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联调查团的预演:九一八事变后的中立观察员派遣

九一八事变后,国际联盟对中日冲突的处理进展缓慢,原因之一是缺乏有关中国东北的实地信息。中国要求国联派遣调查团,而日本以中日直接谈判为由进行阻挠,但又不得不默认已经身处中日两国的第三方人员可以前往中国东北观察。在国联正式派遣调查团之前,英美和国联的中立观察员们扮演了搜集信息的角色,派遣观察员的过程及观察报告使英美等方可以了解事变情况,推动国联处理中日冲突的进程。中立观察员的派遣不仅缓解了国联获取实地信息的压力,而且使中国坚定了依靠国联的初衷,并促使日本转变关于派遣国联调查团的立场。中立观察员派遣与国联调查团的组建具有内在逻辑统一性,是国联调查团的预演。     

国际性与主体性:中日冲突和国际联盟调查团的产生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中国将此事诉诸国际社会,希望国际联盟伸张正义,结果是国际联盟决定组建调查团,赴远东调查中日冲突。一般研究将调查团置于九一八事变后的叙述框架内,强调调查过程和调查报告书,对调查团的产生过程缺乏整体研究。在国联调查团产生问题上,中国不仅与日本在国联进行了长达三个月的论争,而且强烈呼吁英美等国支持组建调查团,各国之间的交锋异常频繁。以国联行政院第65届常会的三个阶段为时间线索,以中日围绕是否派遣调查团的辩论为叙述脉络,系统呈现国联调查团的产生过程,可以凸显中日冲突的"国际性"和国联调查团的"主体性"。     

浅析国联调查团派遣案的出笼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日本与西方大国之间围绕对中国市场的争夺和远东危机的处理,展开了一场侵略与遏制、勾结与绥靖的错综复杂的角逐。“国联”是进行这一角逐的主要阵地。决定派遣国联调查团对事变进行综合调查,是国联在“九一八”事变的处理上迈出的影响全局的关键性一步。由于调查团的派遣,英法等操纵国联事务     

国际联盟对一·二八事变的聚焦与因应——以李顿调查团为视角的考察

九一八事变后,国民政府向国联提出申诉,建议派遣调查团来华.国联理事会迟至1931年12月上旬才决定派遣李顿调查团.在李顿调查团正式组建后不久,日本又在上海制造一·二八事变,昭示远东局势持续紧张,加快了李顿调查团的东方之行.尽管调查团对外强调"虽近日上海有事,该团仍仅限于调查满洲",但事实上非常关注一·二八事变,在上海停...     

顾维钧为国联调查团当顾问

九一八事变后,国民政府多次向国联提议组织国联调查团,调查事变真相,希望借此制止日本的侵略。但由于日本的反对,国联一直无法就中国的提议作出决议。１１月下旬,日本占领齐齐哈尔并向锦州逼近之后,自认为对中国东北全境的占领已成既成事实,转而同意国联组织调查团赴东北调查,企图以此改变在国联中的被动地位,并拖延时间,使国联在调查期间不再采取对日本不利的行动。于是,１９３１年 １２月 １０日,国联行政院通过了有关中日冲突的第四个决议案,决定派遣调查团赴中国调查一切危及国际关系、破坏中日和平或一切足以影响中日两国…     

日内瓦藏李顿调查团档案文献的结构和价值

"国联和联合国档案馆"、"国联和联合国图书馆"收藏的李顿调查团档案文献,分为"S系列"、"R系列"和"BOOK系列",系统地记录了李顿调查团在中日进行实地调查的经过,反映了中日双方和第三方的观点。初步研究表明,国难当头时刻,中国各界尤其是东北民众,向国联调查团和国际社会全面揭示了日本蓄谋制造事变、扶植傀儡政权的事实,是研究九一八事变和十四年抗战史的最新一手资料,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日本因应国联调查团的动机及其异化

九一八事变后的国联调查团为研究者从跨国史的视角审视中日冲突提供了一个窗口。日本对国联介入中日冲突的态度颇为多变，从反对调查团方案到倡议组建调查团，再试图劝诱与引导调查团，最终质疑与否认调查团，态度反复的原因在于日本侵略者的身份。在因应国联调查团过程中，日本始终企图贯彻“满蒙经略”国策，并利用国联集体安全机制的软弱性和在东亚的不适用性，诱导国联调查团为己“背书”。日本因应调查团除利用调查团的时间差以扶植成立伪满洲国的企图外，还存在借助调查团实现伪满洲国地位的国际认可的动机，但最终异化成日本因调查团否认伪满洲国而反对调查团，并最终以退出国联相抵制。     

马占山会晤李顿调查团代表

马占山再起抗日后不久,国联派出的李顿调查团到达哈尔滨,为了向全世界人民揭露日本帝国主义军事侵略的罪行,表达东北人民不屈强虏的决心,马占山面晤了李顿调查团的代表,向他们介绍了日本关东军悍然发动"九一八"事变,违背民意炮制伪满洲国的经过,并表明了东北人民坚决否认伪满洲国,坚决抵制日本侵略和奴役东北人民的严正立场。     

李顿赴华调查中国事件期间致其妻子信件（上）

九一八事变后,国际联盟决定派调查团赴中国调查事件真相,调查团团长由英国人李顿(Victor Robert Lytton,1876—1947)担任。李顿率国联调查团于1932年3月14日抵达上海,先后赴南京、汉口、北平及东北各地调查,并在完成调查报告书后于9月5日离华。在中国近6个月期间,     

李顿赴华调查中国事件期间日记

1932年3月-9月．国联派出调查团专程赴中、日各地,对九一八事变以来的日本侵华事件展开调查。该调查团团长李顿在此期间所记日记,较为详尽地记录了以他为首的国联调查团同中、日两国军政要人、各界人士会谈情况,也反映了中、日之间存在的巨大分歧及其本人的一些看法．还有对最后形成的报告书的总结性陈述：这里所刊李顿日记与本刊前两期登载的李顿信件来源相同,可互为对照。日记记载时间虽不如信件完整,但内容上更侧重于工作事务方面,因而有更高的史料价值。     

《李顿报告书》发表后国际联盟促使中日和解的尝试

《李顿报告书》发表后,国际联盟根据《国际联盟盟约》第十五条第三项,希望中日两国达成和解.十九国委员会制定了一份决议草案,规定和解工作以《李顿报告书》为基础,邀请美国和苏联成立委员会,与中日两国一起进行谈判,并明确指出不承认伪满洲国.中国愿意接受决议草案,要求和解谈判不损害中国对东北地区的主权,并希望国联从速解决争端.日本拒绝接受该草案,排斥第三国尤其是美、苏两国介入和解谈判,且不接受《李顿报告书》,要求修改草案中与维持并承认伪满相违背的内容.国联内部,以英法为首的大国从自身利益出发,企图以绥靖政策安抚日本,促使其接受国联的调解;一些小国则希望国联将日本作为侵略国进行判决与处置.起初,在大国的主导下,国联对日本一再让步.但日本政府采用"焦土外交"策略,坚持要求国联完全采纳其对决议草案的修改意见.国联判断日本无意和解,态度转向强硬,询问日本是否会坚持伪满独立.日方作出肯定回答,最终使国联放弃和解工作.国联主导下的中日和解,是在最低限度维持自身权威的前提下,寻求对日本妥协方案的过程.日本坚持既定侵华政策,破坏集体安全机制的根本原则,导致和解工作归于失败.     

日本退出国联后中国知识界对外交出路的探究与省思

1933年2月,日本宣布退出国联,致使中国诉诸国联的外交策略失去交涉对象,一定程度上宣告了国联外交的失败。此后,中国外交面临十字路口的抉择:联美、联俄、联英还是继续依靠国联抑或直接对日交涉?中国知识界对此做出了反应,纷纷撰文探讨中国外交的新出路。知识界关于中国外交出路的不同抉择,背后诠释的是对"弱国无外交"、"打倒一切帝国主义"等口号的深度省思。以历史的后见之明而见,其中的某些外交谋略成为日后中国抗战胜利外交层面的必备要素。     

九一八事变过程中日本侵华的军事外交二重唱

在九一八事变过程中,日本外交方针的变化及其与军部的配合,演出了一场侵华的军事外交二重唱.先是,日本关东军发动侵夺满洲的九一八事变时,日本外务省曾加以劝阻.继而,在军方的压力下,日本内阁屈从军部,为日本对中国的武力侵略辩护、掩饰.中国对事变的处置,采取"诉诸国联"的方针,而日本运用外交策略,破坏中国"诉诸国联"的活动,以配合日军在东北的占领,逼迫中国军队撤出东北,并骗取美国的姑息.这促使美国采取不干涉政策.     

"新史学"的宗旨:中国各界致李顿调查团呈文初解

每个时代有自己的"新史学".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国际联盟派遣李顿调查团赴中日实地调查.中国东北和关内各界纷纷呈文,表达对于事件真相、伪满洲国和中日冲突的看法,这些呈文现藏于日内瓦国联和联合国档案馆中.呈文构成了颇具张力的历史文本,大多数充满爱国主义热忱,标志着在纷纷攘攘的政局演变中,民族、国家的危亡,再次成为压倒性的时局主题和国家中心话语.呈文影响了李顿调查团的结论,进而影响了中日关系和东亚局势演变.其强劲的民族国家立场,体现了梁启超期待已久的"新史学"的宗旨.     

九一八事变后国联外交与国民政府对日政策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国民政府最初采取不抵抗政策,寄望于国联等外部力量阻止日本侵略。英法主导的国联有意联合美国,将中日冲突控制在一定范围之内,避免波及其自身利益。各方围绕日本撤兵问题展开的交涉,以及国联陆续出台的三次决议,并未能阻止日军的侵略,这促使国民政府逐步认清了国联的作用和局限。在日本罔顾国联决议、继续扩大侵略的情况下,中国国内掀起反侵略浪潮,国民政府认识到中日问题非经决战不能解决,其对日政策开始向“一边抵抗,一边交涉”转变。     

拥抱国际主流社会:蒋介石的对日外交战略

正一、前言战后的1951年,日本首相吉田茂于外务省主持"战前日本外交总回顾"的一连串内部检讨会议中,将退出国联视为战前日本外交"走入歧途"的第一步,认为退出国联,不啻自绝于国际社会;不能与主流国际社会同步的日本,自然陷于被孤立的命运,能寻找到的奥援,只剩下和日本同等命运,同样被国联唾弃的德、意两国。日本之所以于1936年与德国签定《日德防共协定》,1940年再组日德意三国同盟,无疑反映此一时代背景。日本既然步入歧途,仿若过河卒子,自认惟有孤注一     

论“九一八”事变张学良执行不抵抗政策的原因

"九一八"事变张学良奉行不抵抗政策的原因绝不是"听命中央"而是想保存实力,寄希望于国联的调停。张学良与日本政客有暗中交易,希望通过收买日本政客,进而放缓或者阻止日军对中国东北的侵略也是其奉行不抵抗政策的原因。     

九一八事变后国联与中日的外交二重性评析

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和日本在国际联盟展开了针锋相对的外交斗争。这一斗争,又牵涉到与欧美列强的关系,实际上形成了三角外交。这种外交格局,关系极为错综复杂。但过去电学界评价国联在九一八事变中的外交作用时,多指责它实行绥靖政策,甚至说它完全袒护日本,是日本侵略中国的“帮凶”。近年来对它的评价有了改变,认为国联对日本的态度逐渐强硬,步步紧逼,不应过于强调英、法等大国左右国联的作用。     

接待与政治：李顿调查团的中国关内之行

1932年,国际联盟李顿调查团赴中国实地调查九一八事变真相,在上海、杭州、南京、北平等地受到中国各界的热情招待。国民政府与日方一样,在细致接待的同时,向调查团全面表达己方的政治诉求,希望影响其立场。但殷勤的接待并没有改变会谈过程中调查团的严厉苛刻态度,而调查团亦在繁复的调查过程中按照自己的逻辑和路径确认众多关键事实,做出情理之中、意料之外的政治判断。李顿调查团的关内之行,体现了国民政府时代外交的姿态和面相。     

国联调查团的来华及其颠倒是非的报告书

一“九一八”事变爆发,蒋介石一面下令东北驻军不准抵抗,一面即于1931年9月21日,即事变后的第三日,向国际联盟提出申诉,企图借此掩饰其出卖祖国领土的罪恶行为,从而逃避中国人民的谴责。而在实际上,这个行动乃是在美英帝国主义控制下的南京国民党政府企图把东北从日本独占的形势下向国际帝国主义作公开的拍卖。“九一八”事变爆发时,美英法等帝国主义国家基于反苏反共的立场,自始就对日本帝国主义采取縱容和漠不关心的态度。美国并非国联会员国,但在远东问题的处理上,没有美国的参加,国联不可能采取任何行动。因此,国联在接受国民党政府申请后,立即要求美国合作。美国一面复允国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