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1982年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历史的动态(续)

三、六朝、隋、唐部分在中国历史中,六朝和隋唐时代应该划归哪个时期,是至今仍在继续探索尚待解决的问题,这个问题在日本的争论,正像崛敏一(1)等人所指出的那样,就是:或把这个时代看成是和秦汉时代同样都是古代专制体制,或者认为这个时代是扬弃了古代专制体制之后所形成的中世贵族制社会,这两种意见目前依旧平行存在,但是从近几年来的研究工作中可以看出,持有重视社会基层结构的变化的中世贵族制说者自不待言,即便坚持古代说者如尾形勇、金子修一(2),以及甚至对个别人身统治论也持否定态度的渡边信一郎(3),他们     

宋明以来宗族制形成理论辨析

宋明以来宗族制度形成理论的探讨,似可以20世纪八九十年代之交为界,分为两个不同时期.前一个时期研究的理论基础,是封建社会形态视野下的近世宗族农村公社论、族权论、宗法思想论、土地关系制约论四论;在后一个时期,则从研究问题的实际出发,对前一个时期的理论基础有所突破,主要反映在宗族民众化、家族组织与社会变迁的"三化"、国家认同论、宗族乡约化以及对宗族形成原因的综合分析方面.把握近世宗族制的形成及其性质,将近世宗族与中世世家大族加以比较是重要的方法之一.在封建社会后期理论影响下的宗族比较,共同之处在于宋以前的宗族与社会具有身份性,是世家大族掌控社会;宋以后的社会具有非身份性,普通官僚与民众地位上升并拥有宗族.新的研究注意到中世世系重视女系的问题,对于当时社会的认识有所深化.日本学者唐宋变革论下对于中国中世社会的研究,提出了贵族制、豪族共同体等理论,也值得借鉴.我们应当把宋以后宗族形成问题从社会文化变迁的角度重新加以审视,关注宋明以来宗族的新与旧、南与北、官与民、国家与宗族、守旧与创新等问题,进一步充分占有资料,改进解读资料的方式,并在理论上有所突破.     

试论英国资产阶级内战中的独立派

英国资产阶级内战时期(1640—1688)的独立派是代表中等新贵族和中等资产阶级利益的政治派别。在革命初期,独立派与长老派联合,利用国会与国王进行斗争。长老派掌权后,独立派又与平等派联合在一起推动英国内战向前发展。推翻长老派后,独立派一方面坚决打击王党分子的复辟活动,一方面又残酷镇压了平等派的运动。最终,独立派建立了以克伦威尔为"护国公"的军事独裁体制,斯图亚特王朝复辟后,独立派销声匿迹。     

读《明长城时代的开启:长城社会史视野下榆林长城修筑研究》

<正>万里长城不仅是古代最为重要的军事工程,也是农耕与游牧区域的著名分界线。两大社会经济区在长城内外形成独特的过渡地带,活动于此的群体是推动中国历史发展的重要力量之一。自拉铁摩尔以来,很多学者都注意到中国古代王朝多崛起于北部边疆长城过渡地带,尝试结合地理、经济、政治、族群等多个方面去探讨其社会动因,提出了"长城边疆理论"、"边地贵族论"等学说。但是,其研究视角是从地缘政治学衍生而来,往往缺乏历史维度的关照,忽略了长城边地社会出现的特定历史语境,     

乡品与乡里：六朝贵族制言说的展开及其新趋势

六朝时期，即便出身贵族也必须经过乡论和中正的“品藻”,获得“乡品二品”后才能成为官僚，进入清流官序。六朝史料中另有“二品才堪”现象，通过分析可以认为“二品才堪”并没有获得乡品二品，它反映出皇帝权力无法干涉“乡品二品”的授予这一历史事实。门阀贵族的存在反映出六朝与秦汉、宋元明清时期有着不同的历史特性，而六朝贵族体制源于地方乡里社会，则是其与重视血缘的欧洲和日本贵族制迥异之处。以皇权为核心的政治社会结构是中国历史发展的主轴，与此同时，六朝贵族制研究有助于我们从历史演进中去发现那些被皇权相对化的事物，从而客观、全面地勾勒中国历史发展的脉络和轨迹。     

日本古代贵族制社会结构

贵族是日本历史上非常重要的社会阶层。直到明治维新以前,贵族经历了三个阶段的演变:大和时代的豪族、律令时代的公家贵族(也称王朝贵族)、幕府时代的军事贵族。社会发展进程与贵族制度相伴始终,不同历史时期由不同的贵族主宰历史是日本古代社会结构的突出特点。贵族制度的直接影响是强权统制架空了皇权。贵族制度的社会史含义在于,贵族是身份制社会的产物;贵族的根本属性是血统而不是财富;贵族传统塑造了日本人人格的两重性。     

鲁滨逊的“新史学”思想

詹姆斯·哈维·鲁滨逊被认为是美国新史学派的倡导人。鲁滨逊在批判传统史学的同时,明确提出:历史学并非一门枯燥的、孤立的学科,必须扩大历史研究的范围;应推翻历史学与其他学科之间的固有壁垒,引进和借鉴其他学科的理论和方法;既要重视史料的搜集,又提倡发挥历史研究主体的能动性;重视历史学的社会功用和实用价值,提倡一种"可用的历史"。鲁滨逊所开创的美国新史学派风靡全美,为现代美国史学的多学科综合性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脱亚论”与“兴亚论”——福泽谕吉与冈仓天心亚细亚主义思想的比较

日本近代的亚细亚主义思想内容繁杂,派别众多,其中以"兴亚派"与"脱亚派"最具代表性.本文从文明观、国家观的角度比较"脱亚论"与"兴亚论"思想的异同.这两种看似相反的理论实际上具有共性,"脱亚论"与"兴亚论"都是从日本特殊论出发,试图确立日本在亚洲统治地位的思想.他们互为表里、相互呼应,不仅在近代日本的不同时期里左右着当时日本的社会意识,而且成为不同时期的日本政府对外策略的方向.     

文化史研究的三种取向

"文化的社会史",即历史视角下的文化史,是把文化史作为与政治史、经济史并列的研究对象;该取向客观上把文化视作一个同质的整体,侧重于外在解释,长于对文化作历史的社会的分析,对文化内部的复杂性和矛盾性有所淡化。"社会的文化史",即文化视角下的社会史,是把文化史作为研究历史的一种方法,研究对象扩大到各种社会历史现象,明显突破了传统的文化史范畴;该取向注重文化内部因素的复杂性和矛盾性,尤其强调文化和个体意识在社会历史中的价值、意义和作用。"文化的文化史",即文化视角下的文化史,既视文化史为一种研究视角和方法,又以之为研究对象;该取向强调从文化史的特性出发来研究文化史,有助于解决广义的文化史所带来的"泛化"和作为方法的文化史所产生的"碎化"问题以及客观论与主观论的矛盾和冲突。     

文化史研究的三种取向北大核心CSSCI

"文化的社会史",即历史视角下的文化史,是把文化史作为与政治史、经济史并列的研究对象;该取向客观上把文化视作一个同质的整体,侧重于外在解释,长于对文化作历史的社会的分析,对文化内部的复杂性和矛盾性有所淡化。"社会的文化史",即文化视角下的社会史,是把文化史作为研究历史的一种方法,研究对象扩大到各种社会历史现象,明显突破了传统的文化史范畴;该取向注重文化内部因素的复杂性和矛盾性,尤其强调文化和个体意识在社会历史中的价值、意义和作用。"文化的文化史",即文化视角下的文化史,既视文化史为一种研究视角和方法,又以之为研究对象;该取向强调从文化史的特性出发来研究文化史,有助于解决广义的文化史所带来的"泛化"和作为方法的文化史所产生的"碎化"问题以及客观论与主观论的矛盾和冲突。     

贾科诺夫的新社会阶段论

苏俄学者贾科诺夫(И'горьМиха'йловичДья'конов,1915—1999)在《历史的路径》一书中以技术水平和社会心理为依据,将人类迄今以来的发展史划分为八个阶段,包括原始社会阶段、原始共同体阶段、早期古典时期、帝国古典时期、中世纪、中世纪之后稳定的绝对主义时期、以及资本主义和后资本主义阶段。作为在国际学术界有重要影响的语言学家和历史学家,贾科诺夫的新社会阶段论值得认真对待。但需要注意的是,贾科诺夫的新社会阶段论在对具体历史进程的解释方面并不尽如人意,例如就萨尔贡帝国而言,贾科诺夫至少在表述上暗晦不明。不过也正是在这里,一种以帝国而非国家为核心概念的早期社会发展阶段论展现出其理论可能性。     

澳大利亚历史书写中的人与自然:以殖民农业史为中心

殖民农业史提供了考察澳大利亚史学中人与自然关系的可靠视点。澳大利亚历史书写的演变受制于社会发展和学术风向。殖民地时期以来,殖民农业史先后被纳入帝国边疆论、民族主义叙事、殖民批判和人地互动四种主要的研究框架中。在既定框架下,农业开拓议题最初被嵌套进"征服自然"说,又在澳大利亚民族国家建构时期被纳入"利用自然"的民族主义进步书写。面对日益严峻的生态和文化危机,殖民农业史成为澳大利亚历史学界反思殖民进程引发的生态破坏,恢复和重塑少数族裔生态地位的重要步骤。近来它又成为澳大利亚史学超越进步主义与殖民批判语境,反思历史时期人地关系的主要内容。     

邯郸金质“关中侯印”小考

邯郸市发现的金质"关中侯印"出土于赵都邯郸两汉时期的贵族墓葬区域内。"关中侯"的设置始于东汉末年,是一种安抚诸侯王的虚衔。邯郸历史上曾有孙资在魏晋时期被赐爵关中侯,推测这枚金印极有可能就是当时颁赐给孙资的。     

美国共运史研究中的正统派与修正派

美国共运研究中存在着许多不同的派别,其中最有影响的是正统派和修正派。正统派以延续传统史学的方法为特征,修正派受新社会史和文化史的影响,以异端性的方法来重新阐释美共历史为特征;正统派持一元论、精英史观的立场,修正派则坚持多元论、民众参与的立场;正统派坚持外来论,修正派赞同本土论;正统派重裁判,修正派重理解。个人经历、知识背景和时代背景的不同,是造成两派对立的三个主要因素。     

井田学说与小农经济下的均田思想和农地产权

井田学说在中国历史上引起过长期争论.井地制不等于井田制.井田学说的中心点是均田,井田制以并田学说定位,同时必须包含均分土地、私有产权、规定税率三个要素.中国古代私田的普遍化是通过国家政策得以实现,而这个政策所依据的理论,又是由孟轲恒产论和"必有圭田"说从根本上做出解释.私人占田到一定时期,就出现土地兼并,导致占田不均.解决占田问题的措施有限田令、均田令、王田令等,提出的方案如农地自耕农化等.农地问题在任何时代都是围绕着人口与土地的关系,它又涉及两个不同问题.一是就业人数与耕地面积的关系,二是生存人数与耕地面积的关系.     

辽宁北票县西官营子北燕冯素弗墓

1965年9月,北票县西官营子发现了两座石椁墓,辽宁省博物馆先后派八位同志在朝阳地区和北票县有关单位的配合下,于9月至11月进行了清理。经考证,这是十六国时期北燕官僚贵族冯素弗及其妻属的墓葬。这是第一次明确发现的北燕墓葬,为我国古代社会历史的研究提供了新资料。     

“七·七”抗战与传统文化的复兴

一“七·七”抗战的爆发,改变了五四以来中西文化发展的走向,在空前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下,五四时期批判传统和思想启蒙的狂热,似乎成了过眼烟云,以胡适为代表的“西化”论主张,这时也显得迂阔而不切实际,成为过时之论,而对民族文化的重视成为社会思潮的主导,从而为传统文化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时机。在这国难当头的特定历史条件下,东方文化派不失时机的利用当时的社会背景和文化环境,创立体系,扩大影响,     

六朝太学与国学考辨

学术界对六朝时期太学与国学的关系有多种不同看法。有六朝国学始于东吴孙休时说,有东吴无国学说。有人认为南朝的太学与国学是两所并列的学校,有时两者同置,有时一存一废;有南朝只有国学而无太学说等。事实上东吴并无太学或国学存在;西晋开始在太学之中设置培养贵族子弟的国子学,校舍分离,号称“二学”;东晋先设太学,后又增设国学,并将“二学”校舍合并;南朝“太学”与“国学”为一校二名,由于国学以上层贵族子弟为培养对象,国学的地位和名声高于太学,因此“国学”常常取代“太学”,成为国家最高学府的习惯通称。     

试论美国西进运动史学(下)

第三个时期是特纳学派遇到严重挑战而日益衰落的时期。这个时期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开始一直到今天。 特纳的学说有两个显著的特点。一是它的反动性,二是它的反科学性,这两个特点决定它必然走向衰落。边疆学说的反动性不在于它指出了西进运动的重要意义,而在于它宣扬扩张主义、“社会安全阀论”和掩盖屠杀印第安人的血腥罪行,在于它把向西推进的边疆作为美国历史的动因陷入了地域论的泥潭,它的反科学性在于用想像代替严密的科学论证。     

关于中国前近代社会“非封建”的对话

《"封建"考论》引起的学术争论,展现出学界对"封建"名实问题及社会形态学说的不同理解。日本京都学派代表学者谷川道雄与《"封建"考论》作者冯天瑜就此展开对话,取得相近的认识,他们以为,将秦至清中国社会称为"封建社会"的"泛化封建"观是教条主义产物,不能谓之"马克思主义史学成果"。从中国历史的实际出发,而不是从斯大林规定的"五形态"说出发,是论析中国前近代社会性质的健康起点;尊重马克思的封建观,恢复其本来面目,是正确对待马克思历史学说的首要前提,不应将马克思尖锐批评的泛化封建观强加到马克思头上。对"封建"概念的阐释和运用,应取古今演绎、东西涵化的正途。在精准概念与真确史实的相互观照中,显现中国前近代社会的非封建性及其与西欧、日本前近代社会的封建性之间的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