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蒋抗日”还是“抗日反蒋”——兼与《纲要》教材商榷

从九一八事变至我党发布五五通电这段时期,中共对蒋政策是反蒋抗日还是抗日反蒋,党史学界存在不同的看法。笔者以为这一时期中共对蒋政策应是抗日反蒋,根据有四:一是"抗日反蒋"提法载入中共中央文件;二是"抗日反蒋"提法见诸我党和红军负责人的言论中;三是"抗日反蒋"口号符合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关系的变化;四是"抗日反蒋"是党史学界权威著作较为普遍的观点。     

“反蒋抗日”还是“抗日反蒋”——兼与《纲要》教材商榷

从九一八事变至我党发布五五通电这段时期,中共对蒋政策是反蒋抗日还是抗日反蒋,党史学界存在不同的看法。笔者以为这一时期中共对蒋政策应是抗日反蒋,根据有四：一是“抗日反蒋”提法载入中共中央文件;二是“抗日反蒋”提法见诸我党和红军负责人的言论中;三是“抗旧反蒋”口号符合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关系的变化;四是“抗日”反蒋”是党史学界权威著作较为普遍的观点。     

略论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确立

中国共产党主动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过程经历了从“反蒋抗日－抗日反蒋——逼蒋抗日－联蒋抗日”四个阶段。本文研究了从“反蒋抗日－抗日反蒋”这一阶段的历史说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是逐步确立起来的,其间虽有共产国际的帮助,但中共独立自主的自觉的努力起了主要作用。     

从国共党际环境的演变看第二次国共合作形成的发展轨迹

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形成,经历了一个从共产党对国民党由敌对关系到合作抗日的酝酿时期,到国共联合建立党际环境联络机制的谈判阶段,再到从"反蒋抗日"到"逼蒋抗日"和"联蒋抗日"党际环境日臻成熟的形成过程。它的发展动向对战时的世界局势特别是中国的抗日战争进程有着重大影响。本文以20世纪30年代日本侵略中国民族矛盾不断加深背景下对国共两党抗日态度、立场和政策的影响及关系展开思考,从国共党际环境演变的角度探讨第二次国共合作形成的发展轨迹。     

关于“逼蒋抗日”方针形成问题

围绕着中国共产党从“抗日反蒋”到“逼蒋抗日”策略方针的转变问题,国内外的中国共产党史专家、学者陆续发表了一些研究成果。这些论著在以下两个问题上存在分歧:一、中国共产党于1935年12月在瓦窑堡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确定的“抗日反     

中共“逼蒋抗日”策略方针的形成

现在有这样一种观点,认为中国共产党在制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方针的过程中,由“反蒋抗日”转变为“逼蒋抗日”是因为受到张学良的很大影响。这种观点值得商榷。     

"抗日反蒋"与"联日制蒋"--胡汉民与两广的"抗日"口号与实践(1932-1936)

全面抗战爆发前,两广地区的抗日主张在国内有一定的代表性。本根据藏于美国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的资料,揭示出胡汉民与两广在抗日问题上的复杂性：一方面他们宣传“抗日反蒋”的主张,也有支持抗日的举动;另一方面则有幻想“联日制蒋”,并有与日方接触的行为。论较详细地披露了这一历史过程,分析了形成这种复杂性的原因,并对胡汉民与两广在抗日问题上的立场给予评价。     

论张学良与“西北国防政府”计划

张学良自成局面的设想和中共先行建立地区性国防政府的策略 ,是促成“西北国防政府”计划产生之两大要素。但在该计划的实施步骤及是否反蒋、如何打通苏联等问题上 ,张与中共间存在着某些潜在分歧 ,加之中共的政策由反蒋抗日急剧转向逼蒋抗日 ,打通苏联亦未能成功 ,从而导致该计划终归流产     

西安事变片段

1936年12月12日,在全国人民抗日怒潮的推动下,国民党内主张抗日的爱国将领张学良、杨虎城将军,为坚决反对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误国政策,怀着善良的愿望,以惊险的手段、大无畏的自我牺牲精神,捉蒋放蒋,逼蒋抗日,联合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促成了第二次国共合作和全面抗日战争的发动。正如毛泽东主席所说：“这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件大事,从此建立了两党重新合作的—个必要的前提。”     

抗战前夜中共中央战略决策的形成

中共中央到达陕北后的一年多内,实现了战略性的转变:从十年内战到国共合作,从抗日反蒋到联蒋抗日,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提出到其实现。这是一个艰难曲折和充满矛盾的过程。本文着重从中共中央高层决策的视角,依据大量档案资料,对客观局势的复杂演变和主观认识的反复探索过程进行系统的考察。     

吴铁城关于西南政局及实力派倒蒋活动密电选

蒋、胡失和后,胡汉民偏居香港,联络西南实力派暗策倒蒋。此组密电反映胡汉民与陈济棠、白崇禧等人之间的意见分合、时和时离情形以及各派对反蒋、剿共、抗日、闽变等等之态度。时吴铁城任上海市市长兼淞沪警备司令。     

中国共产党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

中国共产党提出的以“国共合作”为核心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中华民族战胜日本侵略者的法宝。1935年秋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中共中央即提出灵活运用广泛的统一战线,启动从内战到抗战的战略转变。在此后将近两年曲折、复杂、尖锐的斗争中,中国共产党依据国内外形势的发展变化,适时调整其策略,由“抗日反蒋”改变为“逼蒋抗日”以至“联蒋抗日”。在西安事变爆发后,全力进行调停,促成和平解决。国民党和南京政府在国际国内形势的影响与各党各军各派的逼迫下,其方针、政策也几经变化。国共第二次合作终于在七七事变抗日战争爆发、“八·一三”日军进攻上海威逼南京之际正式形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从而实际建立。在此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以民族利益为重,进行了坚忍不拔的努力,发挥了中流砥柱的作用,赢得了全国上下一致的信任。中国共产党在完成从内战到抗战的伟大战略转变,促使国共第二次合作形成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的历史进程中,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创造了十分丰富而宝贵的经验。     

张云逸三进闽西

张云逸大将,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及抗日战争初期三进闽西,在红土地上留下光辉的足迹。 以中央政府代表身份赴汀州谈判 1933年11月20日,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李济深等,发动了福建事变。他们以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为旗帜,在福建公开宣布反蒋抗日,并愿同红军停战,联合反蒋抗日。事变前,福建方面曾派代表同     

台湾抗日志士蒋渭水

蒋渭水（1891-1931年）,台湾宜兰人,祖籍福建漳州府龙溪县,先后创立了台湾文化协会、台湾民众党和台湾工友联盟等抗日组织,领导台湾非武装抗日民族运动,是日据时期台湾抗日政治运动中最重要的领袖之一,被称为台湾孙中山及台湾民主运动之父。蒋渭水是孙中山先生的忠实信徒,笃信三民主义,追慕祖国的民族革命运动。他逝世后,台湾史学家连雅堂这样评价他：“中山主义谁能继,北望神州一凄神”。     

为什么农工党能够酝酿发动“福建事变”——农工党与十九路军的深厚渊源

1933年11月20日,在全国抗日反蒋高潮的推动下,驻守福建的国民革命军第十九路军联合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中国农工民主党的前身,外界称之为“第三党”）等反蒋势力,发动了著名的“福建事变”,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公开宣布与蒋介石国民党决裂,同共产党合作,开展抗日反蒋运动。     

杨虎城与西安事变（二）

互表衷肠 当张学良因“剿共”失利,异常苦闷时,杨虎城没有因为张碰了钉子而幸灾乐祸,反而对张表示出极大的同情与关怀。他亲赴张的住处进行慰问,并再次劝说张不要跟着蒋盲目走下去,应该走自己的抗日之路。这样接触多了,张学良就把心中的苦闷,对蒋介石的不满向杨诉说。两人的关系拉近了,逐渐发展到政治上可以相互谈心。张对反蒋心存顾忌,开始讨论的问题只局限在如何实现抗日上。这样,张杨两人先是在共同抗日问题上达成了共识。     

中国抗日战争时期的西方传教士

本文考察、论述了抗日战争时期西方传教士在中国的基本情况和主要活动,认为:西方传教士在中国的主要活动是基于其本国利益的需要,随其本国对华政策的变化而变化的。在沦陷区,主要是追随、附和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甚至为日本侵略而从事间谍活动,从而成为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的帮凶;在国统区,主要是帮助国民党蒋介石,既有助蒋抗日的一面,更有助蒋反共的倾向。从抗日战争时期西方传教士的活动来看,其为帝国主义侵略服务的性质是十分明显的。     

九一八事变后的冯玉祥

九一事变后,冯玉祥慷慨激昂,呼号奔走,呼吁反蒋抗日,进而组织民众抗日同盟军,揭起抗战大旗。透过冯玉祥“日记”,从历史上加以考察,这一切绝非偶然。     

让日本军校尴尬的蒋百里

蒋百里将军,名方震,字百里,中国近代著名军事理论家、军事教育家,抗日持久战军事理论的最早提出者,中国近代军事史上的传奇人物。     

让日本军校尴尬的蒋百里

蒋百里将军,名方震,字百里,中国近代著名军事理论家、军事教育家,抗日持久战军事理论的最早提出者,中国近代军事史上的传奇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