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学之传入日本及其早期传授状况——中国中世哲学对日本哲学影响的探索之一

中国儒学早就传到一衣带水的邻邦日本。据史书记载日本应神天皇十六年(公元二八五年,中国晋武帝太康六年)《论语》、《千字文》等儒家著述已经传入日本,儒家思想也就开始在日本扎根、传播。但是从以朱子学为代表的、所谓新儒学的宋学引进日本以后,便别开生面并终于在德川幕府时代迎来了朱子学史上的全盛时期,而开始了一个崭新阶段。本文拟就以朱子学为代表的宋学传入日本的过程以及早期的传授状况,进行一些考查。     

浅析伊藤仁斋的朱子学观

江户时代是日本大量吸收中国儒学的时期,此间中国朱子学在日本获得了广泛传播。随着朱子学在日本传播的不断深入,由于日本儒学者对朱子学的理解和取舍的不同,因而在日本知识界产生了各种学派。伊藤仁斋(1627-1705)是古学派的创始人之一,在他的思想历程中,朱子学观是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从其对朱子学的观念的变化中可以揭示出伊藤仁斋创建和发展古学的脉络。     

明代中后期心学在徽州的传播和影响

明代中后期,与朱子学“别立宗旨”的心学在徽州得到广泛传播,并在徽州士人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传入徽州的心学主要有二支,一是湛若水之学,一是王守仁之学。湛、王心学对徽州学术的发展带来了深刻的影响,它既使南宋以来朱子学在徽州一统天下的格局被打破,同时也导致了新安理学学派中形成了二个不同的学术阵营。这种状况一方面反映了明代中后期心学兴起以后,朱子学在全国范围内影响力的削弱．另一方面也体现了徽州学术思想的丰富性和复杂性。     

高丽使臣的“小中华馆”与朝鲜“小中华”意识的起源

“小中华”最初是宋人在高丽文宗时期(1046—1083年)赠予高丽的称号,它与宋朝将高丽使馆命名为“小中华馆”这一事件紧密相连.高丽基于慕华思想和抵抗辽金的需要,努力派遣使臣与宋朝结盟,而共同的战略利益和高丽使臣高水平的诗文也使宋朝产生了强烈的共鸣,由此“小中华馆”诞生在宋丽外交中.这一称谓当时更多地带有外交色彩,还没有成为总体性的文化自觉.高丽末期,以李穑为代表的高丽儒臣在朱子学和元明易代的影响下,对“小中华馆”进行了重新追述和诠释,使之超越了宋丽外交的历史语境,赋予其鲜明的现实意义和华夷意识.此后,“小中华”开始升华为高丽的身份认同和文化体认,并上升为儒臣士族的政治理想,这反映了新兴的儒臣势力的崛起.因此,宋代的“小中华馆”是后来朝鲜王朝反复强调的“小中华”意识的思想起点.     

华侨与朱子学在日本的传播

关于儒学在日本传播的著述,主要有周一良的《中外文化交流史》和朱谦之的《日本的朱子学》,论文则有何孝荣的《清代的中日文化交流》.本文搜集资料集中论述华侨在日本传播朱子学的贡献.     

华侨与朱子学在日本的传播

关于儒学在日本传播的著述,主要有周一良的《中外文化交流史》和朱谦之的《日本的朱子学》,论文则有何孝荣的《清代的中日文化交流》。本文搜集资料集中论述华侨在日本传播朱子学的贡献。     

王尧礼：儒学在贵州的传播与教育发展

在中原文化中占主导地位的儒学,传入贵州主要依靠儒学教育,但贵州的儒学教育却比中原地区差不多晚了一千年。     

浅论儒学在日本的本土化

博大精深的儒学在中国产生之后,很快走出国门,影响到周边地区。尤其是通过朝鲜传入日本的儒学,经过短暂的沉寂,在推古改革和大化改新之后,儒学逐渐为日本民众所接受,并与日本的国情相结合,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日本儒学。本土化之后的儒学,对日本的思想文化、民族性格、社会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西夏、高丽与宋辽金关系比较刍议

10-13世纪辽、宋、金等大国角逐时,西夏和高丽与大国时和时战,纵横捭阖,关系复杂、奥妙。西夏、高丽有类似的地位,在相当程度上影响着中国政治格局的变化。西夏、高丽政体有同有异,西夏称帝,高玉称王。西夏军事、经济力量较强,在宋、辽、金各国地位较重,对当时中国政治格局的影响也较大。两朝都借鉴中原儒学,设科举,但因宋与高丽互不接壤,较少防范,文化交往更加密切。两朝在《宋史》《辽史》《金史》有差不多相等的地位,但从宋、辽、金三史传记看,西夏详于高丽,反映10-13世纪两国在中原大国中地位相近,而西夏又较重于高丽。西夏被蒙古灭亡后,其主体民族党项族与契丹人、女真人融汇于汉族及其他民族中,而高丽经历4个多世纪改为李氏王朝,后发展成为独立国家。     

李穑入华考

李穑是高丽末期著名的政治家、文学家、教育家、儒学宗师。关于李穑入华的次数及其在华居留时间,史学界看法不一,现特进行考辨,以求接近史实。     

日本中世末期五山禅僧的“儒·释”论争与其内部分化

"儒释"论争在日本五山禅林的展开,与中世大批禅僧入华留学活动和宋学东传日本密不可分。就其内在理路和发生脉络而言,该过程大致经历了理论上的"排儒斥朱"→"儒释调和"→"儒释道三教一致"→"排佛归儒"和行动上的"脱佛还俗"。出身相国寺的藤原惺窝和出身建仁寺的林罗山"脱佛还俗"、形成"京师朱子学"一派,不仅是五山禅林内部分化与蜕变的转折点,还是日本"朱子学"兴起的重要标志。由于该过程还反映了中世佛教文化向近世以儒学为宗的政治意识形态和学术思想的转变趋向,所以它同时也是儒学"日本化"的一个过程。     

浅谈儒学思想对韩国的影响

一种儒学思想具有一个国家的标志,要有自己的特色,用自己的品格表现出来。韩国自古号称“君子之国”。一贯提倡儒学,对整个大韩民族进行儒家伦理教育。儒家文化在西汉时期开始传入朝鲜半岛,历经时间的孕育、生根、发展和再创造,积淀成为韩国民族传统文化。儒学思想对韩国的爱国热情和民族精神、政治经济方面、社会生活和教育方面等的影响是无法估量的。     

《资治通鉴纲目》在朝鲜半岛的传播

《资治通鉴纲目》(简称《通鉴纲目》)被认为是朱熹改纂司马光《资治通鉴》而成的一部重要的史学作,据《高丽史》的记载,《通鉴纲目》当在13世纪末、14世纪前半期高丽朝末期已传入朝鲜半岛。之后到朝鲜王朝时期,又通过燕行使臣大量传入。     

孔庙在日本

孔庙,即纪念和祭祀孔子的祠庙,以山东曲阜孔庙为最早。5世纪初儒教传入东瀛后,儒学日渐得到普及, 儒学成为学校的重要课程,冠名“圣庙”、“圣堂”的各种孔子庙也大量涌现。本文就日本现存主要孔庙的历史和现状以及在日本的流变作了介绍。     

高丽青釉云鹤纹瓷瓶

高丽青瓷是11-12世纪在朝鲜半岛高丽王朝时发展起来的一种名瓷。它深受中国唐代越窑青瓷和北宋汝窑天青釉瓷的影响。高丽青瓷釉色青翠明亮,纹饰简洁疏朗,型体端庄高雅。宋人徐兢在《宣和奉使高丽图经》一书中用“精绝”一词盛赞高丽青瓷制作技艺的精湛。此外,宋朝太     

明中期徽州学者汪循的思想志业与乡邦精神重塑

徽州学者汪循的学思表现,是明中期士人出处行事的典型代表。早在湛若水、王阳明心学入徽之前,汪循已揭开白沙心学与徽州朱子学结合的序幕。深植新安理学传统的汪循,受明前期大儒陈白沙、庄昶影响,着重强调儒学的践行特质,给明中期徽州学术带来新活力。以此为出发点,汪循以格君行道的上层经世活动来躬行其政治理念,并重新发掘徽州理学传统中的行动价值,以期重塑乡邦精神的实践面向,引导徽州后学注重践履的思想新风气。     

南朝经学家分布与文化变迁

南朝时期,南方文化持续发展,经学家人数不断增长,形成了建康吴会地区、寻阳豫章地区和江陵长沙地区三个经学中心。这三个经学中心的形成,与那个时期的移民浪潮、南朝特殊的政治形势以及经济发展密切相关。南朝儒学以此三个中心为基础,继续向西向南迁播,从而引起了南方儒学传入地区的文化变迁。     

宋人移民高丽述论

论文分析了宋人移民高丽的背景和移民活动,阐述了宋人移民高丽的特点。认为公元10至13世纪,中国分裂为南北对峙的局面,辽、金先后在东北亚区域关系中居于主导地位。受此影响,宋人迁往高丽的移民活动开始趋向精英化。移民的数量缩小为一部分社会中高阶层,迁移的方式偏向主动迁移,并且移民活动受到了高丽王朝的欢迎。这些变化不仅与东北亚复杂局势有关,同时也反映了宋代中国文化的强大国际影响力。     

浅谈儒学思想对韩国的影响

一种偶学思想具有一个国家的标志,要有自己的特色．用自己的品格表现出来。韩国自古号称“君子之国”,一贯提倡儒学,对整个大韩民族进行儒家伦理教育,士君子主张以儒家礼仪、孝道治国。儒家文化在韩国有着深厚的底蕴和根基。儒家文化在西汉时期开始传入朝鲜半岛,历经时间的孕育、生根、发展和再创造,积淀成为韩国民族传统文化。儒学思想对韩国的爱国热情和民族精神、经济、学校教育、家庭伦理、文明礼仪以及社会现象的影响是无法估量的。     

探析高丽青瓷技艺之美

<正>众所周知,瓷器是中国古代文明的杰出代表,而青瓷也在其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从汉代的原始青瓷到唐代的秘色瓷,中国青瓷始终是独领风骚。但随着国力衰弱,战乱纷起,许多越窑烧瓷工人及技术开始传入比邻的朝鲜,一种新的工艺美术品种开始孕育发展,即高丽青瓷。高丽青瓷(图1)通常是指918~1391年间高句丽王朝统治时期烧制的青瓷,是可与中国两宋青瓷相媲美的艺术奇葩。宋代崇尚文人情怀,瓷器烧造以青白两色为主,重在色泽与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