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蔡

本文通过字形的比较分析,考证了“蔡”以及与之相关的一批字的演变过程,具有一定的启发性。     

康乾时期“漳浦蔡”的两个“太子太师”

在苍茫的闽中腹地．坐落着一个有近二百人口的村庄——“漳浦蔡”厝。它位于福州闽侯县南通镇“十八重溪”的朝南山麓。     

《春秋左传注》蔡“邓”、楚“邓”辨析

春秋时期,以邓命名的地区概有2个:一个是蔡国邓地(简称蔡"邓"),一个是楚国邓县(即古邓国,简称楚"邓")。《左传》鲁成公九年(前582年)载:"郑伯会楚公子成于邓。"关于此条记载,杨伯峻指出郑、楚两国相会之邓为楚"邓"。但通过对蔡"邓"、楚"邓"地望的准确界定,并结合对春秋时期晋楚两国争霸形势及楚国会盟人员公子成身份的详细分析,可以断定杨伯峻的考释有误,鲁成公九年郑、楚相会地点当在蔡"邓"。     

乾隆时期福建禁教考论

本文依据清宫档案、传教士书简以及相关文献资料,详细疏理了乾隆十一年发生在福建福安地区而后波及全国的一起大规模禁教活动,进而考察了其中所折射出的福建一地的禁教情形以及清廷禁教之因.     

揭秘蔡孝义弹劾李宗仁案

1948年9月,国共内战正在激烈地进行中,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政权颓势明显,败局已定。那些动荡的日子里,南京物价飞涨,人心惶惶。街头时常出现学生、工人组成的“反内战、反饥饿”游行示威队伍。9月下旬某日,南京《中央日报》、《朝报》等报刊登出一则并不很引人注意的消息称：“中央监察委员蔡孝义女士交呈重要提案,弹劾李宗仁副总统种种罔顾党纪国法,营私舞弊情状……”     

乾隆十一年福安教案述論——以巴黎外方傳教會中文檔案爲中心展開

福安是明清時期中國天主教最爲發達的地區之一,也是教案頻發之地,而清乾隆十一年爆發的福安教案在中國傳教史上極具影響力。它不僅是中國天主教傳教史上第一次流血的教案,而且還促成了嘉道時期清政府在立法中訂立了對西洋人治罪的律令專條。這對中國天主教的正常傳播與發展産生了根本性的影響。以往對此事件研究者雖多,但由於資料、檔案屢屢披露發現,故以往成果多有偏頗。本文竭力綜合各類中西原始檔案,深挖全案的過程、原因及影響,以圖超邁。     

五四前后的蔡晓舟邓春兰

正今年是五四运动95周年。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有一员闯将,他不仅冲锋在前慷慨演说,还断指血书"誓死争取筹建安徽大学",他就是安徽合肥人蔡晓舟;他的妻子则是"首批北大女生"之一邓春兰。楔子:从水梓致"老棣"蔡晓舟的诗说起     

苏元春与永安教案

永安教案是1898年发生在广西永安州的一起宗教案件,法国传教士苏安宁及两名中国教徒被杀。苏元春为当时的广西提督,他对教案的发生有间接的影响,而对教案的处理起决定性的作用。     

苏元春与永安教案

永安教案是1898年发生在广西永安州的一起宗教案件,法国传教士苏安宁及两名中国教徒被杀。苏元春为当时的广西提督,他对教案的发生有间接的影响,而对教案的处理起决定性的作用。     

“特科”的蔡老板

上世纪30年代初,国民党政府法西斯化,蒋介石组织秘密团体“复兴社”(蓝衣社)搞特务活动。为了贯彻他们的行动纲领“攘外必先安内、安内必先剿共”———一面用兵五次“围剿”中央苏区根据地,一面以“中统”、“军统”破坏中共组织。中共地下党针锋相对,于30年代初期也加强了相应的组织。中共“三大”之后,上海工运中出现了工贼和叛徒,徐梅坤组织了特别支部特务小组,以李剑如等五个人专门惩治那些人。1927年徐梅坤不幸被捕入狱,周恩来亲自接手并改组了这项工作。1927年冬,成立“特科”,任务是三项:一、打入国民党军警宪特机构,侦察情报;二、…     

“青岩教案”策划者家史概述

……（咸丰）七年，战（江西）上高英冈岭，深入被围，左手受创，亡马，步战，他将驰救，得免。是投以少击众，毙贼千数。进攻临江，掘地道轰城，先登，再被创，贼死拒未下。援贼大至，启江议暂退，兴恕不可，日：“兵在精不在多，愿为前锋。”率所部直贯贼阵，贼张左右翼围之，后军望见兴恕旗指东麾西，贼皆披靡。夹击，贼大败窜走，遂复临江。     

清代前期的中铎与禁教中天主教的延续

中铎是指中国本土传教士。西洋传教士要把天主教输入中国,深知必须有土著人员的配合,因而重视中国神职人员的培养。如在中国本土开办初修院,在意大利开办中国学院,招收中国青少年信徒。中国教徒中的执着者,在洋教士的资助下进入澳门、周边国家地区和西欧各类教会学校,学习神学,成为修士、神父。教会与信徒两种力量结合,造就了中国神职人员。在清代前期的禁教环境下,中铎协助潜匿、潜入的西洋传教士在广东、福建、江苏、直隶、湖南、湖北、江西、山东、山西、陕西、甘肃、四川、云南、贵州、奉天等教区持续活动,延续了中国教徒的宗教生活,以至发展新教徒,使得中国天主教不绝如缕。从法显、玄奘到清朝前期郑玛诺、殷若望、杨执德等人的留学经历可知,中国早期的留学生均是以学习宗教神学为目的,亦是民间自发进行的,这种现象值得深入研讨。     

蔡噶亮 沪版“郭德纲”

问蔡噶亮在上海有多火?反正,上海开出租车的师傅都知道,上海滩有个“老滑稽”的人叫阿蔡。问蔡噶亮有多红?每天,他都要在家里接待至少一家媒体的采访。问蔡噶亮有多吃香?在上海本地电视上总能看到他的“大背头”,《百姓戏台》、《三人麻辣烫》、《家庭演播室》,后面的新节目还候着呢。     

1906年“南昌教案”研究

1906年的南昌教案是义和团之後的第一大案,在中国教案史上也有其特殊性。不仅因为有九名外国人被害,多处教堂、学堂及教民房屋被抢掠焚毁,结案时除惩凶、赔款,还处分了包括江西巡抚与两司在内的十多名官员;更因为前此教案皆民教相仇或者教与教仇,而朝廷命官（南昌县知县江召棠）在教堂身受重伤、随即死亡之事,“实为我国自有教案以来所未见”。以往的研究简单定性为帝国主义侵略,但真正起因却是地方大员玩法徇私,事发後又竭力欺上瞒下、弥缝推诿,不仅使南昌县令江召棠在列强与上司间两头为难,被迫走上绝路;更让清政府在外交谈判中处处被动,国侮权丧。     

“清江四案”“白银案”之前后

锦屏本地苗族木商向政府状告外省木商使用冲铅银两假币的诉讼案件。收集到的两件状词,一是道光七年（1827）由李荣魁带头起诉到贵州布政使司批转黎平府的公文,又由黎平府作出处理公告;另件是光绪十三年（1887）姜名卿等向黎平府递交的状纸。两起案件相隔60年,因为假银泛滥、受害深重后才产生诉讼,政府行文禁止后,仍禁而不止,所以少数民族的木商、林农和从事木材运输的农民工,受假银之害至少在80年以上。但从外省木商之滥用假币,折射出清水江木业之兴旺。     

剑阁“禁早婚”摩崖碑刻研究

婚姻自古以来就是人类社会生活中一项重要内容,而婚嫁是婚姻缔结的第一步。在中国古代王朝时期,婚嫁的时间节点虽然很少有明文规定,但在一些时期也出现了政府令和地方规定形式的婚嫁时间、年龄要求。在剑阁县发现两块明确规定了男女结婚年龄的石碑。文章以这两座石碑为例,对明代“禁早婚”制度进行了初步研究。     

曾国藩的“矛盾心态”浅析

曾国藩是晚清一个颇具争议的悲剧性人物,阶级与时代的影响、传统与近代的争夺,造成了曾国藩的历史双层性格。他既是传道求仁的"理学家",又是杀人如麻的"剃头匠";他有保国保皇的政治忠诚,但迫于局势又不得不师夷西方;"自强御辱"的理想可以激励他成就内政方面的伟业,但天津教案中"力保和局"的现实却不能帮助他逃脱民族纠纷的大劫。曾国藩的矛盾思想和心态是那个政治与民族文化心理都很滞后的时代的产物。他的悲剧,是晚清士大夫阶层中有识之士的群体悲剧,也是那个时代的悲剧。     

“大思政”教育教学模式中的“三环节”成绩考核法初探

学生成绩考核问题是"大思政"教育教学模式中的一个难题。以课堂教学为核心环节,把"大思政"教育教学形式分为三个环节,分别确定考核目标。可以提升"大思政"教育教学模式实效性、可行性,对学生起到良好的激励作用。     

北宋东京宫城“禁中”考论

北宋东京宫城西北部的“禁中”,是君主私人空间。此禁中自宋初以来不断调整、发展,其在绍圣四年（1 097）的门户,东为迎阳门、会通门,南为垂拱殿后门、需云殿后门、龙图天章宝文阁后门与皇仪殿门,另有延春阁门为禁中的西北部出口,其范围小于以往学界所认为的“内朝”或“禁中”。内朝诸殿阁与龙图、天章、宝文等阁,实际上处于北宋的禁中之外。学界对北宋“禁中”概念的模糊认知,既受到当时文学语言的影响,也受到北宋晚期特定语境下的“禁中”与制度化的“真禁中”混淆影响,更受到南宋人对北宋制度错误认识的影响。与唐代相比,北宋禁中是较单纯的君主生活区,政治功能减弱,最显著的特点即内朝被排除在外,这是北宋皇权强化与士大夫政治的双重体现。     

“■禁丞印”补证

秦封泥“□禁丞印”,文字经考证,应为“■禁丞印”。“■”同“玤”,地在秦汉时古渑池,春秋时期“玤宫”作为周王“离宫”,具备苑囿等可供游玩的职能。战国时期,秦国取得渑池后,将“玤宫”和苑囿提升到新高度,专门设立“玤禁”负责离宫和苑囿安全。随着秦朝灭亡,汉初革秦制,“玤宫”及附近苑囿最终被更名后的“渑池宫”替代了。四枚同文秦封泥的存在,是这段变革历史的见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