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阁臣何时取得票拟权

票拟之权并不是封建皇帝直接赋予阁臣的,而是特殊的政治环境使阁臣慢慢取得了票拟之权。本文详细论述了阁臣取得票拟之权的经过。     

相名、相业与君相政治思维:明人相论解析

明初废除相制以后,相臣、相国、相公等前代非正式的宰相称谓广泛存在于明人语境之中,明人关于相的文化体认依然清晰。明人以理想之相所应具备的相业、相体与相度等尺度品评本朝阁臣,功业与为相之道并重,徐阶与张居正等人因之所获评价不同。总体来看,明人在有相之历史记忆与无相之现实环境之中形成了独特的君相政治思维,之所以存在相之价值如何、阁臣是相与否等种种争论,表明明人在废相之后的无所适从。然而相臣可议,相制却是不可触碰的政治禁忌,明人在政治思维与实践层面皆未能突破"阁臣类相"的桎梏,未能发明出彻底解决行政中枢权责游移的调适之道,阁臣终究难于自处,这是晚明政治困局的重要致因之一。     

明代殿阁大学士非阁臣代名词

在明代 ,殿阁大学士与阁臣之间有一定的联系 ,但绝非等同关系。然而学界至今将两者混为一谈 ,或以殿阁大学士代指阁臣 ,或把阁臣直呼为殿阁 (或内阁 )大学士 ,如 :安徽教育出版社 1 991年版徐连达主编的《中国历代官制词典》 (第 6 3页 )在“大学士”一词中言 :“明成祖朱棣即位 ,命以翰林院编修等官入值文渊阁 ,参预机务 ,称为内阁大学士。”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1 992年版俞鹿年编著的《中国官制大辞典》 (第 2 2 8页 )对“内阁大学士”一词的解释是 :“大学士以所系殿阁衔为正式官名 ,因其在宫城内的内阁中办事 ,通称内阁大学士。”商务印书…     

相与非相的历史选择——明代阁臣官场处境浅析

阁臣是明代官僚群体中一个特殊的组成部分,在中枢权力链上处在原本属于宰相的环节,但制度并未赋予其相应的宰相的权责,其地位似相非相。官场处境被动、尴尬而微妙,进退之间受到祖制、皇帝、部臣、宦官及言路等的强力制约,始终无法达到或恢复前朝宰相的权力水平。     

明景泰朝辅政群体探析

正统十四年(1449)八月发生"土木之变",明英宗被瓦剌俘虏,宦官王振与内阁阁臣曹鼐、张益等辅政成员身死于役,致使明朝皇权和辅政群体的格局发生剧变。郕王朱祁钰被拥立即皇帝位即明景帝,于谦和王文成为辅政群体的重要成员,内阁阁臣陈循发挥一定的辅政作用,高层宦官金英、兴安也是景泰朝辅政群体成员,王直、胡濙等部院大臣则是辅政群体的外围成员。景泰朝辅政群体内部关系复杂,辅政地位差别大。在景泰朝辅政群体的这些变化中,皇帝和皇权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明代阁臣数考实

<正>内阁是明代政治制度史研究中的热点问题之一。从明成祖简用解缙、黄淮等翰林官员入值文渊阁参预机务时起,直至崇祯皇帝亡国,明代阁臣几何,学界说法不一,故有必要予以考述,作出准确统计。     

明文渊阁考

本文对明代南京文渊阁、北京文渊阁与东阁的地址及相关问题作了较为详细的考辨,指出明永乐年间南京文渊阁与阁臣入直的内阁不是同一地方,明代北京文渊阁的建置不断完善,不能将文渊阁东阁与左顺门南庑东阁混为一谈。     

中国古代内阁的出现

洪武十三年,明太祖朱元璋废除传承上千年的宰相制,确立集皇权与相权于一身的政体,由皇帝直接掌管六部政务。然而政务繁重,非皇帝一人所能应付。于是召用下级儒臣随侍内廷,协助皇帝处理日常文书。永乐年间,这种秘书班子衍化为内阁。内阁成员称阁臣,负责批阅奏章、起草诏令,为皇帝提供参考意见,称作“票拟”。皇帝同意后,用朱笔抄正,成为朝廷正式政令,称作“朱批”。     

《旧唐书》时日校补二则

读中华书局本《旧唐书》,发现有关历史事件时日记载互有矛盾处,今略作补正。1.唐太宗凌烟阁图形二十四勋臣时日。《旧唐书》卷三《太宗本纪下》记载:“(贞观)十七年春正月戊辰,右卫将军、代州都督刘兰谋反,腰斩。太子太师、郑国公魏征。戊申,诏图画司徒、赵国公无忌等勋臣二十四人于凌烟阁。”根据这条记载,此事当发生在贞观十七年春正月戊申日,但是,《旧唐书》卷六五《高士廉传》则记载:“十七年二月,诏图形凌烟阁。”这里记载的是二月,与《太宗本纪》不一致。究竟是正月还是二月?查阅《旧唐书》有关二十四勋臣传,多笼统言“十七年”而不…     

西汉帝师萧望之为何没成“社稷臣”

<正>萧望之（约前114年—前47年）,西汉名儒,汉宣帝时代“麒麟阁十一功臣”之一,在汉宣帝、汉元帝两朝深受重用,曾担任御史大夫、太子太傅（皇太子的老师）,又以帝师重臣身份辅佐朝政,名望权位都很高,但却没有修成正果,没有成为“社稷臣”,其原因何在？     

黄景昉的家世及生平补正——通过对《檗谷黄氏族谱》的利用

黄景昉为崇祯五十相之一,自编修以至宰辅,几与崇祯一朝相始终,同时也是崇祯朝阁臣中少数以致仕善终者。但是,由于相关史书记载的缺略,至今未能清晰地展现黄景昉在启、祯两朝的宦绩。《檗谷黄氏族谱》为檗谷黄氏家乘,对黄景昉的生平记载详备,通过对族谱的利用,可以补证黄景昉生平缺失之处,同时也能清晰地梳理出黄景昉的家世。     

贵阳的“四阁”

明清时期贵阳市的阁楼很多,尤其"四阁"较为出名。"四阁"分别是:老东门月城的文昌阁,威清门老城墙上的玉皇阁,普陀桥附近的灵官阁,省府路的皇经阁。贵阳曾经享有盛名的"九门四阁",如今贵阳市民对九门尚能数出大半,但"四阁"则一般只知道文昌阁而已。应当说,明清时期贵阳市的阁楼很多,只是这"四阁"较为出名。"四阁"具体是指文昌阁、皇经阁、玉皇阁、灵官阁。位于贵阳城内老东门月城的是文昌阁,     

明代文官荫叙制度考论

明代文官荫叙制度始定于洪武十六年,但定而未行,明初文官荫叙皆属特恩。明中叶后,逐渐形成以阁臣荫叙为核心、以三品京官考满荫子入监为主体的文官荫叙制度体系;与前代相比较,不仅缩小了文官的荫叙范围,而且把荫叙与官员考核相结合,把承荫者纳入国子监教育入仕的轨道,从而有效地弱化了传统荫叙制度的消极影响,在激励官员忠于职守和提高荫叙官素质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观澜阁记》考

上高观澜阁,建于清嘉庆二十一年（1816）,结构为三级八面双檐楼阁式砖阁,其在古代砖塔砖阁建造技艺上具有一定特色。1983年定为县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87年公布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观澜阁年久失修,内外破损严重,阁内木楼早已不见。1985年此阎维修竣工,登楼发现晚清上高文学家李祖陶为建阁而撰文的《观澜阁记》石刻。碑刻青石料,楷书阴刻。字迹秀丽端庄。宽1．20、高0．60米,共有997字,每字1．5厘米见方。碑文对观澜阁建造起因、兴建始末、阁的结构、筑阁开销、阁成景观等,—一作了详尽记述,并对日后建书院、育人才提出了很好…     

内阁相否?——明人内阁话语解析

"内阁相否"是明代一个突出的政治话题。与明亡后的制度检讨不同,明代以外朝官员为主体的持论者,把心目中认为理想的内阁,与以往朝代的丞相制度相比照,得出"内阁非相"或"内阁为相"的结论,作为一种"他者"话语,这带有更多改变现状的意图。其中的矛盾性源于内阁权力与职责相割裂的制度特征。这一制度特征与持续百年的他者话语一起,深刻影响了明代内阁的政治演进和阁臣对于"内阁相否"的自我认知。     

西苑与明嘉靖朝政治

明世宗常居西苑始于嘉靖十八年,与"壬寅宫变"无关,而且宫变就发生在西苑仁寿宫。跟随皇帝入直西苑者有亲信文武大臣、司礼监系统的宦官及中书官。文武又可分为勋武臣、亲臣、阁臣及尚书,特别是礼部尚书,他们是此期的政治核心层。文武中各类人物有显著的前后接替关系,表明世宗一直着意维系此格局。这种核心圈的构成,与明代其他时期不太相同。世宗迁居后的核心政治空间一直是中海西岸仁寿宫所在区域。入直的文武及中书官居于仁寿宫南门外的无逸殿,仁寿宫和无逸殿被围成一个相对独立的地理空间,通过面东的迎和门与外界沟通。内外廷沟通路线随之调整:千步廊各官署官员多经授权入西苑门,横渡太液池至仁寿宫迎和门,于此交接本章或承旨。     

台湾藏《文汇阁〈四库全书〉目录》抄本考

台湾藏《文汇阁〈四库全书〉目录》抄本是现存唯一一份文汇阁《四库全书》书目。通过考证文汇阁库书相关史实和历任董事生平,可判断其底本成于嘉庆年间,出自文汇阁首任阁董谢士松之手,历经谢氏家传,渊源有自,至道光、咸丰间得抄手转抄,传留于世。此抄本对于学界了解文汇阁《四库全书》的变迁,探讨文汇、文宗二阁的密切关系,解决《四库全书》研究中的疑难问题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文献价值。     

虎臣与赐臣

西周时期的虎臣有官员、士兵双重内涵。虎臣分左右、正侧,是周王朝征伐、抵御外敌的重要军事力量。西周金文中屡见赐臣现象。西周时期的被赐之臣主要来自周以外的地方,外地的进贡、致送是其主要来源。赐臣的地位低下,且有家、夫的差别。赐臣是西周时期自上到下的一种普遍现象。     

《宋史》误校一例

中华书局标点本《宋史·勾龙如渊传》:“祠臣曾开以老病辞不草国书,帝欲用如渊代之。”“祠臣”,为“词臣”之误。词臣,文学侍从之臣。祠臣,奉祀之官。曾开司“草国书”之职,而非奉祀之职,所以     

“九门四阁”话沧桑

贵阳民间对旧贵阳城有“九门四阁”之说。“九门”者,指九座城门,“四阁”者,指四座著名阁楼(实际上老贵阳城远不止四座阁楼)。这些城门和阁楼虽是封建社会的旧物,但见证了贵阳几百年的历史变化,现在已是九门已无门,四阁存一阁。有谁不爱家乡?贵阳人都想了解家乡的过去,不少人询问“九门四阁”的来龙去脉;所以,讲讲“九门四阁”的沧桑,还是很有益的。