋作祖考羞",为充分发挥训诰的效果,■门的地点不会离周人祭祀先祖的宗庙太远。三监之乱爆发,西周新生政权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周公发布《皇门》,对内弥合同姓宗族之间的矛盾;又发布《大诰》,对外巩固周人与友邦诸侯国的团结。他先是"内弭父兄,外抚诸侯",继而兴兵诛伐三叔及武庚。周公应对举措自内向外铺开,表现出了高超的政治睿智与应变能力。     

西汉诸侯国相的“郡守化”趋势及其历史意义

诸侯国相在西汉"郡国并行"制中具有特殊作用,其权力、职责的变化反映了西汉中央政权和地方诸侯国的博弈、分合趋势。诸侯国相职能演变经历了四个阶段:汉高祖时期侧重于辅助诸侯王国的巩固;惠帝至景帝中五年期间侧重对诸侯王国兵权的控制;景帝中五年至昭帝间,侧重于中央"汉法"在诸侯王国的推行;宣帝及以后,与汉郡太守职能渐趋一致。诸侯国相"郡守化"过程实际上是汉中央政府对诸侯王国的逐步控制过程,其控制的基本方法则是国相的"替代效应"。它对于西汉前、中期中央对诸侯国王的权力调控有重要意义。     

东周时期都城特征的历史动因剖析

本文以都城的平面形制与规模为切入点,将东周时期各诸侯国都城的兴建置于其历史背景中去,以政治背景、承继与革新的视角来观察这些都城的社会历史特征。东周时期列国都城平面形制以大城圈套小城为主,这体现了我国古代城市在发展过程中的一个主流趋势;而双城或多城的结构,则多是反应了政权更替、城市沿用与革新的历史背景。东周时期的各诸侯国都,虽然面积大多超越了东周王城,但从建立时间与建立原因方面考虑,东周各诸侯国的立国建都可分为具有"合法"性的自主性大城(如齐、鲁)和具有"耦国"性质的大都(如郑、楚)。     

社会政治变动与西周晚期的历史表述

西周晚期至东周之初是早期史学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节点。受西周晚期社会政治变动的影响,该时期的历史表述产生了诸多重要变化。其一为表述主题发生转变,由原来侧重表述天命、族群及周王朝的发展,转而侧重贵族家族或诸侯功业等主题,开东周诸侯国史述作之风。其二为历史表述的内容与主旨渐趋丰富多元。西周衰亡刺激时人反思历史,审视时政,开始就历史动因提出不同的解释模式,实即私人述史的一个开端。其三为述作群体扩大,人数较多的中下级贵族及普通士阶层开始成为历史表述的主体。部分贵族士大夫摆脱旧观念的约束,就历史与政治发表看法或讴歌主君,"君子作歌"之风由此而起,实为春秋家史兴盛局面的滥觞。     

《封许之命》与西周外服体系

清华简《封许之命》为研究西周诸侯及外服体系提供了新资料。西周内外服制继承殷商,是一个政治地理综合体系。西周外服君长包括诸侯和未受封为诸侯的邦君。诸侯包括"侯"、"田"、"男"三种称谓;邦君包括:被周人尊称为"公"的殷商后裔宋君、被称为"子"的蛮夷戎狄之君以及称为"伯"的周之同姓或异族邦"伯"。西周外服还分布着某些内服王臣的采邑,以及身份尚难确定的卫官。公、侯、伯、子、男并立于西周外服;朝见周王、参与王室大和会,是他们对周室重要的"服"之一。朝觐和会上,外服君长之间存在着特定的礼仪层级。这种层级在春秋时期成为诸侯会盟交往中排定位次的重要参考,并由史家记录下来,成为战国学者建构五等爵制的重要依据。     

“我”与《史记》“世家”部分——论《史记》对诸侯国史书之取材

《史记》"世家"部分有数十条带第一人称"我"字的战事记载,时间起于春秋,止于秦灭六国之前,可直接证明司马迁在撰写各诸侯国历史时,确实参考了各国自己修纂的国史。这与《史记》中提及的诸侯"史记"是相吻合的。     

从邑土国家到领土国家的边疆——先秦时代边疆形成考察

邑土国家指以都邑为中心、以属邑为基础的国家形态。商王国狭义边疆,指王畿四境,相当于四戈地区,王畿外缘的边邑或边鄙是其边境;广义边疆还包括“四土”中附属于商王的诸侯方国。商朝实行内外服制度,因生产力不发达,商王不能对分布于辽阔地域的各类方国实行直接统治,只能通过臣服首领、索取贡物的方式建立间接统治关系。周王国的疆域格局由王畿和封国组成。按封建制度,各封国的土地、人民受自周天子,周室强大时诸侯国属西周边疆。周室不振,周天子逐渐成为名义上的共主,诸侯国便不能算周朝边疆。周朝边界惟以郊外遂人所居边邑边鄙为限了。     

由清华简《系年》论“共和行政”的相关问题

关于"共和行政",《史记》和《竹书纪年》等的说法即有歧异,对此,古今学者已有诸多论辩。最近公布的清华简《系年》,其所载与前二者有同亦有异,这为我们重新检讨学术史上的一些问题提供了新的线索。据清华简《系年》所载,所谓周厉王之放逐,主要是周王室所直辖区人(包括各级官吏、内诸侯以及国人),而外诸侯实际上并未参与此事;但由于周厉王施政之暴虐,外诸侯也开始不朝王;而周厉王就是在这种内外交困的情况下被流放的。所谓"共和行政"实际上是周、召二公与共伯和的联合执政,前者代表内诸侯势力,后者则代表外诸侯势力;此事件本质上是内、外诸侯争夺王权的第一次较量。     

商周之变与从帝向天帝同一性转变的缘由

<正>一、商周至上神的演变:从帝到天帝同一性王国维认为商周之际发生过一次巨变:"中国政治与文化之变革,莫剧于殷周之际……周人制度之大异于商者,一曰立子立嫡之制,由是而生宗法及丧服之制,并由是而有封建子弟之制,君天子臣诸侯之制;二曰庙数之制;三曰同姓不婚之制。此数者,皆周之所以纲纪天下,其旨     

出土文献所见秦国政治联姻

西周到春秋早期,秦与周王朝保持着密切的关系,较为忠实地执行着周王朝"和西戎""保西垂"的指令,其活动范围主要在西部,其政治策略之重心也在于稳固其在西部的统治。从春秋中期开始,秦国则开始积极对外扩张,从其联姻对象可以明显看出,其对外扩展经历了自西向东到向东向南向北并行发展的变化,远攻近交,连横合纵,遵此策略,秦国一步步完成了统一大业,从西陲走向了中原。其联姻范围较广、数量较多之时期,也正是其大力向外扩展之时期。除此之外,从秦国的政治联姻情况,还可以看出华夏与戎狄逐渐融合的趋势,这也为此后大一统奠定了基础。     

战国都城的考古研究

我国古代都城以形制布局的方正、对称、严谨著称于世。但这种风格的形成亦经历了漫长的发生、演变、完善的过程。战国时期的都城正处于承上启下的演变阶段,在形制多样中寓有方正,在散漫中寓有对称。它是探讨古代都城历史所不能忽视的一个重要阶段。战国时期,诸侯崛起,各国纷纷建立起自己的政治中心——都城。有的诸侯国由于版图的开拓或政治、军事等方面的需要,曾建立过几个都城,而有的都城则被称为别都。     

虞、芮地望与“古诸侯称王”补论

先秦时期"诸侯称王"是极为特殊的现象,蕴含着重要的政治理念,正确阐释"诸侯称王"对于认识周代国家结构具有重要意义。本文认为■即虞国,与芮国同在今宝鸡千河流域,即是文献所载虞、芮争讼之地,后来才迁徙到今陕、晋交界地区。结合青铜器铭文,作者认为■(虞)为姬姓。铜器中有■(虞)称王的记录,说明可见■并不在诸侯体系中。姬姓之虞之所以称王,与陇东地区戎狄势力的强大有关,处在戎狄之间的国族为了自保与发展的需要,存在首领称王的情况,并因此沿袭,成为旧俗。本文虽然对"诸侯称王"做出了较为合理的解释,但周王室之同姓称王是一个与分封制与宗法制相联系的问题,需要充分的社会背景和总体考量。     

春秋邦交问题研究述评

春秋时期,东迁后的周王室日渐衰微,失去了对诸侯的控制能力,中国由统一走向分裂,社会由有序陷入无序的混乱局面。诸侯中的一些有实力者,为了争夺对其他诸侯的控制权——即霸主地位,以“尊王攘夷”为口号,远交近攻,恃强凌弱,甚至兼吞小国,在历史的舞台上演出了一出出悲惨壮烈的剧目。司马迁在概述春秋时期的历史时说:“弑君三十六,灭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史记·太史公自序》)。与此同时,各诸侯之间朝、聘、会、盟等活动频繁进行,战争和使节往来相交织,成为春秋时期社会政治的一个特点。仅在《春秋》所记的242年间,就…     

从楚公逆钟铭文论到西周的方伯制度

西周的方伯 ,或称侯伯 ,是介于周王 (周天子 )与诸侯之间的、对周王朝政治疆域内某些地区有征伐权力的一方诸侯之长。方伯的形成有两种途径 ,一是周王朝授予 ,如齐国 ;一是自己强大后造成既成事实 ,或可能得到周王朝承认 ,如楚国、徐国。方伯出现在西周初期 ,是商朝方伯制度的继续。方伯的存在使西周政治地理格局从一开始在某些地区就形成了周王—方伯—诸侯的三级结构。学术界长期忽视对西周方伯制度的研究。晋侯墓出土的楚公逆钟铭文为研究西周方伯提供了珍贵资料 ,结合文献 ,对西周方伯制度的形成、特点、方伯与周王、普通诸侯的关系等作了初步研究     

上博简《曹沫之陈》中的“交地”小考——兼论西周至春秋时期诸侯国的疆界形态

《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四)收入一篇定名为《曹沫之陈》的古兵书,主要内容为春秋初期鲁庄公与曹沫之间关于对阵用兵之法的问对,其中涉及"交地"一词。此"交地"与《孙子·九地》中的"交地"为一。"交地"本为西周封邦建国时预留在各国封疆之间的"空白"地,法理上属于周天子。平时各诸侯国可以通过"交地"进行交通往来,但却不能任意占有。春秋时期,周王对诸侯国的约束力下降,先王之制失效,列国争相扩张,蚕食土地,"交地"不仅是列国争夺的对象,同时也是各国之间的缓冲地带。"交地"在本质上和传世先秦文献中的"间地"、"郤地"或"隙地"并无二致,只是在不同语境下的称谓差异而已。因此,春秋时期列国之间的疆界并非都是错壤而处,封疆之间也存在着"间"、"隙"、"交"地这样具有一定宽度的中间区。     

周秦史二、三事

周秦史二、三事,两条秦史是五十年代旧作,周史一条是新作。我不学史学史,但这里所谈却是我的周秦史观。寿彝兄八十大寿,谨以此薄礼为贺了。一、周是不是统一国家?是什么性质的统一国家? 有的通史书是把周作为统一国家的。周是不是统一国家,这要看你怎样理解统一。如果说:诸侯国家都是从周分出去的,诸侯国和周天子之间存在着诸侯“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天子五年一巡狩”(《礼记·王制》)的关系,这就是统一。那么,周也可以叫作统一国家。如果说,这种统一太松散了,既无内在的行政统一又无外在的领土统一,算不了统一。那么,周也就算不了统一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