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地缘战略的主体间性——兼论中国地缘战略抉择

主体间性一词是20世纪西方哲学凸显出来的一个重要概念,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有助于解决本体论、认识论和伦理学等多方面的问题。简单来说,主体间性就是主体之间的交互作用。主体间性具有物质性、实践性、历史性和社会性,其存在于集体主体之中,可以通过"教化"获得。据此,本文通过对四个经典地缘政治理论,即国家有机体论、海权论、陆权论和边缘地带论的历史分析,挖掘了隐含在其中的主体间性。并以美国对苏联和中国实施的地缘战略围堵为例,通过分析同一地缘战略所导致的截然不同结果,表明了地缘战略的构建、制定和实施都必须遵循主体间性。最后根据主体间性提出中国未来地缘战略抉择。     

论城市旅游形象塑造——以武汉市为例

本文针对我国城市旅游形象的现状与问题,阐述了如何从理念定位、视觉强化和宣传推销三个环节来塑造城市旅游形象的观点,并以此为依据,对武汉市旅游形象塑造进行了设计。     

从地缘政治视角看美国边界安全的空间特征与政策变化——兼论对中国边界安全的启示

本文将美国边界安全置于地缘政治视角之下进行研究,通过对美国边界的空间形态与特征进行分析,总结美国边界安全在当前空间状态下存在的有利和不利因素。在全球反恐背景下,以"9·11"事件作为转折点,对比恐怖主义袭击前后20年美国政府在边界安全政策问题上的认知和态度变化,在对美国边界安全政策进行梳理后,阐述在新的边界安全环境下,美国所采取的保障陆海空边界安全的一系列强有力措施。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美国经验对中国边界安全的五点启示,以期对中国的国家安全政策和实践提供借鉴。     

政务微博对塑造政府形象的影响研究 ——以新疆为例

大数据背景下政务微博的蓬勃发展使其帮助政府提升形象的可能性越来越大,但政务微博在帮助地方政府提升形象的同时也面临因"僵尸微博"的大量存在或政务微博网络舆情处理不当等原因而损害政府形象的困境.面对政务微博影响政府形象的双重性,本文基于CIS原理,以新疆政务微博作为案例,分别从构成政府形象的理念识别、行为识别和视觉识别三方...     

汉武帝“广关”措置与西汉地缘政策的变化——以长安、洛阳之间地域结构为视角

西汉王朝奉行以关中为根本的地缘战略,籍以内控诸侯,外御匈奴。高帝时重在控内,并以洛阳作为控御关东诸侯的重镇;武帝时重在御外,而对关东诸侯的统治由军事镇绥为主转向政治控制为主,洛阳在地缘战略中的重要性也相应下降。出于适应地缘战略转变的需要,汉武帝对长安、洛阳之间的地域结构进行了调整:东徙函谷关,旨在将整个崤函山区括入关内,以加强对洛阳的控制,防备关东有变,异己势力袭据洛阳以威胁关中;设置弘农郡,旨在构建以弘农、新安、宜阳为节点的防御体系,并加强对崤函道和武关道的控制,以弥补函谷关东迁后带来的关中防卫疏漏,达成控制洛阳和防卫关中的双重目的。     

从地缘政治学看中国的战略态势

本文试图以地缘政治学为基础,对我国的国际战略地位和发展前景进行初步分析。     

全球视野下清朝国家的形成及性质问题——以地缘战略和财政构造为中心

不同于以往围绕所谓"新清史"展开的争论中各方均把注意力聚集在清朝的规章制度、治理方式以及满人精英的观念、习俗方面,这里另从地缘战略和财政构造两个侧面,重新审视清朝国家的形成路径及其性质。清朝疆域的整合可分为两个不同的阶段:从后金政权在东北兴起,到入关后取代明朝,至17世纪50年代基本控制关内各省,是为开国的第一阶段;其第二阶段从17世纪90年代至18世纪50年代,历时半个多世纪的边陲用兵过程,受到清廷独特的地缘战略和财政构造的驱动与制约。而清朝地缘战略从被动回应到积极防御再到保守妥协的转变,又跟其财政构造中低度均衡机制的运作及其背后社会经济的支撑力度紧密相关。同时,如果我们将清朝国家与近代欧洲财政军事国家和奥斯曼帝国加以比较,即可看出其在近代转型过程中独有的脆弱性与坚韧性,并质疑国家形成研究领域流行的"帝国—民族国家"认知范式的适用性。     

“直播+”背景下旅游地形象塑造与传播研究——以开封市为例

在“直播+”背景下,旅游直播突破了时空界限,借以即时互动、沉浸式体验等特点成为旅游业相关主体共同认可的传播媒介,极大地影响了区域旅游业的发展和旅游地形象的塑造传播,本文以河南省开封市为例,研究“直播+”背景下区域旅游地形象的塑造传播,研究发现现阶段开封市旅游地形象内容呈现以宋文化为主题;旅游地形象传播主体以旅游景区为主;旅游地形象辐射范围国内强于国外。在互联网直播浪潮下,开封市应从形象丰富、渠道拓宽、团队建设和内容升级等路径出发,提升开封市旅游地形象吸引力和影响力。     

基于CIS策划理论的城市旅游形象塑造研究--以保山市隆阳区为例

文章借鉴企业CIS战略对城市CIS战略的理念进行分析,并结合保山市隆阳区城市文化、旅游资源现状,从城市旅游理念识别、城市旅游行为识别和城市旅游视觉识别三个方面探讨了隆阳区旅游形象识别系统,并提出了策划方案。     

北极环境变化对中国的战略影响分析

北极地区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正在发生深刻改变,将对世界和中国产生深远的战略影响。北极航道的开通将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世界的海洋交通格局,在给中国带来机会的同时,也可能造成战略上的被动性。北极资源开发可行性的增大给中国增添了新的资源采购地选择和地缘经济参与机遇,同时也将带来新的挑战。北极地区地缘政治地位的上升将改变现有的世界地缘战略格局,产生新的地缘战略关系,给中国带来复杂的战略影响,中国需加强筹划应对。     

浅谈中国女神形象的嬗变与异化——以宋玉《高唐赋》《神女赋》为例

从人类文明初始,女性以其生育、哺乳的独特社会功能承担,成为人类精神崇拜的主要对象之一,但由于文明之进步,社会之形成,秩序之修订,女性崇拜的形象也随之改变,中国作为四大文明古国之一,先进发达的农业文明,促使中国文化较早的经过蒙昧时代,直接进入具有文明秩序的封建时代,根植于中国文化土壤的女性崇拜形象也为之发生嬗变,爱神并未在中国文明中实现长期独立的发展,反而迅速被美神所取代,但却一直以异化的形式存在。     

中国式现代化的地方实践探索：以“追龙”战略为例

中共二十大报告从根本性质、基本特征、本质要求、战略安排等维度阐释了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中国式现代化的探索由来已久,广东的“追龙”战略即为中国式现代化地方实践的范例。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提出广东要用二十年追赶亚洲“四小龙”的“追龙”构想,要求广东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追龙”战略从提出之初就打上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深刻烙印,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而具体实施又是一个渐进式发展的结合中国国情不断调整实现目标的过程,是一个不断深化对现代化认识的过程,走出了一条符合中国国情、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之路,拓展了现代化的内涵和实现途径,有效克服了西方现代化路径的局限性。     

从法国《世界报》与法国电影中的当代中国形象看媒体对影视的影响

大众媒介对当代社会中政治、文化、经济和日常生活的意又是毋庸置疑的。其中最强大的两大阵营——媒体与影视。不仅代表舆论,还可以左右舆论。由于媒介偏见的存在,受众接收到的信息毋庸置疑是被意识形态、文化背景等因素加工过的。尤其是在外国媒体和影视塑造中国形象的时候,这种偏见表现得更为明显。本文通过对法国《世界报》有关中国的报道的分析以及对含有中国元素的、由法国导演拍摄的电影《解放军在巴黎》（1974）、《的士速递Ⅲ》（2003）、《巴黎我爱你》（2006）中中国形象的研究,来阐述法国媒体对影视的影响。     

地缘战略视角下“一带一路”倡议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研究

“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兼具改善地缘环境和拉动对外投资的目的。然而，现有研究较少采取地缘战略视角分析“一带一路”倡议对于中国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的影响。本文基于中国对外投资数据，通过整合政治地理学和经济地理学的相关研究成果，运用双重差分的面板回归模型考察“一带一路”倡议对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的政策效应。研究发现，“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中国向中亚和西亚地区的投资比“一带一路”沿线其他国家增长更快，说明地缘战略对中国海外投资有重要影响；此外，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受中国与东道国经贸联系和东道国市场规模的影响，但是地理邻近性、东道国的制度环境和东道国自然资源等因素的影响不显著。本研究对于加强政治地理和经济地理的结合和制定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政策等有参考意义。     

旅游形象感知模型及其应用研究——以长三角居民对韩国旅游形象感知为例

本项研究调查了近千名长三角地区潜在游客对韩国旅游形象的感知,运用多元统计技术手段分析探讨了刺激因素、个体因素和形象感知三者之间的关系,研究表明,刺激因素(一手信源和二手信源)与个体因素(旅游动机和社会人口统计特征)差异会影响旅游形象的感知,是旅游形象的前因变量.     

国际视野下的国家形象塑造与传播——盛唐为例

随着生产力的极大发展和经济全球化的进一步深化,我国国际地位举足轻重。越来越多的中国符号出现在国际视野中,如何更好的塑造国家形象成为提升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翻阅中国近现代史,在国家形象塑造这一方面,盛唐带给后人更多的思考和启示,即唯有政治清明、强兵富国、民族团结、对外开发、以人为本,方能彰显大国风采,令各国刮目。     

突发事件后目的地形象对潜在旅游者决策的影响研究——以四川目的地为例

突发事件后目的地的安全形象发生变化,"是否安全"成为潜在旅游者出游决策的重要影响因素。潜在旅游者做出旅游决策时都有自己的感知集,概括起来共有三类情况:诱发域、无诱发域、排除域。突发事件后潜在旅游者对目的地感知信息属于诱发域这一类情况时,目的地才会进入其选择范围。本文以四川目的地为例,研究突发事件后目的地安全形象变更对潜在旅游者决策的影响,针对"形象-决策"模式研究,提出目的地形象恢复对策。     

“意大利建国三杰”形象在近代中国的塑造及演变

19世纪后期,"意大利建国三杰"通过传教士的工作进入中国知识界,中国的各个群体基于各自的立场和目的对"三杰"的形象做出了不同的诠释。20世纪初,梁启超对《意大利建国三杰传》的译著,使"三杰"的形象在晚清中国广泛流传开来,成为传播爱国主义的重要思想资源。救亡图存的议题一直贯穿着整个民国时期,"三杰"的相关事迹也不断得到宣传,成为中国知识分子的集体记忆。然而,在近代中国的历史语境下,"三杰"的形象不可避免地被工具化,以致三人的形象和他们原来的面貌之间存在着相当的距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