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评《太平天国史学论述》

吴善中教授等人撰写的《太平天国史学论述》一书全面反映太平天国史研究成果,按史学史的基本理路,对新中国成立后太平天国的研究做阶段性或专题性的述评。在这部功力扎实的著作中,资料搜集、框架设计和语言叙述均不乏可圈可点之处,而其整体分析和个案点评则体现了作者的公正立场、敏锐眼光与卓越见识。书中虽存在着一些问题,但并不影响《论述》一书应有的学术价值和史学地位。     

评《三皇五帝史断代》

董立章《三皇五帝史断代》一书的立论难以令人信服,其对“疑古派”的批判无法令人接受,书中为证明自己观点堆砌的许多材料也是靠不住的。     

浅析格雷戈里及其《法兰克人史》

格雷戈里可谓是六世纪法兰克王国第一位著名的历史学家,《法兰克人史》一书也被后世看作是一部"信史"。本文分三部分,第一部分简单介绍格雷戈里的生平及其历史著作《法兰克人史》的基本内容。第二部分浅析《法兰克人史》的史学思想。第三部分是对格雷戈里撰写《法兰克人史》原因的探讨。     

程应锣的文笔

古人以为,所谓史家当具三长——史才、史学、史识,这其中的史才,主要是指史家对历史事件的叙述能力及对史料的组织功夫,《史记》做书》《后汉书》《三国志》所以被后人称道,     

金毓黻《中国史学史》初版时间及定名原因考

金毓黻先生精熟于东北史、辽宋金史、中国史学史,乃20世纪卓有成就的史家之一,所著《中国史学史》一书颇为学界所推重,后世学人对此书的撰述过程、史学价值、学术思想等问题,已多有论述。①然而,关于此书的初版时间、署名变化及最终定名之由来等问题,则仍有进一步探讨的必要。笔者认为,《中国史学史》一书的初版时间应为1941年,而非1944年;《中国史学史》在最终定名之前,有《史学考》、《史学考略》、《史学史稿》等名,而最终定名为《中国史学史》,则是"循西人之通称"的缘故使然。下文将略陈刍荛之见。     

《读通鉴论》中经世致用的史学目的论

《读通鉴论》是王夫之晚年一部重要的学术著作。在此书中,王夫之明确提出经世致用的治史目的,具有较高的史论价值。王夫之生活在明末清初的大变动时代,如何治理国家,如何挽救民族危亡成为史家的主要任务。史家在前人书中力图寻找可用于当今之世的知识,经世致用成为治史的主要目的。为履行这个"经世致用"的"君子之道",王夫之明确提出对史书、史家的要求。     

藏族史学研究的开山之作——评《藏族史学发展史纲要》

孙林教授撰写的西藏通史专题研究丛书之《藏族史学发展史纲要》(后简称《纲要》),是一部专门研究藏族史学史的著作。书中充分借鉴了国外史学史研究的一些理论和汉文传统史学的理论与方法,以翔实的资料、精辟的论述和系统合理的编排,分析了藏族史学的理论特色、史学体例,对历史名     

有关魏野畴烈士的两件文物

八路军西安办事处纪念馆藏有两件魏野畴烈士的文物,一件为申江书店1930年出版的魏野畴遗著《中国近世史》,另一件为开明书店为《中国近世史》一书付给魏野畴的版税结账清单。魏野畴所著《中国近世史》是我国早期马克思主义史学著作之一,体现了早期中国共产党人的近代史学观点,对研究马克思主义史学中国化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史学期刊在当代史学建设发展中的作用和地位--"史学期刊发展研讨会"纪要

为了促成并加快史学范式的转变,培育并确立科学的学术规范,倡导并树立健康的学术风气,2002年4月14-18日,《史学月刊》编辑部在古都开封召开“史学期刊发展研讨会”。来自全国各地的历史学专业期刊及部分有史学专栏的综合性学术期刊《历史研究》、《近代史研究》、《世界历史》、《中共党史研究》、《抗日战争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史哲》、《史学集刊》、《史学史研究》、《安徽史学》、《光明日报》、《江汉论坛》、《求是学刊》、《人大复印资料中心》等近20家杂志社的代表应邀出席会议,就史学研究的学术规范、当前的学术评价体系、史学期刊在史学发展中的作用、学术期刊间的合作等问题,进行了热烈讨论,并在很大程度上达成了共识。     

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的海外视角——评《革命与历史：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起源1919—1937》

当前中国史研究的各个领域都受到海外学者的强力诱导,但马克思主义史学领域是一个例外。其实,从事此方面研究的西方学者并不乏人,费文恺、史华兹、哈里森、刘广京等皆其代表。海外关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研究也曾一度兴盛。然而,这些成果译介引进到国内的却寥若星辰。美国学者阿里夫·德里克的《革命与历史: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起源1919—1937》①一书在中国大陆的面世是一件值得注意的事。德里克是一位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史领域研究有素的学者。他的研究集中于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思想与中国史学。1980年伊格尔斯领衔主编的《历史研究国…     

谈志传

注又称注释、注解、注脚等。注释有两种,即自注、他注。他注是注他人之书,自注是作者对自撰之书进行注解。史书注释称为史注,志书注释称为志注。本文侧重研究的是志书的自注问题。历史学界历来重视史注问题。关于史注问题的零散论述,历代皆有,不胜枚举。就史学专著而言,唐刘知几《史通》一书设有《补注》专章,清章学诚《文史通义》一书设有《史注》专章。相比较而言,方志学界无论是在实践上还是在理论上,对于志注问题都关注不足。有鉴于此,有必要重提志注这个老问题,加以研究和讨论。     

区域与整体:环境史研究的碎片化与完整性刍议

中国环境史的研究已从2008年学科初建时对有关学科名称“环境史”“生态史”“生态环境史”等的名实之辩、学科归属及与其他学科关系的研讨, 周琼:《中国环境史学科名称及起源再探讨——兼论全球环境整体观视野中的边疆环境史研究》,《思想战线》,2017年第2期。 经过了接受、内化国外环境史的理论方法,到探讨并初建本土环境史理论及方法,研究区域环境史及具体问题,再到反思及总结目前研究瓶颈突破及转型的学理思考, 周琼:《承继与开拓:环境史研究向何处去?》,《河北学刊》,2019年第4期。 中国环境史学逐渐进入新阶段。     

历史理论与外国史学史研究的前沿和创新

为纪念《史学史研究》创刊五十周年,缅怀白寿彝先生创办《史学史研究》的业绩,学习白寿彝先生的办刊思想,总结过去,开辟未来,本期特辟专栏,发表下面三篇文章。这三篇文章在总结白先生办刊思想的基础上,所论各有侧重。易宁教授重点对历史理论、外国史学等栏目的编辑提出了看法,指出要在国际学术的视野下,研究学术前沿的动态和热点问题,通过对传统学术的扬弃,实现学术创新,表现出中国学者的研究特色。汪高鑫教授从重视理论探讨、加强综合研究、倡导优良学风三个方面,谈到白先生对《史学史研究》工作的指导,认为这几点对开创中国史学史研究的新局面仍然具有重要意义。周文玖教授从史学史学科发展历程的视角,论述《史学史研究》对史学史学科建设做出的贡献,并对《史学史研究》的特色进行总结。《史学史研究》是广大史学工作者,特别是史学理论、史学史研究者的共同的家园。把《史学史研究》办得更好,是对前辈学者开辟这个家园的最好纪念。     

厚积薄发 历久弥新——评杨生茂著《探径集》

《探径集》(中华书局 2 0 0 2年 9月第 1版 )是南开大学杨生茂教授新近出版的一部学术文集 ,这是学界中人盼望已久的书。本书的编纂与出版 ,劳苦功高 ,为吾等后学提供了很大的阅读与学习的便利。《探径集》不仅反映了杨先生这位美国史元老的学术足迹 ,而且还体现了杨先生精益求     

技艺·学理:"史无定法"与专门史的融合研究

“史无定法”作为史学研究方法论的高度概括,影响巨大。学界一般认为,“史无定法”是吴承明先生的观点,事实上在其他学者笔下,或许已多有提及,如余英时在1991年写就的《怎样读中国书》中就曾经说“我以前提出过‘史无定法’的观念”。余英时:《怎样读中国书》,《现代儒学的回顾与展望》,三联书店2004年版,第414页。所以吴承明在集中论述“史无定法”的重要文章《中国经济史研究的方法论问题》中,缕述了这一观点的发轫:“1984年,我在一次在国外召开的中国经济史国际讨论会上说:就方法论而言,有新老、学派之分,但很难说有高下、优劣之别。新方法有新的功能,以至开辟新的研究领域,但就历史研究来说,我不认为有什么方法是太老了,必须放弃。我以为,在方法论上不应抱有倾向性,而是根据所论问题的需要,和资料等条件的可能,作出选择,同一问题可用不同方法论证者,不妨并用,若结论相同,益增信心,若不同,可存疑”。这是吴先生提出“史无定法”的源头。在他1992年正式提出“史无定法”时,也曾经表明:“我国早有‘史无定法’之说。我赞成此说”,吴承明:《中国经济史研究的方法论问题》,《中国经济史研究》,1992年第1期。并没有把这一提法归在自己名下。在缕述学术史时,这是需要首先明了的。     

开创中国史学史研究的新局面

在1961年《史学史研究》①创刊以前,由于史学史尚未形成为一门普遍的学科②,中国史学史的研究并没有受到学术界的广泛重视。白寿彝先生创办《史学史研究》的最初目的,便是"主要用于辅助史学史的教学和史学史教材的编写"(《这三十年》,《史学史研究》1991年第4期)。在《史学     

史学精粹

靳宝:《简帛文献与中国早期史学史研究》(《中国史研究动态》2019年第5期)简帛文献中有不少与史学史直接相关的内容,如清华大学收藏的楚竹书《系年》,记录了从西周至战国早期的历史,是一部带有独特编纂意识的史书,让我们看到了战国史学的某种原始形态,对中国早期史书的形成也有更为直接而深入的了解。清华大学所收藏的楚竹书《楚居》《良臣》及睡虎地秦墓竹简《葉书》等史篇,一定程度上展示了中国早期史学中“世”类史书的某种形态,推进了关于《世本》成书及来源的认识,有助于深入思考《世本》与《史记》的关系。马王堆汉墓帛书《春秋事语》和清华简《越公其事》等大量“语体”类文献,不仅有助于认识《国语》的形成背景、史学价值,而且丰富了对中国早期史学中“语”类史书叙事的了解。可以说,简帛文献中的史类文献,从某一层面再现了战国史学的繁荣,拓展和丰富了我们对先秦史学史的认识.     

马寿千的回族史学研究

马寿千在回族史研究上,做出过重要的贡献。他曾在《中国大百科全书》的《回族》条目所撰写的条文中,反映了回族在祖国历史上的重大贡献。世纪之交,他任《中国回回民族史》(上)(下)、《中国民族百科全书》的回族卷副主编,做了一些工作。在纪念白寿彝先生时,突出地论说了回族史研究的重要意义和方法。对于古代回族史研究,马寿千有一系列论著,在《回族人物志》等著作中,他的贡献是突出的。他的近代回族史研究集中在三个方面清同治年间的回民起义、近代史上回族人民的反帝爱国斗争和辛亥革命中的回族人民。此外,他和白寿彝先生一起,在回族家谱等的研究上也取得相当突出的成绩。     

一部探讨百年史学变迁的开新之作——读王学典、陈峰著《二十世纪中国历史学》

当代美国著名史学史家伊格尔斯在其《二十世纪的历史学——从科学的客观性到后现代的挑战》一书中,①从历史学的元问题着眼,以独到的眼光和精炼的手笔,勾勒出了20世     

都尔主教格雷戈里与中古拉丁史学的兴起

都尔主教格雷戈里的历史作品《历史十书》长期以来被称之为《法兰克人史》。书名的变更带来了对作品及其作者的全新认识。格雷戈里并不是一位知道什么就说什么的"天真汉",而是具有高明的写作策略、注重创新写作体例的历史学家。通过调查《历史十书》成书后两百年手抄本的情况,比较它们对这部历史巨著的继承和修订,可以对格雷戈里所开创的中古早期历史传统有更为深刻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