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与实证：五十年来清代以降鱼鳞册地权研究之反思——以“太湖模式”为中心

清代至民国鱼鳞册南北各地均有遗存,研究者对其开展地权研究,并和民国时期的地权状况作比较,推论出地域经济社会的长期特征,如“太湖模式”、“关中模式”等。新的研究表明,“太湖模式”运用鱼鳞册开展研究时,在一些关键概念的理解和数据统计等方面值得商榷。“太湖模式”所用苏州鱼鳞册业佃分写的形式难以断定是田底田面权的分离。从土地占有状况来看,清代前期苏州存在大地主应是事实。鱼鳞册是十分珍贵但又存在较大缺陷的地权研究资料,在鱼鳞册地权研究中,应高度重视对鱼鳞册的考辨及其关键概念的准确理解。     

抗战时期中共的减租减息政策与地权变动——对山东根据地莒南县的个案分析

受地理环境和历史人文环境影响,莒南县平原和低山丘陵区在地权分配状况上呈现截然不同的特点,平原区地权集中,多大地主,租佃关系发达,多采取土地大块出租的方式,带有资本主义经营性质的富农大佃户居多,地主采取的剥削形式以地租剥削为主;低山丘陵区地权分散,多经营地主,租佃关系少,且多小块出租,自耕农占绝对优势,在剥削关系上也以雇工剥削为主。中共地方组织在贯彻中央减租减息的土地政策时,既要考虑当地特点,又要保证中央政策的执行,因此,不得不采取变通形式,针对平原区多大佃户的情况而采取“拔地”、针对低山丘陵区雇工经营发达的实际而采取“增资”,以及其他诸如“找工”、“借粮”、“找问题”、“开斗争会”等措施,使地主富农的地权及其他财富逐渐向贫雇农转移,使减租减息运动在客观上达到了土地改革的目的。     

矫枉不可过正：从冀中定县看近代华北平原租佃关系的复杂本相

冀中定县租佃关系,为近代中国农村尤其是民国时期华北平原租佃问题提供了重要例证。总体而言,在中共革命之前,租佃关系没有发生明显变化。当地纯粹的出租地主很少,相应地,纯佃户也不多见。由此观之,传统看法以为农村土地关系主要是地主与佃农之间的租佃关系,显属偏执之论。不过,如果因此转而认为租佃关系在农村经济生活中无足轻重,则是另一种极端之见。事实上,纯佃户较少并不意味着租佃关系所涉及的总体范围也较小,非纯粹的出租与租种户的比例相当之大,租佃关系更多地表现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普通农民之间的复杂关系。就地租形态而言,无论是分成地租还是定额地租,地租率都没有明显的变动,即便考虑荒歉、折成、价格等因素,也不足以说明地租率会因之有明显的提高或下降,所谓地租过高或过低都不切合实际。至于主佃关系,地主和佃户之间的关系比较缓和,地主欺压佃户之事并不多见,但如果反将佃户说成是顽劣刁民也是极端的理解,无论对哪一方都不可妖魔化。     

租栈浅析

租栈是近代江南地主阶级建立的收租机构。它的出现是近代租佃关系发展中的新动向。 最早的租栈大约形成于太平天国革命中或太平天国革命前。同治四年四月二十日,苏州大地主徐佩瓀在给长州县衙的一封信中写道:“职栈历年收租,所备租繇单,向列原佃姓名,即使该佃典放别佃耕种,业主总向原佃的名派繇收租。”但是,租栈的大量出现以及内部结构的完备,还是在太平天国革命以后。从苏州等地租栈的资料看,吴江县费恭寿栈最早的簿记日     

清初徽州的“均图”鱼鳞册研究

清顺治七年徽州府休宁县攒造的"均图"鱼鳞册延用至民国。徽州鱼鳞册以"图"为编制单位,并在首页统计"图总"的土地数字,标明一图的大四至。"图"的四至变动反映了清初里甲的局部人地调整。该册所见:地权比较分散,里长占有土地不多;业主出都者为15%;具有永佃权底面分离的田地为11.35%;塘在册登记。顺治"均图"后,徽州都图区划稳定。明清基层社会"图"反映了里甲的土地分布,而业主的土地占有与里甲人户编制并不完全重合。由清入民,"地址明确"的"图"仍是地籍编制和赋税征收单位。     

地权、佃权、民众动员与减租运动——以陕甘宁边区减租减息运动为中心

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有大约40%的地方未经历过土地革命,这些地区不仅地权较集中,且租佃关系较发达,因此成为中共推行减租的重点地区。减租过程中,发生了中央政策与地方惯性及实际情形的冲突后,中共及时调整政策,对地方惯性和实际情形表示认可,推动了减租政策的落实。佃权是减租中的核心问题,中共通过两种方式对农民的佃权进行保护,一是从制度层面上约束地主不得任意撤佃,更不能因减租而撤佃;二是通过中共支持下的各种民间减租组织强制地主不得撤佃。民众动员使农民消除了对地主恐惧的心理障碍,敢于和地主面对面地进行斗争。减租运动使乡村社会发生了变化,一是发生了地权转移,即地主典卖土地、农民买进或典进土地,并且得到中共的大力支持,随着地权转移,以地主为核心经济体制转变为以农民为核心的经济体制;一是以地主为中心的乡村权威逐渐消退,中共扶持起来的积极分子成为新的乡村权威,他们成为未来中共管理乡村社会的中坚力量。     

书讯

<正>流动的土地:明清以来黄河小北干流区域社会研究胡英泽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5月出版,定价:54元。本书研究"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环境下黄河滩田这类"流动的土地",关注生态环境与区域社会之间、国家与地方之问的相互关系。作者充分发掘山、陕地区有关黄河滩地的鱼鳞册,结合田野调查访谈,以大量一手材料为基础,力求打破已有认识、建立新的解释框架,尝试从生态环境的危度对区域社会史进行新的诠释。     

文物博物馆简讯

福建省德化县发现明朝地主家属的一本手抄契本这是一本在明朝时以剥削劳动人民血汗发家致富的福建省德化县西墩村大地主邓扬宇留下的契抄本。邓家占有一千多亩良田和三千多亩山林,垄断了西墩村全村的土地。这本手抄契本记录了他的家族从明正德三年至清乾隆三十五年(公元1508—1770年)的二百六十二年间从农民手里夺来的房地产。并附有农民被逼签押的卖田契四十三张,每张都有贿赂明、清以至国民党反动政府为其作保而加盖的铜铸方"官印"(见图),另外还有许多空白田契纸上也早已盖好了"官印"。这本手抄契本从邓扬宇起到解放前的邓世秀手,已传了二十一代。     

典田的性质与权益——基于清代与宋代的比较研究

宋代"典需离业"的规定表明了典之本原,但其派生的权益及其多样化表现却引发歧义。譬如承典人将土地租佃给出典人,在宋代不被认可;而清代这种形式广为流行,却又在表象上造成"租息相抵"的错觉。承典人可选择典田的经营收益、投资收益,或变现未来收益,突出反映了田主、典主、佃农三者依托市场交易构筑的共享地权格局。典权不是使用权,也不是所有权,而是一种限定性物权形态的财产权,与抵押也有明显的区别。典权的时代性差异在政府规定上得到相应的反映,宋代典田需要赴官办理合同契,并过割田赋和纳交易税;清代中后期则免除了交易税,无需过割田赋,契约形制上多采用单契,使转典等相关后续交易更为便利。凡此阶段性差异与特征,揭示了在典权发育过程中,交易规则与社会认识也经历了曲折的演变,纵贯比较有助于把握典权之本原与多样化形态,也有助于更全面地理解传统中国的土地产权与交易形态。     

清代内阁丝纶簿

按照《礼记》、中"王言如丝,其出如纶"的说法,我国古代将帝王的言语称为"丝纶";记录皇帝旨意的册簿,就称为"丝纶簿"。唐代大诗人杜甫有"欲知世掌丝纶美,池上于今有凤毛"的诗句,韩愈上李相公诗里,也有"浊水污泥清路尘,还曾同制掌丝纶"的怀念与感慨。明人沈德符《野获编》中提到:"向闻阁中有丝纶簿。"该书卷8记载:"丝纶簿为拟旨底本。无论天语大小,旨录之,以备他日照     

真丝文物霉变菌株的分离、鉴定及防霉药剂筛选

中国的桑蚕丝织业延绵千年,真丝文物记载了中国作为丝绸古国的辉煌历史,对中国古文化及古工业的研究都具有重要意义。而真丝文物在出土及保藏过程中极易遭受霉菌污染,严重影响文物的研究展示和文化价值的传承,成为各大博物馆和研究所的困扰。通过对真丝文物霉变菌株的分离及鉴定,可以了解真丝文物霉菌污染现状,为真丝文物的防霉控制提供靶标菌株。筛选真丝文物防霉处理剂可为探索真丝文物防霉控制方法提供新的思路,促进真丝文物防霉新技术的开发。本研究从苏州丝绸博物馆霉变真丝文物中分离纯化得到4株霉菌,分别编号为A、D、H、K。采用点植法培养真丝霉变菌株单菌落,观察其菌落特征和培养特性,通过显微观察法记录分生孢子形态、大小等显微结构,结合分子生物学方法构建系统发育树,对真丝文物霉变菌株进行鉴定。同时采用牛津杯法测试3-碘-2丙炔基-N-正丁基氨基甲酸酯(IPBC)、2-甲基-4-异噻唑啉-3-酮(MIT)、苯并异噻唑啉-3-酮(BIT)、聚六亚甲基单胍磷酸盐(PHMG)4种防霉剂对4株真丝霉变菌株的抑菌活性。结果表明：4株霉菌分别属于半知菌类丛梗孢目的3个属：曲霉属(Aspergillus),节孢霉属(Arthr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