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早期的翻译和留苏经历

<正>中央工委在西柏坡1946年1月,经过协商,组成由国民党政府代表张群、中共代表周恩来和美国政府代表马歇尔三人小组,协商解决国共军事冲突及有关事宜。还成立了三人小组领导下的国共美三方代表组成的军事调处执行部,负责监督执行停战协定,总部设在北平。美方作为调停人,一贯站在国民党一边,尤其是1946年7月美军驻天津部队31人向我河北香河安平镇进行军事侵犯,完全失去了调停人的身份。     

接待朝鲜战争拒遣美国战俘

历时近三年的朝鲜战争,最后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为一方,中朝军队为一方的停战协定,于1953年7月27日在板门店签字生效,双方随即开始交换战俘。     

见证军事调处——记《安平事件记录本》

抗战胜利后,经国共双方重庆会谈,于1945年10月10日签定了《停战协定》,并专门成立了由国、共、美三方组成的军事调处执行部(简称军调部),以监督《停战协定》的执行。然而,《停战协定》仅仅是国民党蒋介石为准备大规模内战、单方面制约中共根据地向外扩展而设置的幛眼法,因此,在协定签订之初,国民党军队就屡屡进犯解放区,致使国共双方的边缘地带摩擦不断,而作为调停人的美方则借调处之名积极支持、帮助国民党对解放区的进攻,     

阎锡山与马歇尔的一段谈话

一、关于“军事调处”的实质 1945年8月,日本帝国主义无条件投降。同年12月,美国政府派马歇尔(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任参谋总长,晋升五星上将)任驻华特使来中国,以“调处国共军事冲突”为名,参与国共谈判。当时,国民党为了独吞抗战胜利果实,不得不借和谈之名,欺骗人民,制造舆论,争取时间,以加紧部署内战。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坚决主张和平、民主、团结的形势下,于1946年1月10日,继《双十协定》,国民党政府代表与中国共产党代表签订了《停战协定》,发布了停战令。由国民党(代表张治中)、共产党(代表周恩来)和美国(代表马歇尔)代表各一人在北平(今北京)成立军事调处执行部,下设若干执行小组,分赴各军事冲突地点进行所谓“调处”。这个军调执行部     

周恩来与“黄河归故”谈判

<正>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府对外宣布了“黄河归故”计划,迫不及待想要实现花园口堵口合龙,藉此获得政治和军事上的筹码。中国共产党心系故道两岸居民,从全局出发,接受了国民党政府提出的“黄河归故”计划。以周恩来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与国民党就此展开了以“黄河归故”为中心的谈判与斗争,彻底粉碎了国民党“以水代兵”的阴谋。     

是三方协商一致,还是美方决定?——1946年军事调处中有关“美方决定权”的争论

"三方协商一致",是1946年初美国总统特使马歇尔提议、国共双方认可的调处国共冲突工作的一项核心原则。因此,任何对这一原则的重大修改必然会引起各方的激烈争论。自1946年3月底军调部美方委员提出准许给予执行小组美方成员以决定权,至同年6月底三人小组通过《解决执行小组交通小组北平军调部及长春军调分部中某些争执之条款》,国、共、美三方围绕赋予"美方决定权"的问题展开了两轮长达近3个月之久的争论。这场起初由军调部美方代表提出、继之由蒋介石挑起的重大原则争论,对于马歇尔赴华使命的成功与否、国共全面内战的缘起与结局以及中美关系的未来走向均产生了重大影响。     

55年前的一幅珍贵照片

这幅照片上正微笑着的主人公,是我们亿万人民所熟悉的周恩来。这是一位美国军人在1946年拍下的。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政府还都南京。1946年5月3日,周恩来率中共代表团也来南京梅园新村继续与国民党政府进行和平谈判。当时国民党军正以30万兵力将共产党中原部队6万多人层层包围在湖北宣化店一带,妄图一举消灭。周恩来在到达南京的当晚立即举行记者招待会,揭露了这一阴谋,驳斥了国民党当局散布的“中原无战事”的谎言。在他的据理力争下,国、共、美三方代表赴宣化店实地视察。     

陈水扁在华盛顿的“枪手”

“吴钊燮来了!”最近,跟踪台湾问题的美国记者都在谈论这一话题。这个新任“台湾驻美代表”,抵达华盛顿时给人留下了气势汹汹的印象——刚刚走出华盛顿杜勒斯机场,他就高调宣称,此次赴美,首要任务是“以‘台湾’名义加入世界卫生组织”;“据实向美方朋友说明”,陈水扁推动“正名、新宪”,是台湾“民主进程必须进行的一些步骤”……     

互联网榛子

第三届斯德哥尔摩互联网论坛在最后一刻达至某种高潮：全场观众“围攻”美方代表。这位高鼻粱、头发往后梳的美国人斜着身子,跷着二郎腿坐在沙发上,他是Christopher Painter,来自美国国务院,专门协调互联网桕关事务。     

冯玉祥的五个遗嘱

冯玉祥先生是中国近、现代史上有重大影响的军事家和政治家。他的一生,留下了许多颇富传奇色彩的故事,可说是脍炙人口。然而,说起他五写遗嘱的事,恐怕知道的人就不会多了。冯玉祥先生在三、四十年代曾五次写过遗嘱。1932年1月28日,淞沪抗战爆发,蒋介石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3月24日,冯玉祥怀着对国民党政府的不满和失望退隐泰山,5月5日,上海停战协定正式签字。冯玉祥坚决揭露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罪行,感到有生命危险,特于6月14日写好遗嘱,史称“泰山遗嘱（一）”,主要内容如下：“我是当兵出身,我是穷小子出身,我是工…     

春秋时期新旧势力斗争辨析

春秋,是我国古代社会变革时期,社会上充满着错综复杂的矛盾和斗争。据说其中有一种甚为突出的矛盾是新旧势力的矛盾。有人认为“以国君为代表的顽固势力”是旧势力,“从奴隶主贵族中蜕化出来的一些后起的贵族”是新势力。它们斗争的焦点,是采用新的还是坚持旧的“剥削和统治方式。”这种说法并不符合客观实际。一据说当时“新旧势力”斗争最具有代表性的是晋国和齐国。现在我们就对晋齐两国内部斗争的史实作一粗略的考察。晋国受封于周初,枝庶繁衍,公族渐多,纵横捭阖的斗争,发生较早,延续的岁月     

"有第三颗子弹吗?"

1946年是中国现代史上至关重要的一年。这一年的6月,国民党政府撕毁国共两党停战协定和政协决议,大举进攻中原解放区;7月,国民党政府不顾中共和民盟的强烈反对,单方面宣布定于11月12日如期召开国民大会。内战爆发了。     

中原突围亲历记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企图独吞胜利果实,消灭我抗日力量,到处制造事端,向我军挑衅.我党为了顾全大局,和平建设新中国,以免人民重陷涂炭,与国民党进行了艰苦的斗争.签订了“双十协定”,成立了以美国、国民党、共产党三方代表组成的“军调组”,负责调解国、共两党的武装冲突.“军调组”下设多个执行小组,分赴有关地区“调停”.     

蒋介石、史迪威矛盾中的宋子文

抗战期间,中美两国成了并肩作战的盟友。但由于历史、化、传统、价值观、制度和实力等方面的差异,中美之间的合作充满着摩擦与冲突。蒋介石、史迪威矛盾便是这些摩擦与冲突的反映。蒋史矛盾自初发到终结,历时两载半,最终以史迪威被召回国得以解决。宋子则以蒋介石驻美“私人代表”兼国民政府外交部长的双重身份,自始至终介入了这一矛盾的全过程。正是他,成功地同美国方面接洽,使史迪威很快被派赴中国;也是他,每当蒋史矛盾激化时,都旗帜鲜明地站到蒋介石一边,出谋划策,迫使美方让步,并最终促成史迪威离华,可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洛阳西工兵营及抗日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部旧址

西工兵营位于今洛阳市老城区西三公里,今中州中路西工段南北两侧。兵营兴建之初,老城民工多来此做工,俗称西工地,后简称“西工”。近现代史上不少大事均与洛阳西工有关。“二七”大罢工时,工人代表曾在这里与吴佩孚进行过谈判斗争;朱总司令曾两次来这里敦促国民党抗日;“一、二八”事变发生后,国民党政府迁洛阳定为行都……因此西工兵营和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部旧址是一处重要的具有历史性意义的建筑物.     

“中美白银协定”述评

1935年11月4日,国民党政府财政部突然宣布实行币制改革,并将白银收归国有。这一举动立即在国际上引起强烈震动,英、日、美等国的反应也不尽相同,充分反映出三十年代帝国主义在中国争夺货币权这一错综复杂的矛盾和斗争。由于币制改革之前国民党政府曾与英国政府取得默契,英国政府首席财政顾问李滋-罗斯并参预其计划最后阶段的制订,所以币制改革后英国首先在舆论上和行动上予以支持。而日本却认为币制改革是对它独霸中国野心的一大打击,故而竭力反对,并采取种种方式进行阻挠和破坏。与此同时,美国政府则采用新的策略,用压低银价、停止购银等手段,迫使国民党政府转而投靠美国,从而使得美国     

在美军监狱的中共党支部

1951年10月,在韩国巨济岛上美军宪兵司令部的监狱里,有三名中国共产党党员成立了一个地下党支部,领导了一场令敌人胆战心惊的爱国斗争。当时被关押在这个监狱里的81名“刑事犯”,都是美军从巨济岛第86号战俘营抓来的“暴动分子”,罪名是我们在10月9日晚上“带头挑起了一场大规模流血斗争”。而事实真相是美方唆使我被俘人员中的叛徒在10月10日那天升起“青天白日旗”,企图以此证明中国战俘都心向台湾是不愿回大陆的。     

志愿军战俘是怎样争取回归祖国的

志愿军战俘营中的悲壮斗争几年以前,在本刊某次座谈会上,一位长者提出,希望我们关注一下志愿军战俘问题。但是,多年来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稿件。本期,我们发表张泽石所写回忆,对这位长者的期望算是有了交代。作者1951年3月入朝参战,于第五次战役中跌下山崖,昏倒被俘,成为战俘营地中共党支部成员,后来又担任“回国支队对敌总翻译”、“中国战俘总代表”。他的文章回忆美方的残酷迫害和战俘们心向祖国,坚贞不屈,英勇斗争的状况,读后,令人感慨万千,不由不对在那场特殊斗争中牺牲的烈士们肃然起敬。     

六十年代美国试图对中国核计划实施打击揭密

毛泽东曾戏言:中国的原子弹只是“吓吓人的”。可这一“吓”还真把美国人吓得不轻。在60年代,美国对中国正在研制、发展中的核武器究竟采取什么对策?以肯尼迪、约翰逊为首的美国政府及其智库,在侦知中国将爆炸自己的原子弹时,他们处在怎样一种矛盾、戒备的状态下?这些“旧闻”,过去一直尘封在美国的绝密档案里。近年,由于美国档案学家的努力,40余年前白宫和五角大楼里那紧张忙乱的一幕,逐渐被揭示出来。本期刊发的李向前《六十年代美国试图对中国核计划实施打击揭秘》一文,综合美方披露的材料,再现了当年美国决策者和智囊们那些既想冒险而又无可奈何的尴尬日子。     

国共合作与抗战建国

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政府提出了“抗战建国”的口号。共产党也一再表明,共产党不仅要共同抗日,而且要“合作建国”。①但是,如何通过抗战进行建国?建立什么样的国家?国共两党存在着原则的分歧和尖锐、复杂的斗争。这个斗争,直接影响着抗战的结局和中国政治前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