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论秀才

对于秀才,毛泽东说：“古人说,秀才造反,三年不成。我看古人说少了,光靠秀才,30年,300年也不行。”“因为这些秀才有个通病：一是说得多,做得少。向来是君子动口不动手。二是秀才谁也看不起谁,文人相轻嘛。秦始皇怕秀才造反,就焚书坑儒,以为烧了书,杀了秀才,就可以天下太平,一劳永逸了。可以二世、三世的传下去,天下永远姓秦。结果呢？结果是‘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是陈胜、吴广、刘邦、项羽这些文化不高的人,带头造反了。”     

论两税法的确立及实施

中国历史上的赋税制度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演变过程。在封建社会,租庸调制、两税法、一条鞭法、摊丁入亩都是里程碑式的制度.这些制度都在一段时间内运转,在国家的经济生活中起到很重要的作用。本文探讨两税法确立的背景、内容及在唐朝短暂实施的情况。     

论三晋制度对秦国的影响

从战国初期开始,迫于魏国的军事压力,秦国为了富国强兵,不断地从三晋地区引进先进的制度,它仿效魏国建立户籍制、郡县制,改革田制、家庭制度,实行军功受爵制,废除世官制等。通过引进这些制度,秦国顺利地实现了向新型中央集权制国家的转变。而三晋制度之所以能够对秦国产生影响就是因为经过春秋时期二百余年的制度变迁,三晋地区的国家早已实现了这种转变。     

也论新疆“三七政变”

"三七政变"由樊耀南及拥护他的新进派势力所发起,杨增新的牵制政策导致保守派作为制衡力量卷入其中,两股政治力量对决的结果是金树仁的最终胜出。新疆的政权更迭,为国民政府统合新疆提供了契机,而这场政变实质上是受隐伏于新疆社会深层的现代化革新的欲望所驱动。     

从乾隆建阳田赋案论清代的赋税管理

清代赋税日常调整及决策机制是清代赋税政策趋向的重要体现。在清代前期的多次赋税调整中 ,乾隆元年 ( 1 73 6)对于福建建阳县田赋案 (私自降低征收标准 )的处理 ,就赋税征收额度和范围确立的依据、赋税征收与民众生活安定的关系等问题 ,提供了生动的案例说明。分析表明 ,清朝的赋税管理实际上是在中央严格的原则和地方的灵活应对之间进行运作的。     

政治阴谋的牺牲品——再论圣殿骑士团覆灭的原因

在中世纪基督教世界一度兴旺的圣殿骑士团,最终的命运相当悲惨。它的衰亡同十字军东征的失败有直接关系,但真正的原因是王权对教权的挑战和进攻。本文将分析法国国王腓力四世颠覆圣殿骑士团的真实动机,力图展现近代欧洲集权国家兴起的过程即是政治与教会的冲突过程,借以说明政教之间的复杂关系。     

论袁世凯在“壬午兵变”与“甲申政变”期间的作为

作为中国近代史上的重要人物,袁世凯一向为人们所诟病,几乎成为邪恶反动的化身。但"辨证法要求对每一个特殊的历史情况应作具体分析"。[1]综观袁世凯的一生,其崛起的起点是在朝鲜,本文通过对"壬午兵变"和"甲壬政变"的考察,旨在探明袁世凯所展现的杰出政治军事外交才干和过人的胆识,折射出以后袁氏当国的一定历史必然性。也指出作为中朝宗藩关系坚定的拥护者和执行者,袁世凯所为在一定程度上捍卫了中国的东方防御体系,抵制了列强特别是日本对朝鲜的野心,为中朝两国赢得了十多年的相对和平。     

饶宗颐的“三重证据法”及其实践——论饶宗颐古史研究的贡献

饶宗颐最初与古史辨派阵营有较多接触,后来他的古史观发生改变,转而反思疑古运动存在的问题。饶宗颐的古史研究,旨趣近于“罗王之学”,走的是“新证”一派的道路。在王国维“二重证据法”的基础上,饶氏将出土材料分为有文字材料与无文字材料两种,提出“三重证据法”及“五重证据法”。饶氏致力于通过传世文献、出土文献及考古遗存等材料进行古史重建。他重新思考古史的时代框架及其传说流变,并就古地理开展了一系列新的讨论,体现了对“三重证据法”的实践。     

论志愿者的三重境界

人生的三重境界在某种程度上阐释了成功之道的普遍规律,以人生的三重境界为基础,衍生于志愿者的三重境界:出于本能的志愿、寻找平衡的过程和迷失后的返璞归真。     

饶宗颐的“三重证据法”及其实践——论饶宗颐古史研究的贡献北大核心CSSCI

饶宗颐最初与古史辨派阵营有较多接触,后来他的古史观发生改变,转而反思疑古运动存在的问题。饶宗颐的古史研究,旨趣近于“罗王之学”,走的是“新证”一派的道路。在王国维“二重证据法”的基础上,饶氏将出土材料分为有文字材料与无文字材料两种,提出“三重证据法”及“五重证据法”。饶氏致力于通过传世文献、出土文献及考古遗存等材料进行古史重建。他重新思考古史的时代框架及其传说流变,并就古地理开展了一系列新的讨论,体现了对“三重证据法”的实践。     

论古代文艺学的主神重形传统

本文针对学界关於古人“重神轻形”的传统见解,提出古代文艺毕的基本形神观是“主神重形”。首先考察古代思想史上的形神论,认为其中已贯穿着重神而不轻形的观念,为文艺学史上“主神重形”的形神关系学说奠基。其次分析束晋顾恺之及其後画论家的主神重形论,强调其在文艺学史上主神重形论中的导夫先路作用。最後讨论古代形神关系研究中的有关问...     

论张炎“文化遗民”心态

文章从文化批评学的视野,以文化为切入点,分析了宋末词人张炎所处的历史文化背景和生平经历,认为宋元文化的差异形成了新旧文化的突变,而张炎因为对宋文化的重恋情结,故而成为宋文化的传承者,即“文化遗民”.了解此心态后再来诠释其作品,方可得其要旨.     

论意识二重性的形成及其意义

人类在进行自觉实践活动的时候必须借助语言符号把自身需要与对象规律划分开来,于是就产生了对象意识和自我意识的分化。这种二重性对观念化形态有重大意义。意识的二重性在原始混沌的感性认识中就潜在地影响着观念运动,使用了符号进行反映之后,对象意识和自我意识有了借以区别的形式．本探讨了意识二重性与符号形式的关系,以及符号形式的化观念意义．     

从“理论批判”到“武器批判”——论伊朗“8·19”政变和“库姆事件”对知识分子的影响

伊斯兰革命有两支主力军,一支是以霍梅尼为核心的宗教势力,另一支是伊朗左翼知识分子和它领导的左翼运动.如果说,1953年的"8·19"政变导致知识分子的不满和愤怒主要限于国王对帝国主义势力的无耻依赖,出卖国家尊严的卖国行径,从而使知识分子开始放弃对巴列维王朝的忠诚的话,那么,1963年的"库姆事件"对知识分子造成的影响是使大批知识分子对国家的疏离感进一步加深,特别是青年学生进一步向"左"转,进一步激进化,进一步强化对巴列维王朝敌对情绪,加速他们走上武装反抗巴列维王朝的革命道路.     

“清浊”观与汉晋人物品鉴论

“清浊”是中国文化的基本命题.这一命题萌芽于气论,在两汉以“轻清重浊”构成审视天人关系的基本视角,又在汉晋人物品鉴中得到广泛应用,逐渐定性为“清贵浊贱”的依据,被确立为分辨优劣的重要标准.之后,受到“文如其人”观念的影响,“清浊”成为文学品评的理论命题.     

志贺重昂《日本风景论》简析

《日本风景论》是日本近代国粹主义代表人物志贺重昂的代表作,也是日本近代名著之一。在书中,志贺重昂试图通过展示日本特有的地理环境所带来的“洵美”风景来表明日本的景色乃至国民性堪称“卓绝万邦”,并进而表现出了日本民族优越意识、对近邻国家的轻蔑之情,以及殖民扩张意识。     

论抗战后期中英处置香港问题之方略(1943—1945)

从1943年1月中英新约签订之后到1945年8月英国重占香港之前的两年又七个月是决定香港命运的关键时期。新约签订后,中国并未因此在香港问题上放弃努力,外交上接受罗斯福的建议,拟将香港列为"自由港"以换得主权;军事上则制定了从曰军手中夺取香港的作战方案。与此同时,英国成立了"香港计划组",其工作的重点是在中国军队攻占香港的前提下如何实现重返香港。由于英国态度强硬,中国的外交努力未能奏效。1944年开始,曰军在中国大陆的一系列作战延迟了华南战场的战略反攻,日本的突然投降又使得攻占香港的军事行动未及实施即告终止。而英国殖民地部和军方积极筹谋,在日本即将宣布投降之前,派遣舰队登陆香港的决策实质上巳基本形成,英国为实现重占香港迈出了最关键的一步。     

史料的尽量扩充与不看二十四史——民国新史学的一个诡论现象

北伐前后史学研究中曾出现“史料的广泛扩充”与“不看二十四史”这两种倾向并存的诡论现象 ,本文即以这一长期为学界忽视的现象为中心 ,探索当时新旧史学见解歧异之所在 ,特别注意考察这一现象与疑古倾向、“二重证据法”的关联。当时新派学者刻意扬弃正统而注重异端 ,形成一种从边缘重写历史的倾向 ;他们为进入世界学术之林 (即“预流”)并与西方争胜 ,而更多关注西方汉学家重视的研究领域和材料 ;这些因素都直接间接影响到学者的史料观 ,既极大地扩充了史料 ,也导致轻视常见文献的取向 ,影响相当广远     

论八旗诗歌重性情的特点 ——以杨钟羲《雪桥诗话》为中心

八旗诗歌是指由旗籍诗人创作的诗歌,具有鲜明的重性情群体趋向,即:重视自然性情,讲求性情之真,追求性情深厚.但整体重性情的特征并不能遮蔽各位作家性情的差异性与多样性.八旗诗人重性情特征既根植于群体的文化、群体性格,又是统治者大力提倡、借鉴先进的汉族文学传统与文学理论的结果.在这一过程中,重要学者提倡与高层推动功不可没.以八旗作家杨钟羲《雪桥诗话》为中心来探讨八旗诗歌重性情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